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前文对高祖至哀帝朝各个时期贬官情形的考察，以及相关定量分析可知，历时久、人数多、分布地域广，是唐五代贬谪的基本特点。就时段来看，中、晚唐是贬官人数最多的时期;就地域来看，南方较之北方，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较之其他诸道，流贬人数更为集中。如果联系唐五代的社会政治，进一步探究不同时期贬谪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的社会政治因素，还可发现: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乃是导致流贬者大量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和颇具普遍性的规律。
一、朝代更迭
自高祖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始，唐代的皇位继承就没有遵循嫡长制。诸子争立，东宫废立无常，“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1]。太宗时期，东宫储位即屡经废立。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位，太子废，改立晋王治，复又欲立吴王恪。至高宗武后朝，历忠、弘、贤、显、旦、显，储位六易其主。中宗朝历重俊、重茂，睿宗朝历成器、隆基，玄宗朝历瑛、亨，皆后先仿效，变化无常。可见唐时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2]。皇权继承的无固定性，对朝局的稳定及朝士命运的升降所带来的影响，大略有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东宫地位不稳固，“太子之嗣位亦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3]。另一方面，东宫地位不稳固，也容易起觊觎之隙。而有能力与太子争位者，才识声望多非凡庸之辈，也都有拥戴之腹心朝臣。皇位继承动摇不定，“朝臣党派活动必不能止息”[4]。如贞观中承乾太子与魏王泰相争，“时魏王泰有美名，帝爱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惧废，与泰交恶。泰亦谋夺长，各树党”[5]。“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6]于是元昌、侯君集、赵节等之于太子承乾，岑文本、刘洎之于魏王泰，长孙无忌之于晋王治，皆各成党派。无论哪一方在争斗中败北，均牵涉一大批朝臣，流贬之祸也接踵而至。贞观十七年，太子与魏王两败，仅魏王一方而言，魏王泰“降爵东莱郡王，泰府僚属所亲狎者，皆迁岭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废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尝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左迁鸿胪少卿”[7]。朝臣既然难免分党参与储位之争，与权力核心之生死争斗相伴随的，自然是大规模的流贬之祸。
其二，由于东宫地位不稳固，倘遇情势逼迫，太子难免有铤而走险之念者。一旦事泄，参与其事者自抵死无疑，东宫属官亦难免贬黜，其牵涉面甚广。贞观十七年承乾太子事败，太子废为庶人，徙黔州，预事之汉王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官属张玄素、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皆除名为民，不复用”[8]。外官也有受牵累者，杜正伦流
州[9]，杜如晦子杜构以杜荷累贬死岭表[10]，李靖子李德謇坐善太子，流岭表[11]。因为罪名涉及反逆大恶，故打击面更大，或诛或贬，或流或黜，处置极严厉。高宗永隆元年，章怀太子贤以怀逆废，“党与皆伏诛”[12]，官属张大安贬普州刺史，刘讷言流振州，韦承庆出为乌程令，“坐徙者十余人”[13]。外官苏州刺史曹王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沂州刺史嗣蒋王炜除名，道州安置[14]。因为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武后夺权之意，故反逆罪名既成，则诛贬必然冷酷无情。
其三，新君于政变中既得大位，对先时别有拥戴者，必行贬黜，如开成五年武宗对李珏、杨嗣复、裴夷直、魏謩等人之贬。或被权奸藉以为口实，用来打击政敌，如建中元年杨炎贬逐刘晏及其党令狐峘、柳冕等数十人[15]，长庆四年李逢吉贬逐李绅及所善者庞亚、蒋防、吴思等[16]，皆是诬政敌别有所立以谮逐之。对新君而言，皇位来之不易，那些别有拥戴者，即便只是捕风捉影，也都可归入向时的政敌一类。据此可知，新旧接续之中，让天子猜怨的朝臣很难逃脱贬逐厄运。
其四，新君倘是诉诸武力，以军事政变夺权即位，则因情形非常，诛贬尤众。神龙元年中宗复辟，二张及兄弟数人枭首，朝士坐二张之党，窜逐数十人。景龙四年诛武、韦，韦氏、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朝中大臣与韦后同谋者如宗楚客、宗晋卿、赵履温、纪处讷、张嘉福等皆伏诛，其余如萧至忠、韦嗣立、赵彦昭、岑羲、崔湜等尽行贬逐。先天二年，玄宗诛太平公主，宰相大臣萧至忠、岑羲、窦怀贞、崔湜、薛稷、李慈、常元楷伏诛，“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时穷治公主支党，当坐者众……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17]此种情形，因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达到极点，而且表面化，不得不诉之于公开的武力拼搏。成败生死系于一役，不容有丝毫妇人之仁。且非常时期，诛杀贬流不受舆论限制，故军事政变中的贬杀规模和程度比前述几种情形更大更甚。
另外，新君即位，对先朝旧臣有失德失职者，或弄权妄为者，往往会追惩旧过旧恶。前者如景云元年睿宗在局势稳定后，任用姚崇、宋璟洗革前弊，对崔湜、张锡、萧至忠、韦嗣立、赵彦昭、李峤、裴谈、韦安石等前代宰辅大臣，陆续罢黜贬出[18]。开元二年，玄宗又追责景龙四年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宰相不能匡正之旧过，贬韦安石、韦嗣立、李峤、赵彦昭等[19]。后者如咸通十四年僖宗即位，贬前朝权相韦保衡贺州刺史，“再贬崖州澄迈令，寻赐自尽，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保为宾州司户，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又贬荆南节度使、前朝奸相路岩新州刺史，复长流儋州，寻赐自尽，籍没其家[20]。新君初立每按例改元，正是彰显去旧开新之义，先朝旧臣中有身负旧过旧恶涉于物议者，罢黜正当其时，亦可以迎合天下时望。
概而言之，因唐代的皇位继承无固定性，皇权接替总伴随着争斗与政变，故朝臣难免卷入激烈的政治争斗的漩涡，加上去旧开新的因素，遂使得朝代更迭成为朝士命运升降沉浮的一大关节。至于超出皇权接替之外的朝代更迭，如武后夺权，改唐为周，则刑杀流贬更为酷烈，唐之宗室数十家被诛杀殆尽，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唐之旧臣，上至宰辅，下至刺史、郎将，诛窜难以胜数。
二、权奸擅政
君主用人不明，忠邪不分，小人则巧伺上意，缘奸得进。小人既居重位，恃人主宠幸，肆行其志，逞一己之私欲，招权纳贿，挟私报怨，结党自固，排挤打击不附己者;或妒贤嫉能，排抑胜己者以保其位，由此贬谪遂成为权奸弄权之工具。此辈历代不乏其人，兹略举其尤者:开元天宝间李、杨乱政，李林甫巧佞事主，居相位十九年，固宠市权。“同时相若(张)九龄、李适之皆遭逐。”[21]“凡才望功业出其右及为君主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兵部侍郎卢绚，绛州刺史严挺之，汴州刺史齐澣，户部尚书裴宽，刑部尚书裴敦复，朔方、河东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皆为其构陷贬黜[22]。“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数百人，皆为其相继贬杀[23]。杨国忠自为御史时，充李林甫爪牙，“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24]。“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25]正是因为李杨乱政，开元全盛之局才转向衰败，最终养成禄山之祸。咸通间懿宗昏弱，杨收与中尉杨玄价相勾结，权倾一时，“门吏童客倚为奸”[26]。路岩继之，“上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颇通赂贿，左右用事”[27]。及“与韦保衡同当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恶可畏也”[28]。韦保衡则“恃恩据权，以嫌爱自肆，所悦者擢，不悦挤之”[29]。逐杨收，倾路岩，贬刘瞻，斥于琮，挤王铎，皆懿宗朝宰相。主昏臣奸，宰臣弄权不法，亲党乃至左右门吏肆为奸佞，武宣政局隳堕殆尽。唐时本行集体宰相制度，若此辈便佞得宠，则肆行威权，播弄朝士命运，其他宰相少敢言者，不过备位而已。上举仅为奸相，至若便佞小人，倘受君主宠幸，即使不为相，也能窃人主之威，权倾宰辅。如德宗宠信裴延龄，“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30]。延龄由此得势，逐陆贽，贬阳城。其余如李齐运、李实、韦渠牟等亦为德宗宠信，皆权倾一时，趋附盈门。
权奸擅政，往往会带来朝廷人事上的动荡。因此辈身处朝廷权力的核心，其排挤打击的对象也多为位高权重之人，而这些被打击者多为世家大族，子侄、宗属、姻亲众多，家业巨大，同时为官者亦众;又因唐时科举未密，参用举荐，盛行投刺干谒之风。干进者以职官乃天下公器，奔走取之不以为耻，举荐者以举才进贤为时誉，荐用擢拔不以为嫌，故举进士时门生座主之亲，及第或入仕后举用拔擢之恩，征辟佐府之谊，汇结成一张张情谊网络。加上朝中行事接近、意气相投之同官、上下相得之僚属、私谊相厚之朋友、同年或同门之关系，均辗转关连，荣辱与共，一旦在上位者遭贬，所亲厚者多被牵累，由此极易形成大的流贬事件。如天宝五载李林甫构韦坚(太子妃兄，刑部尚书)、皇甫惟明(陇右节度使)之狱，“连累者数十人”[31]。坚弟将作少匠韦兰，鄠县令韦冰，兵部员外郎韦芝，子河南户曹韦谅，婿巴陵太守卢幼临，皆远贬而诛。宗亲太常卿韦斌，甥嗣薛王琄，戚睢阳太守裴宽则遭远贬;其余自宰相李适之以下，郑章、豆卢友、杨惠、房琯等因与坚厚善，郑钦说、第五琦曾为坚擢用，李齐物、韩朝宗等又坐与李适之厚善，及适之子卫尉少卿霅，也都被远贬。天宝六载杨慎矜(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之狱，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馀、洛阳令慎名，皆赐死，子女配流岭南，外甥通事舍人辛景凑，为慎矜所荐引之太府少卿张瑄，决杖配流;天马副监万俟承晖，闲厩使殿中监韦衢，坐相党附，流配远贬。史载:“坐窜徙者十余族，所在部送，近亲不得仕京师。”[32]权奸逞怒，或为重威以畏众，或为泄忿以快心，或为夸张其功以邀宠，无论出于哪种目的，对打击的对象都会穷追其罪，扩大打击面，务求斩草除根，消除一切与对手有亲厚关系的潜在敌人，以免留下后患。同时也减少了朝中不依附自己的势力，使其权位更加稳固。咸通十一年，宰相刘瞻为路岩、韦保衡所逐，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筜、户部侍郎翰林承旨郑畋、刑部员外郎张颜、刑部员外郎崔颜融，皆坐与刘瞻亲善，分贬岭南。御史中丞孙煌因系刘瞻所擢用，亦贬汀州刺史[33]。咸通十三年韦保衡逐于琮，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沨、左散骑常侍李郁、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裼、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皆坐与琮厚善，贬逐湖岭之南。琮兄前平卢节度使于琄、前湖南观察使于瑰亦被贬官[34]。逐一宰相，牵连如此之广，以至班列几空，令人惊悚!
“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35]若朝臣人情胶固，互为党援，易于私情害公，也会使人主进退措手，御臣乏术，故君主深疾朝臣朋党，并由此对朝廷各种人情网络心生猜疑，小人因之为藉口以促成人主之疑，则见疑者难以自明，即便公直如张九龄，也因李林甫所谮而令玄宗疑其有党。故权重之臣，一旦获谴，与之有厚善关系者，即使没有明显朋党之迹，也因朋类过从之嫌疑，容易一同贬逐。久而久之，去疑存实，习以为常，但有亲近厚善之关系，循例可以同贬，犹如亲族株连之法。史书记载人臣受贬原由，多言“坐与某某亲善”，盖亲厚者同贬已成为不成文之通则，也成为权奸逞怒肆欲、遂其私心的有效手段。
此辈权奸，因趋附者多，故党与尤众;且家业繁盛，亲族亦多。一旦又为另一权奸所构，失势获罪，也容易形成大的流贬事件。天宝十二载，李林甫为杨国忠所构，制削官爵，剖棺改葬，“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资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36]。诸子司储郎中崿、太常少卿屿与岫等悉流岭南黔中，诸婿张博济、郑平、杜位、元，属子复、道、光等皆贬官[37]。咸通十年，杨收为韦保衡所构，长流
州，不久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岭表者十数人。“其党杨公庆、严季实、杨全益、史明、廉遂、何师玄、李孟勋、马全佑、李羽、王彦复等长流儋、崖、播等州，判官朱侃、常潾、阎均等配流岭南。”[38]概而言之，权奸擅政，既结党自固，又伐异务尽，不容有不附己者，打击面大，株连面广，故弄权隳政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贬流之祸。(www.xing528.com)
三、朋党之争
朝臣争权竞胜，则结党张势，以恩仇为事，迭相倾轧，弄权乱政，于是产生朋党。朋党起则意味着官场上的争斗扩大化，由个体的冲突转为群体性的倾轧，流贬之祸产生的机率和规模也随之增大。如德宗初杨炎、卢杞朋党失序，杨炎初与刘晏同在吏部，“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39]。刘晏治宰相元载罪，杨炎因与元载亲善而坐贬。及炎入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招引同类，贬杀刘晏。晏家属徙岭表，崔宁、令狐峘、柳冕、崔造、杜亚、卢征、潘炎等被连累者数十人。继而卢杞入相，与杨炎争权不协，亦各引类相倾，终至贬杀杨炎[40]。这种聚朋引类的争斗，党援休戚与共，进退均与群体相关，引发的流贬自然不止一人。然而这种朋党相斗多因小人争权固位而起，与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党争在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唐代历时最久的党争起于宪宗元和之世。先是元和三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在对策中直言无忌，痛诋时政，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之评为上第。对三名考生及考官的做法，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大为不满，认为考生之试策是在攻击他的施政，是对他的诋毁，于是向宪宗哭诉，并称翰林学士裴垍、王涯二人“覆策”有私。结果导致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对牛僧孺三人也不重用。虽然事后曾有人上疏指责李吉甫嫉贤抑才，宪宗也将李吉甫派赴淮南任节度使，做了必要调停，但牛僧孺等人与李吉甫自此结下嫌隙，构成了日后“牛李党争”的远因。此外，宪宗用兵藩镇，朝中主用兵一派与主销兵一派一直隐然相争。战事愈紧，争斗愈烈，至韦贯之、钱徽、萧俛、李逢吉、令狐楚等坐言罢兵相继贬黜，用兵卒获成功，然而两派芥蒂已存。至穆宗长庆元年科试案贬钱徽、杨汝士、李宗闵等，芥蒂愈深。后李逢吉入相，“内结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所厚张又新、李仲言之徒因缘得势，号“八关十六子”。[41]引牛僧儒入相，排摈李德裕出镇浙西八年，贬李绅端州司马，“牛李党争”正式形成。“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42]倾轧既烈，则流贬相继，已见前节文宗朝之论述，此不赘言。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武宗立，因册立事，杨嗣复、李珏、裴夷直、魏謩等牛党之人皆被贬逐。会昌四年，破泽潞，以与刘从谏有连，再贬牛僧儒、李宗闵、崔珙诸人。至宣宗立，牛党复振，李德裕贬死崖州，崔嘏、李回、郑亚、丁柔之、薛元赏、薛元龟、蔡京等皆坐与德裕亲善，尽行贬逐。所谓李党遂不复存在，牛李党争宣告终结。这种起因于政见不同的党争，到了后来，多沦为集团利益之争。其所体现的群体争斗，与前述小人朋党相斗比较而言，参与的人数更多，争斗的规模更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长久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43]盖当时之士大夫，苟欲致身通显，则必须有所依附，而朝中势力，非牛即李，若立身行事为两党俱不收，则可能“名宦不进，坎壈终身”[44]。在实际利益的诱惑和强大舆论的压迫下，多数士大夫都须选择立场，因循不止，故党争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小人朋党相斗，还受物议舆论约束，至于士大夫党争，因有强大舆论推波助澜，易为小人所利用，借党争之名行弄权之实，而不必顾忌物议人言。牛李二党虽迭相倾轧垂四十年，然观裴度、李德裕、郑覃诸人之与李逢吉、李宗闵、杨嗣复、李珏辈之行事，贤与不肖甚明，故后人多是李党而非牛党。司马温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位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举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45]故所谓朋党之争，唯宪宗朝为政见不同之两派相争，其后的发展为权奸所利用，渐混杂了诸种其他因素。故穆宗以后之党争，仍掺杂了浓厚的小人弄权的色彩，其底子仍为权奸擅政。
四、宦者作祟
唐时宦者之盛始于玄宗开、天之际，其时宦者人数已多达三千;而其祸则起于肃宗之世。至德、乾元年间，李辅国以拥戴劝进之功势倾朝野，“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46]“州县狱讼，三司制劾，有所逮捕流降，皆私判臆处，因称制敕，然未始上闻也。”[47]乾元二年凤翔马坊押官之狱，宰相李岘等数人被贬。上元二年，又起两宫之争，迁玄宗于西内，逐颜真卿、高力士、陈玄礼等。辅国于是进位兵部尚书，南省视事，又求为宰相，不得，即贬黜宰相萧华，引元载代之。肃宗崩，又拥立代宗，“益骄横，明谓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48]更进位中书令，封王。程元振以册立代宗之功，权震天下，倾李辅国，废黜郭子仪，贬仆射裴冕，杀山南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排摈李光弼，凶决过于辅国[49]。凡宦者观军容，典禁兵，擅册立等恶例，皆成于肃宗之世。且宦官列外朝重位，不避物议名讳，于此时最甚。至代宗诛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势力渐隐于幕后。其后宦官握禁卫之兵，擅废立之权，专拥戴之功，操纵君主，勾结朝臣，潜谋阴害，暗中作祟。如永贞革新之“二王八司马”之贬，即主要为宦官之力。
宦官争权竞胜，渐各成党派，竞争愈演愈烈，逢外朝士大夫党派已起，于是相互联结，互为党援。起于宪宗、终于宣宗之外朝党争，受内廷阉寺党派争斗影响的情状，陈寅恪先生所论深得其秘:“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倘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需，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50]即是说内廷宦官之党派争斗，不但决定着外朝士大夫党派的进退，而且也决定了外朝党争的兴盛与衰歇。既然宦官是党派争斗的主宰力量，那么党争倾轧所带来的朝士贬官，虽与宦官无直接之关系，却带有宦者为祟的深层原因。
宣宗后期，内廷阉寺已然合为一片，起族类之自觉一致对外，南北司势同水火。懿宗时，除少数弄权者如杨收辈勾结宦官外，朝士与宦官壁垒较森严，彼此不相往来。《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条云:“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小有相涉，则众共弃之。”这种族群整体的对立，使宦官既找不到可以进行流贬打击的单个对象，也不易寻找可以勾结利用充当其爪牙的权臣，因而难以造成大的流贬之祸。僖宗以后，宦官挟冲幼天子，专制朝政，一改自代、德以后隐身幕后干政之态，复跃至台前，俨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田令孜以“阿父”之身专揽政事，“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51]“禁制天子，使不得有所主断。”[52]又数度劫帝奔窜，阻隔朝臣。天子受挟制，朝士遂失去与宦官斗争的依托，除极少数卑品谏官如董禹、侯昌业、孟昭图等挺身抗言宦官之恶而遭贬死以外，朝士唯有“相与备员，偷安噤默而已”[53]。既然俯首于宦者，自然不会有大的流贬事件发生。至昭宗朝，宦官势力盛极而衰，朝士再兴谋诛宦官之议，“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54]。然而，此时两派皆已成为藩镇武人争夺天下的工具，宦官也早已失去主宰地位。由此看来，晚唐后期宦官虽一度挟制天子，号令天下，或擅兵权之利，广收假子，培植武人，或与诸强藩勾结构扇，凌制朝廷，往来争夺，但其对朝士贬官的影响，却是越来越小了。
五、武人为祸
晚唐后期，兵乱四起，节镇愈置愈多，武人乘时盘踞，恃兵骄横。广明庚子乱后，藩镇往来攻伐，递相吞噬，“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55]，朝廷威权丧失殆尽。其时天子播迁，宦官主政，凤翔、邠宁、河东、宣武诸镇，内得宦官之助，外倚军功，其势渐强。于是与宦官勾结，凌制朝廷，往来争夺。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同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共讨河中王重荣、河东李克用，兵败，僖宗再次播迁山南。朱玫、李昌符转而追逼乘舆，欲挟持天子未成，于是逼百官奉立嗣襄王，朱玫自为宰相。及朱玫败死，朝官二百余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即杀襄王、诛朝士，百官死者殆半。其后宰相萧遘、裴澈、郑昌图被处死，朝士受伪官者多受诛贬。藩镇逼天子、擅册立之例既开，则更无禁忌，各唯力是视。此后群雄逐鹿，武人主宰天下，唐之政局已无可振拔。
昭宗朝，各镇均阴结南北司为党援耳目，欲挟天子以令诸侯。随着自身势力的消长，轻者干预朝中宰臣进退，重者轮番称兵入朝，侵凌人主，迫害朝臣，遂使贬杀之声不绝于耳，天子、南北司皆成为其势力争夺的工具。邠、岐、华等关辅强藩，本皆出宦者之门，得势则跋扈难制。景福二年，昭宗不耐李茂贞骄横凌主，与宰相杜让能谋讨邠、岐。二镇内结宰相崔昭韦，兵临城下，逼朝廷贬死杜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杜弘徽。“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少有依违，其辞语已不逊”。[56]乾宁二年，王行瑜求尚书令及天子禁兵，不得，邠、岐、华三镇则称兵犯阙，杀前宰相韦昭度、李溪、枢密使康尚弼，贬户部尚书杨堪、太常卿刘崇望。又欲谋废立，及闻李克用已起兵声讨，复欲劫持车驾，昭宗出走南山始得免[57]。乾宁三年，李茂贞以诸王典兵为借口，兵犯长安，昭宗被迫跑到华州依韩建。韩建即解诸王兵权，诛杀十一王，贬逐宰相崔胤、孙偓、朱朴、刑部尚书张祎、谏议大夫何迎，挟迫天子，专制朝政[58]。以当时形势论，邠、岐、华三镇之实力尚不足以抗衡汴梁、河东、淮南、蜀中诸地，然因其接近廷阙，故得凌视天子，削弱唐室。天复元年，李茂贞又勾结中尉韩全诲，劫逼昭宗西幸凤翔。及败，昭宗落入朱全忠之手，为祸唐朝一百五十余年的宦官，亦全部引颈就戮。
朱全忠内得崔胤之助，西迎车驾，破李茂贞，并吞关中。于是与崔胤相表里，杀苏检、卢光启，贬王溥，逐韩偓，“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59]。此后朱氏谋篡夺，大肆贬杀。围杀左仆射致仕张浚于墅，贬侍中崔胤、京兆尹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既而诛杀于第。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皆死。弑昭宗、杀昭宗诸子于九曲池。“朝士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各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目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60]此后更于白马驿聚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南、北司至此玉石俱焚，三百年唐室亦亡。乱世立朝，人命微浅，武人为祸习于横刀相向，贬杀相连，朝士结局尤为惨烈。
综上所述，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是影响唐代贬官的几大深层因素。当然，这几种因素虽在不同时段互有消长，迭分主次，但也常常盘结错杂在一起，或为表里，或为因果，对朝廷政治发挥着综合性的影响。玄宗朝以前，主要为朝代更迭与权奸擅政;玄宗朝以后，则呈现非常复杂的局面。宦官擅拥戴废立之权，则主宰朝代更迭;宦官勾结朝臣，则弄权之奸佞多与宦者有染;宦官分党竞胜，又影响朝士党派进退，而朋党相争又多表现为权奸擅政;至宦官与朝士南北对抗，则各引藩镇为援，而强藩干政又需依托弄政之权奸或宦官。情状不一，此凡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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