唐五代逐臣贬谪文学研究：诗歌题材扩展与情感深化

第二节　诗歌题材的扩展与情感的深化

神龙年间的这次贬谪，既给沈宋等诗人带来生活经历的重大转折，也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在其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除了贬谪时期沦落边荒外，神龙逐臣多数时间都居官京城，频频出入宫禁，交通显贵。活动地点局限在以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中原一带，接触到的只是世间百态的有限层面，诗中涉及的环境、景物颇为狭窄、有限。如李峤《咏物诗》百首，所咏日月星辰、风云雨露、金银珠玉、琴棋书画、钟鼓刀剑、奇鸟吉兽等人间物象虽种类繁多，但涉及的生活层面并不宽广。简而言之，以宫廷应制为主，精美的皇家园林，豪华的宫廷气派，此家楼阁、彼家亭榭的描摹歌咏，成为他们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

神龙年间的贬谪把他们骤然抛掷到千里之外，从荣耀的顶峰堕入耻辱的谷底，由热闹繁华的京都流落到险山恶水、炎热潮湿的岭南，生活环境、人生地位的剧烈变化不能不在诗人心中激起巨波狂澜，并在诗歌中呈现出来。较之宫廷时期，他们的诗境得以大大拓宽。写景抒怀、思乡送友、游山参禅等都成为诗歌的常见题材。困厄的人生遭际、险恶的生存环境也拓展并深化了他们的心理空间。贬程的艰危、异域的风物、内心的忧恐不平，都写得真切动人。

诗歌以贬谪为题材，并不自神龙逐臣始，但如此集中的大量出现，在诗歌史上却是第一次。初唐百年诗坛，在《全唐诗》存有作品的220余位诗人中，绝大多数为帝王后妃、宫廷文臣，不在此列的亦仅王绩、四杰、陈子昂、刘希夷等人，仅1/10左右;而就诗歌内容而言，亦以宫廷诗占多数。那些生活优渥的宫廷诗人要用诗去歌功颂德，唱和应制，因此其作品又大都带有浓厚的富贵气息，缺少个人情感与社会内容，而成为雍容华贵的妆饰品。性情贫乏，风骨不扬，缺少气势，规模局促，这是初唐诗歌与盛唐诗歌的主要差距。神龙逐臣的贬谪诗歌则在性情的抒发上前进了一大步，使诗歌渗入了更多的个人情致，具有深沉的感人力量。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方回编选《瀛奎律髓》，因“迁客流人之作，唐诗中多有之”而于卷四十三别立“迁谪”一类，且以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诗冠于卷首，这正是对神龙逐臣于此类诗歌题材之开创意义的肯定。闻一多称赞四杰的历史功绩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7]单就贬谪诗而言，沈、宋、杜审言等人的作品同样反映了唐诗由宫廷走向现实生活和个人情致的历史发展趋势。

对山水诗的发展同样是神龙逐臣贬谪诗歌的重要成就。

山水诗的大量兴起在南朝，大小谢是其代表人物。作为第一个集中精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谢灵运主要是对自然山水作精雕细刻的客观描绘;谢灵运之后，谢脁也创作了部分山水诗，但不同于大谢的单纯刻画摹写，而是在山水中渗入了主观的情思与人生感悟，语言更加清新流美。这种写法后来影响到阴铿、何逊等人。初唐四杰将诗歌题材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将自然山水与羁旅宦游情怀结合起来，使山水诗增添了新的情感内涵。神龙逐臣的岭南贬谪经历，更为山水诗创作添加了新的质素。

从外部空间来看，谢灵运主要描绘的是东南永嘉、会稽、彭蠡等地山水;谢脁主要着眼于建康、宣城一带山水;阴、何的山水诗也主要表现江南景致。初唐四杰虽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但岭南山水大量进入诗歌领域则自神龙逐臣始。检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以发现:初唐以前，涉及岭南的诗作很少，少数送别之作提及，也多出自想象，而非身临其境。南朝陈代诗人江总、苏子卿、阴铿虽对岭南风光有所涉及^[8]，但仅只言片语，且流于一般化，难以给人深刻印象。王勃曾南行省父，但也未见有岭南诗篇。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从沈、宋、杜等神龙逐臣开始的，正是贬谪，使他们把荒蛮的山水与高度规范的诗体一同带入诗坛。

岭南天气炎热，雨水淫多，四季转变、风俗物产都与诗人们熟悉的中原相去甚远。在贬谪生活中，这些迥异于此前经验的物色既吸引了逐臣的目光，也加深了他们的内心焦虑，并成为其诗歌反复吟咏的对象。如杜审言《南海乱石山作》写乱石山的高危精异;宋之问诗中，岭南广界寺、逍遥楼、舜祠、粤王台等名胜古迹一一得到呈现，《发藤州》等纪行诗描述在崇山峻岭、藤蔓纵横中行进的艰难;沈佺期《自乐昌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将一路的险恶山水表现得触目惊心，而州所作近10首，记风土人情，几乎可谓唐时“州地方志”，颇具史料价值。就岭南风物而言，在沈佺期笔下，中原难得一见的椰子是“丛生雕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宵露，碧叶四时春”(《题椰子树》)。在杜审言笔下，交趾一带气候殊异:“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旅寓安南》)。在宋之问笔下，岭南的气候则是“日夜清明少，春冬雾雨饶”(《早发韶州》)，“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入泷州江》)，潮湿多雨、炎热蒸腾，与北方的干燥凉爽截然不同。岭南在唐代还是所谓的蛮荒之地，是中原人很少知悉的领域，神龙逐臣来到这片土地，通过诗笔，把祖国东南隅诸多神秘物象、风土人情展现到世人面前，既使诗歌呈现出奇异色彩，又给后人留下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这无论从文学还是史学角度看，都是很有价值的。

与上述题材的扩展相比，神龙逐臣在深化诗歌情感上所作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宫廷时期，沈宋等人以供奉帝王为职，具有明显的御用性和依附性，其诗作多为宫廷应制、奉酬迎合，宛如宫廷建筑的雕龙画凤，是一种装点陪衬。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装饰性的要求压抑并萎缩了诗人的个性。因而在宫廷诗中，无病呻吟的伤感、恭谨的敬畏、迷惑不定的情绪较为普遍，诗歌虽雅致庄重却缺乏鲜明的个性，声色有余而性情不足。然而，贬谪造成的命运转折使他们的创作在性情与声色的结合方面较之初唐其他作品都发生了长足的进步。遭贬时期的特定环境、心态，使得诗人渐渐剥下宫廷时期的面具，直面惨淡人生，而内心波浪翻涌的情感既无须遮掩，亦难得遮掩，必须一吐为快，从而导致其诗作风貌不能不发生大的变化。

诗歌情感的深化，突出表现在神龙逐臣思乡怀归的一些作品中。如宋之问《度大庾岭》:(www.xing528.com)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在中原与岭南交界的大庾岭踯躅，停轺望家，期盼回归。颔联二句，借南飞之鸟与北枝之花，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南行的惶恐不安和对乡国的深深依恋;尾联二句，更借贾谊之事以自喻，将殷殷盼归之心和盘托出，颇具动人力量。

再如其《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首句写空间的阻隔，次句写时间的久长，都在为诗人的盼归心理作铺垫;而到了第三句，本应是近乡情更“切”才对，可作者却偏偏用了一个“怯”字!一字之别，便将逐客还乡时惊、惧、忧、喜相交织的复杂情绪，将贬谪中承受的沉重精神负担和还家途中矛盾复杂的心理，都深细委曲地展示出来，极耐人寻味。

宋之问两次放逐岭南，终至被杀，后半生多在动荡漂移中度过，故所作尤多悲戚声情，像“客泪常思北，边愁欲尽东”(《钱江晓寄十三弟》)、“故园长在目，魂去不须招”(《早发韶州》)、“谁言望乡国，流涕失芳菲”(《早入清远峡》)等，“莫不表示出迟暮投荒，徘徊欲泣的情绪来”^[9]。

再如韦承庆《南中咏雁诗》: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

被放逐到万里之外的南方，春天看见大雁掠过天空，向北方飞去;遥念北方乡国，归程遥遥无期;惨遭放逐，人不如雁，心中无限酸楚，却只凝聚到一句:“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寥寥十个字，包含了哀怨、忧愁、绝望种种复杂情绪，感人力度远胜那些华美、雕琢的宫廷应制作品。

另外，沈佺期到达州贬所后作有《答魑魅代书寄家人》，以答魑魅问的形式抒写贬谪的苦闷，不但构思奇特，情感更是悲愤激越，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