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文论阅读札记：寻觅称心的词句

“寻觅称心的词句”——弗莱文论阅读札记

许伟东

一

《寻觅称心的词句》是加拿大乃至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当代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教授(1912—1991年)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学术讲演。^［1］弗莱的这篇文章与他的其他文章一样让我初读之下难得要领。究其原因，除了我的学术准备不足的因素外，另外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弗莱的视野开阔，关注的问题甚多，口头讲演时他往往会在涉及某个问题时不由自主地离体旁涉，如果不熟悉弗莱的全部研究情况和总体学术思想，势必难以确定弗莱所强调的重点究竟是哪些(有关这一特点，我在阅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的学术自述时也有过充分的领教)。一是因为《弗莱文论选集》是多位译者共同合作的产物，有时，关键性概念未予统一;同时，每一篇文章的具体译者可能是英语专家但未必对现代西方文论有过深入的研究;为准确起见，译者采用了过于简单的一对一的直译，使得行文缺乏应有的节奏与语感。这种情况迫使我在阅读中始终小心翼翼，不断悬揣弗莱的愿意，以努力避免曲解。

二

对于任何著名学者的思想，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与解读，从中获取教益。《弗莱文论选集》的中国编者将《寻觅称心的词句》的内容概括为“圣经与布莱克诗歌及神话框架及原型及文学批评关系”等文学理论问题的推论与解决，但我在阅读中则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我所关注的或许只是它的次要方面，如:弗莱本人的心智成长经验以及学术研究的某些方法论问题等。

弗莱提到的学术研究之路上个人心智成长的某些切身体会是我阅读中备感亲切的部分。弗莱说:“我奉劝每一个有志献身于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不论他研究的课题是什么，都应选择一位主要的文学家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弗莱选择的是布莱克。在他回顾自己的生平时，他发现自己在潜心研究布莱克的同时不由自主地仿效了布莱克的生活方式。我估计弗莱的感受会赢得许多人的共鸣。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并且已经从类似的经历中体会到了精神成长的无限快乐。当然，不一定如弗莱所说的非得选择文学家，也不一定只能选择一位，所选择的思想导师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如果扩而大之，不仅是学术研究领域如此，任何领域任何人其实都已经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并设计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只是对于热爱反思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选择更加自觉也更为自由而已。

三

弗莱关于人文学科之间应该不分畛域地进行综合研究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在我读过其著作的著名学者中，钱钟书、贡布里希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当代西方最为活跃的文化批评家几乎个个是此道高手。关于此一意旨，弗莱的这篇讲演中有多个层面的思考与阐述，涉及人文学者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素养方面、学术信息的汲取与利用方面、学术研究的组织与交流方面、学术课题与学术资源的选择方面以及对学术论证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复杂性的思考方面等。弗莱强调指出:“人文学科比自然科学更有力地抵制不同学科间的分工”，“在人文学科里，不同知识总是聚合在一起，相互渗透，汇集成更大的结构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与普及，大学的固有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几年前，国内许多学者就提出过，以后应该利用发达的通信技术更多地开办面向更广大空间中的人群的无墙大学，让一流的学术资源被更多人共享。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变化的明智之见，并且，这种思想已经部分地变成现实并将继续在更大的时空中扩展下去。在弗莱的讲话正式发表的1976年，这一倾向大概还只是处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状态。弗莱的敏锐使他迅速注意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他认为“技术上能办到的事总有其局限性”，因而强调“要保持一个确保学者相互间自由接触的环境”，强调学者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切磋。至于一些“技术至上论者”认为“什么做讲座、听报告呀，建图书馆、招聘馆员呀，写论文、发行到读者手中呀等等，如今或至少不久就统统没有必要了”的想法，弗莱将它们斥为“空谈和高调”，弗莱说:“关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面对电视屏幕而见不到真人面孔的学生都会有切身体会的。”说实话，在没有进入中央美院攻读以前，我也曾倾心于上述“技术至上论者”的类似想法，但是在进入美院之后，我觉得弗莱的看法更得个中三昧。

弗莱对“书籍”这一传统的知识传达媒体的重视亦与此相关。电子媒介是否会包打天下并将书籍挤出文明世界，还是一个疑问。

弗莱还谈到:“我这些年来不得不投入很多精力，促使大家不要过分追求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工，而把力量更加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来，从而能阐明文学批评方面的中心问题。这就是说，供专门化研究的图书馆对我仅是偶尔有点用处;而由于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跟简明易懂的书本打交道，我还经常不知不觉地从研究员的图书馆跑到供本科生学习的图书馆去。”这里，弗莱暗示出材料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亦即是说: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所在不是依赖秘籍珍本等惊人的材料优势，而主要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与洞察力。具备如此能力的学术俊彦总是善于从人们习见的普通材料中作出创造性发现与异于常人的独特阐释。人们在盛赞陈寅恪时，也常常谈到这种能力。

可是，人们对这方面的“创造性”却往往难以理解以至拒绝承认。弗莱发牢骚说:“这种谬见是世界性的，例如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不例外，该委员会在世界各处物色诗人和小说家，却从不考虑文学批评家和论说文作家的要求。”弗莱的牢骚似乎仅限于文学研究的学术创造性之难以被世人承认这一层面。这一感触很自然地使我想起当代文学领域一个触目变化，即创作与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的现象。中国学者李幼蒸在为其所译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所写的“新版前言”中谈到法国结构主义主要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时指出:“在此，‘文学’是指围绕着文学的各种精神探索和理论实践，而非专指传统的文学活动形式:诗歌和小说(抒情和虚构)写作。在全球科技工商时代，诗歌和小说的地位和意义都已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了。人类的高级思维任务和形式不可能再经由编制故事来进行。人们可以一代复一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但今日如企图以此写作方式来处理重大主题则属时代误会之列，即便是具体的环境条件可以为此提供一时的市场需要。结果‘巴黎五巨头’中最具文学禀赋的罗兰·巴尔特既不能赋诗也不能写小说。文学成为分析性活动，包括分析性的创作活动。”^［2］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甚至声称“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他说:“对于扮演各种角色的执迷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以至使我茫然认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3］我想，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许思想迟滞得没有从这种变化中缓过神来，或者作风保守得虽早已感知到这种变化但并不打算立即更动自己的既定宗旨与风格。(www.xing528.com)

四

我的专业是书法研究，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颜真卿楷书图式的来源问题。弗莱谈到的人文领域伟大灵魂间相互影响的一个例证给了我直接启发。弗莱举的是诗人叶芝诗歌作品中所受法国作家亚当的著名剧作《阿克塞尔》中一句话的影响，举此一例意在说明文学创作中相互影响的复杂性。弗莱说:这样的例子“真可谓飘忽不定的种子吹落到有情的土壤中”。影响的发生既偶然又奇妙，既需要“种子”，又不可或缺土壤的“有情”。沙孟海、朱关田等先生均论述过颜真卿楷书的来源，但他们最多将颜真卿楷书的近源推导至北齐、隋，或初唐的褚遂良。我一直有一个推想:像颜真卿楷书那样成熟透顶的图式与风格，在它诞生的前夕，一定已经有了零星分散的比齐、隋、初唐书法更其相似之物。果然，前不久，在莫武先生推荐阅读的《印刷之光》^［4］一书中，我看到发现于韩国的一件武则天时代的雕版印刷物，上面所使用的用字无论章法、结字都与颜真卿楷书的图式已经相当靠近，有好几个字几乎宛如鲁公手出。这是对我的推想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例证。武则天时代去颜真卿不远，雕版印刷物的社会流传量又非常大，颜真卿应该能够较为方便的获致。同时，以当时的文化背景与科技条件推断，能够用于雕版印刷的字体，必然是在彼时较有水准较被认可者，至少是当时较为流行者。可见，在颜真卿以前，人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了“颜”体楷书的合力创造。当然，我在这里对可能的“种子”的努力寻找，并不意味着对颜真卿之“有情”的漠视与否定。我仅仅希望在对书法发展的历史情境的溯源中尽量补缀出更加富有说服力的可靠细节罢了。当然，细节的修补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关于书法史的崭新认识，比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更充分的证据，我们可能会与前人对颜真卿的评价稍有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颜真卿的书法贡献不是开创之功而是集大成之力。^［5］

五

人们习惯将弗莱定位为原型批评理论的一位大家，但是，像弗莱这样思想活力和知识视野都浩瀚广远的人物是不可能被一种批评方法所拘囿的。从其对《圣经》神话与布莱克诗歌的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既有原型理论的特征，又分明与结构主义文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与普洛普关于童话中蕴涵的一般结构学说和托多洛夫关于文学作品中隐含着某种共同的“语法”的思想暗合。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注释

［1］诺思洛普·弗莱著，吴持哲译:《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

［3］雅克·德里达著，赵兴国等译:《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中国印刷博物馆编:《印刷之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5］许伟东:《中国古代印刷术与书法》，载《书法杂志》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