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是唐代政治风云颇为激荡的时期。从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永徽六年(655)唐高宗废王立武、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到神龙元年(705)中宗复辟[1]的短短八十年间，历经五帝(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和多次重大政治事件。每一次政局动荡都会有一批臣子遭贬，而在武则天执政时表现尤为突出。
武则天初为太宗才人，后为高宗昭仪、宸妃，进而为皇后，高宗死，临朝称制，最终废唐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女主。自显庆五年(660)冬十月[2]，高宗政归武后，直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唐，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朝廷政治、文化政策与唐初武德、贞观乃至永徽、显庆年间相比，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则天执政的50年，志宏贞观，政启开元，对唐前期的繁盛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口数量也大大增加。据载，永徽三年(652)，官方统计的全国户数只有380万户，而到武后去世的神龙元年，户数已增至615.6余户[3]。可见，武后治下全国人口增加近一倍。与此同时，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对平民大众而言，这是个太平之世。但对与政治紧相关联的士人而言，这却是机会与杀机并存的年代。
为了创建并巩固帝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武氏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并逐渐破坏传统的“关中本位”政策，大量擢拔庶族寒士。显庆四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等按武后意，“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品官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4]，这就打破了士庶界限，使得庶族寒士有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从科举取士情况看，高祖朝年均取士3人(其中进士科2.9人)，太宗朝年均取士9.91人(其中进士科8.91人)，高宗朝(武后主事)年均取士21.79人(其中进士21.06人)，武周时期年均取士29.14人(其中进士25.33人)[5]。相比之下，武后柄政时科举取士人数开始大增。另外，天授元年二月，武则天主持了贡士殿试[6]，开启了此后殿试制度的先河。此时参加科举考试的固然仍有许多士族子弟，但是越来越多的庶族寒士通过这一途径进入政权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东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体制下，庶族寒士少有显达的机会，即使到了唐初的高祖、太宗朝，关陇贵族把持朝政，勋旧占据核心统治层，庶族寒士仍然机会有限。显庆、龙朔中，武后对科举取士的重视激发了庶族寒士的仕进热情，也为其营建了晋身之阶，一批关陇集团之外的破落士族和庶族寒士逐渐进入到核心领导层。此后，庶族寒士就成为高宗、武后朝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群体。以诗坛为例，据《全唐诗》作者小传粗略统计，武德、贞观诗人中，出身士族者26人，约占总数的60%，庶族寒士只占40%强，其中由科举入仕者仅5人。而永徽至景云的诗人中，出身庶族寒士的占近87%，而由科举入仕者即达82人，约占此期诗人总数的56%[7]。可见，在武后柄政之后，由科举入仕的庶族寒士逐渐成为诗坛的主要力量。
尽管庶族寒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刻面临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来自柔弱多疑的高宗。王夫之有言:“夫高宗柔懦之主也，柔者易以合，然而难以离也。乃合之易而离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8]面对如此君主，臣下难以得到坚定的支持与信任，即使位高权重者，也难免获罪于旦夕之间:“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书令仆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辅相之任，为国心膂者也，而乍进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进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无有一人为高宗所笃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贱，于此极矣。”[9]加之显庆五年后，君权旁落，汲汲于功名的士人不得不把眼光转向掌权的武后。(www.xing528.com)
武则天柄政，虽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同时又因自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宗室大臣多有不服，欲凭借杀戮威吓天下，故制定了严密的监察措施。先是在朝堂设立铜匦，以受理天下密奏。史载:“(垂拱二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10]继开“风闻奏事”之风，“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11]。任何人都可以告密，并能得到赏赐，奏事者不负虚罔责任，甚至有大字不识的无赖靠诬人谋反当上了朝散大夫、侍御史[12]。于是告密之风四起，以至于“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决曰‘未知复相见否?’”[13]
此外，武则天还大量任用酷吏，比如有名的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都是武则天朝臣，他们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朝士们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的现象屡见不鲜;周、来等人又使用残酷的手段刑讯逼供，每审一人，被牵连者众多。这当中固然也有一些罪有应得者，但更多的人是宫廷较量的无辜牺牲品，正如时任麟台正字的陈子昂上疏所说:“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究竟，百无一实。”[14]何况，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善恶本来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故后人对这段历史感叹曰:“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15]
在这种环境下，满怀仕进热情的士人屡遭贬斥。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垂拱元年(685)，蹇味道左授青州刺史，王德真流象州。垂拱四年(688)，霍王元轨配流黔州，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永昌元年(689)，纪王慎流于巴州，韦待价配流绣州，李昭德左授南宾县尉。证圣元年(695)，豆卢钦望、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并左授赵、鄜、集、绥等州刺史。圣历三年(700)，吉顼配流岭表。大足元年(701)，张锡配循州。长安三年(703)，魏元忠左授高要尉。长安四年(704)，宗楚客左授原州都督。武则天逊位之后的神龙年间，也有大批士人因依附武氏宠臣张氏兄弟而遭贬(这次流贬的一批诗人正是本编的研究对象)。翻检这段历史，时常有被逐者的身影伴着险山恶水在眼前闪过，贬途的颠沛流离、贬所的瘴气氤氲、贬谪期间来自多方面的心灵折磨，让人想来不寒而栗。这些狰狞的政治迫害与惨烈的人生遭遇，使得当时士人往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不免委曲求全。忠直如狄仁杰、张说，在武后朝也曾或迫于酷吏淫威而自诬，或屈节事张易之之徒，表现出懦弱的一面[16]。
就整体而言，武后朝以及后来中宗朝的士人无论人格还是处世态度都不免卑琐、谄媚，既不如早些时候的四杰及同一时代的陈子昂刚健、耿直;更不像后来开元诗人那样自由、洒脱，这除了与各人品格有关外，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从这种背景来看下文将要重点涉及的神龙贬谪诗人，或许能多一分态度上的客观和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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