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赵壹《非草书》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地位

再读赵壹《非草书》

胡晓东

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西南)人，生活于东汉顺、桓、灵时代(约1—2世纪中期)(《后汉书·赵壹列传》记载)。曾任过汉阳郡计使。是东汉晚期注重儒学的代表人物，生性落拓不羁，才气过人，恃才倨傲。常以词赋答朋谢友，抨击时弊，抒发情怀，因此有词赋家和西陲名士之称。《非草书》大约写于汉灵帝熹平七年，即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之前。文章对当时草书的勃然流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赵壹《非草书》的历史背景。

东汉晚期，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儒学独尊的大一统思想格局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竖阉专权所形成的朝政黑暗，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夫阶层展开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从而冲破儒家礼教的规范。随着经学的衰微，书法艺术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开始受到官学的重视:“汉灵帝时，于太学之外，更设鸿都门学。时鸿都门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招。”在这个时期书法艺术领域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随着书法革新思潮的出现，草书迅速崛起、蔓延，在整个士人阶层形成狂热持久的“草书热”。当时，隶书、草书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参与而臻于成熟，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经过文人之手的提炼、改造，逐渐成为庙堂正体而趋向规范化，后者则经过文人的改造逐渐摆脱实用化羁绊，而获得所谓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的新兴书体。在东汉桓灵时代，对草书的接受与反对而在士人阶层划分出两大阵营，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立场问题，而显示出东汉士人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文中述及草书的起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虽“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其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可见草书是由于政事繁忙，为适宜书写简易快速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际应用为主。这在崔瑗的《草书势》，之后卫桓的《四体书势》都有所论及。

作者为什么不提倡草书呢?从文中找出的原因如下:

一、当时汉阳郡以梁孔达、姜孟颖为首的“当世彦哲”及其“后学之徒”对张芝草书的垂热超过了对儒家的经典和圣贤，是“背经而趋欲”的“非弘道兴世”之举;同儒家经典相比，草书只能是“锐精于虱”的雕虫小技。

古人入世首要的是勤学儒家经典，以其修身致道的原则为做人的根本。人做好了，再在这个原则之下涉及其他的事物，不可本末倒置。这对现代人来说最有借鉴意义。

二、“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2］。恪守儒家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认为大篆是圣人仓颉、史籀所造。书法的地位之高贵正是因为“天象所垂”、“圣人所造”、“河洛所吐”，这从中也可以看到，书法产生的背后就有深厚的内涵，而不单单是汉字本身的意义。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看，一切艺术表现的形式都必须包含或者传播“道”，人类所有的风俗礼仪必然都揭示出同一个“道”。如果把“道”解释为“宇宙的规律”可能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作者之本意，草书并非出于正道。背“道”而驰的事物不宜提倡。

三、“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没必要去“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

古今一样，在正式的场合是不用草书的，不易辨别，实用面不宽。

四、“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认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全然有悖草书原旨。“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则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

草书失去了它的本意，由原来容易书写且快速方便，变得难写迟缓。本末倒置。西晋卫桓《四体书势》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妙，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从卫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芝的草书创作是极其理性化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是张芝草书必为楷则，因而无暇作草。这说明张芝的草书书写速度极慢，这种状态与狂草创作趋急速的非理性化趋向相去甚远，与章草的求工稳甚相契合。而且“有道张君”写草书也只是在余暇偶尔信手为之。

五、为了学好草书“专用为务，钻坚仰高”，以至“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缀”。

如此狂热迷耽于草书，在作者看来是玩物丧志。文中所描述的这种状态与书写狂草时显现出的非理性迷狂大有相似之处。人在正常的状态下应该是理性的。

六、“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在汉代草书发展史上，张芝的出现标志着草书文人化传统的开端。在西汉时期，草书主要出于戍卒徒吏之手，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书体。到西汉杜操及东汉崔瑗出观，草书的规范化和审美理念得到普遍强化，并出现由俗到雅的转变。但由于这个时期草书作为新兴书体还没有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关注，因此，草书尚未获得社会性认同。(www.xing528.com)

赵壹在“非”草书的同时，于有意无意间也提及了书法艺术的重要问题。归纳起来，大致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非草书》一文道出了先知理而后学的学书技巧，“书之好丑，在心与手”，昌明了“心手合一”的至理，分明指出学书必须心手配合，做到心手合一。给予西汉杨雄提出的“书，心画也”之观点以补充，最早地完善了书为心画、心手合一的理论。

其二、赵壹在对书家大胆褒贬的同时，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书如其人观点，而且明确提出书法与人的才能、学识、修养、品格及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三、学书必须悉其源流。

《非草书》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儒学思想在东汉时期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于作为“小道”的书法艺术也产生着明显、深刻影响的规律。

这里选用弘一法师《关于写字的方法》一文中的几段文字:“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惟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3］

“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也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子。”

“诸位听了我所讲的以后，要明白我的意思——学佛法最为要紧。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用这几段讲述文字作类比能使我们理解作者的初衷，《非草书》的目的，即在于重申儒学的尊严，平息弥漫在当时东汉士人阶层中的草书热情，使他们重新建立起对儒学的信仰。明确地树立了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形象——书法对儒家文化的遵循是最根本的宗旨。在赵壹的书法观念中，书法是经艺载道的工具，为王政之本，而草书“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因而非圣人之业。以儒家文化来观照书法创作的审美取向，强调书法必须依循“天象”与圣人的教化。这种观点在汉及魏晋书论中已经是一个首要的内容了，而且影响非常深远。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服装学院)

注释

［1］张彦远:《书法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2］潘云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3］谷流，彭飞:《宏一大师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