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贬谪的基本范围与构成因素
《说文》:“贬，损也”，“谪，罚也”。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大凡政有乖枉、怀奸挟情、贪黩乱法、心怀不轨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者，皆在贬谪之列”[1]。贬谪又是一种强制性措施，通过对负罪者减秩降职、出之外地等手段，使其“思过自效”。故论者一般以为贬谪在理论上应具备两个要素:其一，品秩下降，高品降为低品，所谓“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其二，地域迁改，京官出为外官，近官变为远官，亦即将“犯罪诸色，授以文武远官”[2]。
贬谪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当国宰辅，下至州县佐贰，所犯事由大到谋逆不轨，小到才不称职，均可施以贬谪。贬谪的实施又较为灵活，轻者出守近郡，略施惩戒，不久即可召回，或委以重任;重者则斥逐遐荒，不许量移，终至死于虺蛇瘴疠之所。贬谪制度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与唐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度不同，贬官制度在实施时并没有一套完整详备的典章规制作为指导，而是直接由中书门下那些宣布贬官或量移的诏书敕令，以及各级官署的申牒行文来决定的”[3]。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就可随时调整以适用于对象，以致往往超越贬谪的理论形态，呈现出多样的变化。下面试就几种主要情形作一简述:
既降品秩又远迁异地者。这是一种典型的贬谪，它同时包含降秩、出外(含外官远贬，即地方官贬往条件、环境更为远恶之地)两个方面的处置。如长寿元年，狄仁杰陷酷吏之狱，自相位贬为彭泽令;给事中李峤覆狱忤旨，贬润州司马;大和九年，京兆尹杨虞卿遭陷下狱，贬虔州司马，再贬虔州司户;李宗闵坐救杨虞卿，自相位贬为明州刺史，再贬处州长史等。[4]这种贬谪往往是处罚较为严厉的一种，因而，被贬者所受心理打击和肉体磨难也就格外沉重、剧烈。
降秩而不出京者。如元和八年，司空、平章事于頔因其子杀人及其他不法事，贬恩王傅(从三品)、绝朝诣[5]。光化二年，王抟因交结中使，自相位贬为工部侍郎[6]。大和五年二月，宰相宋申锡被诬以谋反，诏贬申锡为太子右庶子。九月，太子左庶子郭求因与同僚忿竞，贬为婺王府司马[7]。以上诸例皆仅降为低品京官，虽降秩却未外放，但史书明言其为“贬”。(www.xing528.com)
不出京(或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置散者。如开成元年，因边兵诉赐衣敝恶不时，王彦威自户部侍部(正四品下)判度支被贬卫尉卿(从三品)[8]。不出京而品秩略升，仍称之为贬，盖谓户部侍部、判度支，掌控国家财务，权重自不待言，而卫尉卿掌器械文物，类于散官。由此可见，由清要之官贬为闲散之官，亦是贬谪之一种。所谓“一旦悉踈弃之，或降于散班”[9]者是也。事实上，唐五代诸多贬谪大都包含投闲置散这一因素，而在出外贬官中，此种情形更是普遍存在，只是比起在朝的闲散官员来，他们的“投闲置散”要来得格外凄凉沉重而已。如清要朝官贬为别驾、长史等上佐或司马、司户、司仓等低级判司，历来被视为投闲置散。以司马为例，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说:“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司马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空位，所谓“司马人间冗长官”[10]是也。这只是常员，更有甚者，朝廷在贬谪官员时还往往附带这样一项处置，即贬后的这些州郡佐贰之官衔往往带有“员外”或“员外置同正员”字样，表明是常员之外的虚职，投闲置散之意更为明显。
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此类贬谪为数颇多。如永贞、元和年间，刘、柳、元、白、韩愈之贬，品级均较贬前为高[11];大和九年，高元裕由中书舍人(正五品)贬为阆州刺史(阆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12];咸通四年，刘蜕自左拾遗(从八品上)贬为华阴令(华阴为望县，令从六品上)[13];大中九年，权审由司封员外郎(从六品上)贬为宿州刺史(宿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14]，这种现象源于唐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重内轻外观念[15]。唐人之轻外官，自唐初以来，已成风气。朝廷虽多次下诏要求“中外迭用”，以期均平中外，但收效甚微。京官才望不称，才出为外任;而所遣外任多犯罪贬累之人，故京官出外，纵使品级提高，亦有不平之气和耻辱之心。唐后期地方官地位虽有所上升，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重内轻外”的格局。关于此点，详见本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兹不赘言。
综而言之，上述降级、改置闲官、出外三个因素，均可独立形成贬谪，又可两者甚或三者同时构成贬谪。而三者之中，以出外一点最为重要，其人数也最为众多，故外放远贬乃是贬谪最具特征的形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