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贬谪文学：逐臣时期与地域分布的定量分析

第二节　贬官之时期与地域分布的定量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贬谪与贬谪文学已引起文史学界的积极关注，但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者还是运用传统的历史文化批评法，而相对缺乏对唐五代贬官之整体数量及其分布时期、分布地域的实证性的考察。这样一来，既易于导致其理论分析与历史实际一间有隔，也不易获得对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贬官情形的动态把握。有鉴于此，本节尝试以统计学的方法，对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对此一论题的研究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在时期划分上，我们依据传统的四唐说，加上五代，共分为五个大的时段。其时间起迄分别为:初唐:高祖武德至玄宗开元初(618～713)，盛唐:开元初至代宗大历初(713～766)，中唐:大历初至文宗大和初(766～827)，晚唐:大和初至唐末(827～907)，五代:后梁开平初至后周显德末(907～960)。在地域划分上，则依据唐之十五道进行考察。唐太宗时，曾依山川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至玄宗开元时，又扩充为十五道。其中地处秦岭、淮水以北者七道，即关内、陇右、河东、河北、河南、京畿、都畿诸道，大致属于北方地区;地处秦岭、淮水以南者八道，即剑南、山南东、山南西、淮南、岭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诸道，基本属于南方地区。当然，在实际上，有些道往往地跨南北，亦彼亦此，如淮南道、山南东、山南西诸道的北部地区，即当属北方;故这里的南北划分，只能是一个总体上的区划，而不好将之从细部一一坐实的。

将我们通过阅读多种文献史料所得数据按上述时空划分法制成表格，便有了如表2所示唐五代贬官人次时空分布总表:

表2　唐五代贬官人次时空分布表^[46]

续表

①此行数据包括被贬往“南裔”、“岭南”、“岭外”、“岭表”、“南方”、“远郡”、“远州”、“外州”、“远处”等地的逐臣人次。

据表2可知，唐五代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47]，而唐五代共342年，求其平均数，则每年约有贬官8.27人次。

从时期分布看，初唐598人次，盛唐543人次，中唐750人次，晚唐711人次，五代226人次。其中除五代人次较少外，其他四个时期，初、盛唐较接近，中、晚唐较接近，而以中唐和晚唐人次最多。因五个时段长短不同，若以贬官频率而论，初唐95年，年均6.3人次;盛唐53年，年均10.2人次;中唐61年，年均12.3人次;晚唐80年，年均8.9人次;五代53年，年均4.3人次，其中仍以中唐为最。究其原因，中唐自宪宗至敬宗二十余年均是贬官高峰期，德宗二十余年贬官频率也较高，仅代宗一朝较低，与唐五代平均数持平。故中唐虽时间不长，但贬官总数与年均人次都居首位。五代割剧政权受地域限制和人才流动影响，贬官总数与年均人次都远低于平均水平。

从地域分布看，南方与北方悬殊颇大。北方822人次，南方1995^[48]人次，为北方的2.43倍。而在南方诸道中，数量最多的是岭南道，高达436^[49]人次，其下依次是江南西道，402人次;江南东道，277人次;山南东道，242人次;剑南道，155人次;至于山南西道、淮南道、黔中道，则人数稍少，分别为137、120、88人次。在北方诸道中，以河南道最高，为196人次;其他依次为都畿道，156人次;河东道，148人次;京畿道，134人次;河北道、关内道、陇右道最少，分别仅为84、72、32人次。若将南北方综合起来看，则岭南道、江南西道贬官人次达400以上，是唐五代贬官最集中的地区，属于第一层级。江南东道、山南东道次之，贬官人次都在200以上，属于第二层级。河南道、剑南道、河东道、山南西道、淮南道、京畿道、都畿道的贬官人次在200～100之间，大抵属于第三层级。至如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黔中道均在百人以下，属于第四层级。在这四个层级中，第一、第二层级全部是南方地区，第三层级有三道属南方地区，四道属北方地区，第四层级除黔中道外，其他三道全部属于北方地区。

上述统计结果说明，中唐是贬官最盛的时期，而南方则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在南方诸道中，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其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相比之下，北方的贬官就少了许多，其中人次最多的河南道，也比南方的岭南道和江南西道少了一半以上。至如陇右道、河北道，因有少数民族的不时侵扰和藩镇的割据，贬官就尤其稀少了。

细读表1，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初唐时期，贬官人次较多的，北方主要为河南道(36)、河东道(35)，南方则主要是岭南道(163)^[50]、剑南道(58)。这四个地区贬官人次之和，已达292，占初唐贬官总数的半数以上;盛唐时期，北方仍然以河南道(52)、河东道(34)为多，南方除岭南道(113)^[51]继续领先外，江南西道(64)、东道(57)大量增加，剑南道(26)则显著减少。这五个地区贬官人次之和达到320人次，占盛唐贬官总数的58.93%。这种情况说明，在从初唐到盛唐的150年间，北方的河南道、河东道，南方的岭南道、江南西、东道等地，乃是唐代贬官的首选之地。

其次，到了中唐，北方占领先地位的分别是都畿道(42)、京畿道(35)、河东道(34)，南方则是江南西道(180)、岭南道(149)^[52]，其贬官人次之和为440，占中唐贬官总数的58.67%。晚唐时期，北方以都畿道(70)、河南道(63)为多，南方仍以岭南道(142)^[53]、江南西道(94)领先。其人次之和为369，占晚唐总数的51.9%。据此可知，在中晚唐的140年间，除南方的岭南道、江南西道，北方的河南道等地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外，北方的都畿道以及京畿道等地在贬官人次上也有了显著的增长。

其三，到了五代，除北方的河南道(41)、南方的山南东道(34)的贬官人次稍多外，其他地区人次锐减，因战乱和割据的影响，岭南道、江南东道等地已较少贬官了。

在大致了解了唐五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贬官的总体情形后，我们再来考察唐五代各朝贬官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见表3)。

表3　唐五代各朝十五道贬官分布表

续表

表3分列了唐五代二十六朝的贬官情形。五代割据政权的贬官情形与唐代差异较大，如除开五代的223人次，则唐代21朝289年中，有姓名、地域可考的贬官总数为2456人次，求其平均数，则年均贬官8.5人次。将此21朝按贬官人次的多寡依次排列，位居前九名的分别为玄宗朝(419)、宪宗朝(251)、德宗朝(208)、文宗朝(207)、武后朝(164)、高宗朝(155)、宣宗朝(122)、代宗朝(120)、懿宗朝(118)。这九朝的贬官人次均在百人以上，总计1764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65.85%。值得注意的是，这九朝的实存时间长短不一，而在一般情况下，时间的长短与贬官的多寡成正比例的关系，如果将每朝立朝的时间综合计入，则以上诸朝按时间长短排列，依次为玄宗朝(44年)、高宗朝(34.5年)、德宗朝(25.5年)、武后朝(21年)、代宗朝(17年)、宪宗朝(14.5年)、懿宗朝(14年)、文宗朝(13年)、宣宗朝(13.5年)，其总年数为197年。将1764人次平均到197年中，则每年约有贬官8.9人次。这一数字，已高于唐代年均8.5的贬官人次。如果再以此平均数与上述诸朝立朝时间、年贬官人次作一比照和换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关于贬官人次多寡的序列:宪宗朝(17.3)、文宗朝(15.9)、玄宗朝(9.5)、宣宗朝(9.0)、懿宗朝(8.4)、德宗朝(8.2)、武后朝(7.8)、代宗朝(7.1)、高宗朝(4.5)。这就是说，宪、文、玄、宣四朝年均贬官人次都在九朝平均数之上;而宪宗一朝在14.5年间贬官251人次，年均17.3，较之唐代平均数高出一倍有余，较之九朝平均数高出近一倍，位居榜首;文宗朝14年间贬官207人次，年均15.9，位居第二;玄宗朝9.5的年均数也高于九朝贬官平均数。宣宗朝9.0略同于九朝平均数，高于唐代平均数，只有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五朝低于唐代贬官的平均数，其中懿宗、德宗朝与唐代年均数很接近^[54]。此外尚需注意的是，穆宗一朝虽仅短短四年，贬官已达83人次，这样一个数量，在绝对值上虽不算多，但年均贬官人次却高达20.8，位居各朝年均数的前列;至如睿宗朝2年，贬官44人次，年均22人次;哀帝朝2.5年，贬官53人次，年均21.2人次;敬宗朝3年，贬官52人次，年均17.3人次;中宗朝5.5年，贬官79人次，年均14.4人次;肃宗朝6年，贬官83人次，年均13.8人次，均已远超唐代年均数和九朝年均数。当然，这样一种仅以年均数来定其先后的方法还不尽全面，考察贬官的高潮期，还应与该朝贬官的总数及其在唐代贬官史上的影响结合起来，与各朝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斗争之性质以及贬官的个人影响力结合起来，庶几得出较为确当的结论。然而，上述数据却能从一个方面说明不同朝代间贬官的大致差别，有助于我们对唐代贬官情形的基本了解。

进一步看，各朝贬官的分布地域也有差别。在唐五代二十六朝中，高祖、睿宗、顺宗、敬宗、武宗、哀帝诸朝立朝时间较短、贬官人次略少，在贬谪地域上，差别不甚明显;五代诸朝因战乱和所占领土不广，除后唐贬官人次稍多外，其余均在50人次以下，所贬地域亦主要在其辖区之内。至如初唐之太宗、高宗、武后、中宗诸朝，贬地已以岭南为主;盛唐玄宗一朝，贬赴岭南者高达71^[55]人次，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域;贬往河南道、江南东、西道者也开始大量增加，呈现出与初唐不同的趋势。盛、中唐交界的肃、代两朝，因安史之乱及其影响，贬赴岭南者骤减，贬赴江南西、东道者稍多;而德、宪、穆、敬诸朝，除岭南道继续领先外，贬赴江南西道者亦居高不下。进入晚唐，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朝的贬官仍以岭南道为夥，其他则多在江南西、东道以及山南东道或都畿道、河南道，展示了与中唐时期略有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在前列二表的基础上，我们将唐五代贬官分布地域进一步细化到州、府，对各道所辖州、府的贬官人次作一统计(见表4)。

表4　唐五代不同时期各州贬官分布表

②权万纪太宗朝贬西韩州刺史，贞观八年西韩州废，属同州。

③王师顺武后朝贬雍州司马，雍州唐时为京兆府。

④王继宏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配义州军。义州五代唐置，治华亭，属陇州。

续表

①高霞寓元和十三年(818)贬振武节度使。振武节度使乾元元年(758)置，治所于今呼和浩特市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属丰州。又田秀岩、赵洽于贞元十四年(798)由右金吾都知流天德军。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天德军》:天德军本安北都护，乾元后改为天德军，元和八年，复移军于大同川之旧城。按:天德军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乌喇特旗西北，属丰州。

②于峤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流振武。振武军治所为单于都督府，属丰州。

③卢损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贬府州司户。府州唐置，治所于今陕西府谷。五代时升府州为永安军，属胜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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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延广后晋少帝开运元年(944)出为西京留守。后晋西京为洛阳，计入东都。

②包括仙州。仙州唐置，旋废，许州舞阳、襄城，唐州方城，汝州叶县，豫州西平四地为其旧地，时治所叶县，故归仙州于汝州。

③李从温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出镇许田，五代唐改许昌为许田，计入许州。

④朱瑾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贬淮宁节度使。按:淮宁节度使唐至德初置，治蔡州，大历中移汴，寻还蔡，曰淮宁。后李希烈徙镇许州，贞元初蔡州将陈侧奇杀烈降，授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继之，元济平，曰淮西，治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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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杞州武德四年置，领雍丘、陈留、圉城、襄邑、外黄、济阴六县，贞观元年废，所领县归入宋州、汴州等地。

②令狐通元和八年(813)贬宿州刺史。宿州治符离，属徐州境。

③王绍隐、安友规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流沙门岛。按沙门岛位于蓬莱县西北六十里，属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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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置羁縻州，在新疆吐鲁番境内，属陇右道。

②桑维翰后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出为晋昌军节度使，治所瓜州。

③杨潜长庆元年(821)贬西河郡刺史。汾州天宝元年改西河郡，乾元元年复为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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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置辽州，寻改箕州，又改仪州，复曰辽州，山西辽县治。

②乐文纪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贬祁州。按:祁州唐置，治所于无极，属定州境。

续表(www.xing528.com)

①刘训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贬澶州刺史。按:唐置澶州，寻废，后复置，治所顿丘，属魏州。

②房光庭玄宗朝贬磁州刺史。隋置磁州，寻废，唐复置，又废，后复置，曰惠州。

③毛璋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流儒州。按:武宗时置儒州，治所在今北京延庆，属妫州境。

④杜希望玄宗朝贬恒州刺史。恒州唐置，寻改曰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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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敬赟后晋少帝开运元年(944)出为威胜军节度使。按浙江东道节度使中和三年为义胜军，光启三年曰威胜军，乾宁三年改镇东军，治所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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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隋置宣城，武德七年改置宣州都督，督宣、潜、猷、池四州，贞观元年废池州，天宝元年改宣城郡，永泰元年复置池州。宣州池州地域重叠，在不同时期名称有异，故分列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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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顼武后久视元年(700)贬琰川尉，琰川属琰州。

②董昌龄文宗朝贬溆州司户。代宗时改巫州为溆州，治黔阳。

③毛守庆玄宗开元十九年被贬鹤州司仓。鹤州唐置，寻改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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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翻后晋少帝开运二年(945)贬英州刺史。英州五代置，属广州。

②韦乾度元和十三年(818)贬铜陵郡守。勤州云浮郡本铜陵郡，武德四年析春州，置勤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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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旭玄宗开元四年(716)贬龙川尉。龙川属循州。

续表

①此行数据包括被贬往“南裔”、“岭南”、“岭外”、“岭表”、“南方”、“远郡”、“远州”、“外州”、“远处”等地的逐臣人次。

表4显示的是唐五代十五道299个州、府的贬官情况。根据贬官所涉及州、府的多寡，各道依次排列如下:岭南道(50)、剑南道(32)、河南道(26)、河北道(24)、河东道(22)、江南西道(20)、江南东道(19)、关内道(19)、黔中道(17)、山南东道(16)、山南西道(15)、淮南道(14)、陇右道(14)、都畿道(6)、京畿道(5)。据此可知，唐五代贬官分布的地域十分广阔，其中尤以岭南道、剑南道所辖州为多。当然，各道所涉及州、府的多寡与贬官人次的多少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但由此却可反映出贬官的分布情形，提供研究贬官与地域关系的必要数据。

下面，再依南北方各道贬官人次的多寡，对其所辖州贬官人次作一统计，从中既了解各具体地区之与贬官关联的密切程度，又考察其不同时期的动态发展。

先看南方诸道。岭南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崖州(37)、端州(30)、桂州(23)、循州(20);贬官10人以上的地区，有广州(18)、康州(18)、雷州(17)、韶州(15)、贺州(15)、潮州(14)、昭州(14)、柳州(14)、爱州(13)、州(13)、儋州(13)、封州(12)、钦州(12)、象州(11)、新州(10)。

江南西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虔州(30)、连州(30)、饶州(29)、澧州(25)、抚州(25)、永州(24)、郴州(23)、潭州(22)、袁州(21)、朗州(20);贬官1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道州(19)、吉州(18)、江州(18)、宣州(17)、洪州(17)、鄂州(16)、岳州(15)、衡州(12)、邵州(11)、池州(10)。

江南东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睦州(25)。贬官1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常州(19)、苏州(18)、润州(18)、括州(17)、湖州(17)、杭州(16)、建州(16)、泉州(16)、歙州(15)、汀州(15)、衢州(15)、婺州(15)、台州(13)、越州(12)。

山南东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荆州(30)、虁州(23)、商州(20)。1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房州(19)、襄州(19)、峡州(18)、邓州(16)、忠州(15)、随州(14)、复州(13)、均州(12)、郢州(11)、金州(10)。

剑南道:贬官10人次以上地区，有巂州(15)、梓州(14)、益州(14)。

山南西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梁州(28);10人次以上地区，有巴州(14)、通州(15)、涪州(13)、开州(10)。

淮南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扬州(23);10人次以上地区，有蕲州(15)、安州(12)、庐州(13)、和州(11)。

黔中道:贬官10人次以上地区，有播州(13)、黔州(10)。

再看北方诸道。河南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登州(26)。贬官10人次以上地区，有汴州(12)、徐州(16)、许州(13)、亳州(12)、宋州(10)、莱州(12)、青州(14)。

都畿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河南府(43)、东都洛阳(40)、陕州(27);10人次以上地区，有汝州(19)、郑州(16)、怀州(11)。

河东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蒲州(31);10人次以上地区，有绛州(19)、虢州(18)、晋州(14)、汾州(12)。

京畿道:贬官20人次以上地区，有华州(47)、同州(31)、岐州(28)、京兆府(21)。

关内道:贬官10人次以上地区，有丰州(11)、灵州(10)。

河北道与陇右道:其管辖地区之贬官人次均在10人次以下。

对以上数据加以分析，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贬官20人次以上州，是唐五代贬官最集中也最值得重视的地区。其中岭南道的崖州、端州、桂州、循州，江南西道的饶州、虔州、连州、郴州、潭州、抚州、永州、澧州、袁州、朗州，江南东道的睦州，山南东道的荆州、商州、夔州，山南西道的梁州，淮南道的扬州，大都荒远穷恶，是贬谪南方官员的首选之地;其贬官数量的总和，共508人次，占南方贬官总数(1 995)的25.46%，占唐五代贬官总数(2 828)的17.96%，因而在唐五代贬官与地域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之下，北方诸道贬官20人次以上州要少一些，如河南道的登州、都畿道的洛阳、陕州、河南府，河东道的蒲州，京畿道的华州、同州、京兆府、岐州等，大都距长安较近，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但若就贬官数量看，其总和294人次，占北方贬官总数(822)的35.77%，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10.4%，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

其二，在南方诸道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诸州最值得重视。就其贬官10人次以上州计，岭南道19个，共有贬官319人次，占该二道贬官总人次(838)的38.07%，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11.28%;江南西道20个，共有贬官402人次，占该二道贬官总人次的47.97%，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14.21%;二者相加，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数的25.5%。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三的唐五代贬官都集中到了上述地区。进一步看，江南西道虽然在贬官总量上不及岭南道，但由于后者地域分散(有贬官者50州)，每州平均8.72人次;前者地域相对集中(有贬官者20州)，每州平均20.1人次，故其多数州的贬官人次均远远超过了岭南道相关州的数量，形成唐五代贬官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其三，若干州在不同时期的贬官史上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初唐时期，以剑南道的巂州贬官最多，共14人次;其次为京畿道的岐州(8)、同州(7)、京兆府(7)，河东道的绛州(6)，都畿道的陕州(6)，河南道的青州(6)，淮南道的扬州(8)，山南西道的梁州(7)，江南东道的睦州(8)、括州(6)，岭南道的钦州(9)、爱州(7)、振州(7)、桂州(6)、交州(6)。盛唐时期，各州贬官人次大抵较为均衡，稍突出的有京畿道的华州(8)、岐州(9)，山南东道的荆州(8)，河东道的绛州(7)，山南西道的涪州(6)，江南东道的睦州(6)，江南西道的抚州(6)、袁州(6)，岭南道的瀼州(7)。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均衡被打破，一些州成为贬官最常“光顾”之地，其较突出者是江南西道的饶州(12)、连州(16)、虔州(17)、永州(14)、道州(12)、潭州(10)、郴州(11)、吉州(11)，岭南道的崖州(14)、韶州(10)、雷州(10)、端州(9)，江南东道的泉州(11)、汀州(11)，山南东道的夔州(14)，都畿道的河南府(17)，京畿道的华州(14)，河东道的虢州(10)。他如淮南道的扬州(8)，山南东道的荆州(8)、忠州(8)、峡州(8)，山南西道的梁州(7)、开州(7)，河东道的蒲州(8)，岭南道的广州(9)等，也都需要注意。与中唐相比，晚唐除部分区域有所沿袭外，又有一些不同，主要贬官地域有京畿道的华州(20)、同州(9)，都畿道的洛阳(25)、河南府(22)，河南道的徐州(10)，河东道的蒲州(9)，山南东道的荆州(12)、峡州(8)，山南西道的梁州(14)，江南东道的苏州(8)，江南西道的宣州(9)、澧州(9)、连州(8)，岭南道的端州(13)、崖州(12)、循州(10)。时至五代，河南道的登州(20)，山南东道的商州(10)、房州(7)较为突出。

综括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的贬官情形，可以看出各时期、各地域间均存在许多差异。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唐时期与岭南道、江南西道等地贬官人次最多，也最值得重视，但这并不是说，其他时期、其他地域不重要。事实上，各个时期、各个地域都有其独特性，都有其可资发掘和利用的与当时政治、文化相关，与贬官生存状态相关的大量资料。认真梳理、研究这些资料，无疑可以扩大并深化唐五代贬官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我们希望在以后的章节中，能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