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
人生活在世界上，人仿佛是一个永远的漫游者……但漫游的人是否来源于一个家园，并走向一个家园?或者他的漫游本身就是居住于家园的一种方式?［1］
现要紧的是，首先猜度这片田野，进而寻找这片田野，进而开垦这片田野。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2］
因精神家园的迷失引起的，确认、选择和评价“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在绝对意义上的丧失、将失却天定神规的人，无情地被抛掷到精神的荒原、孤寂地飘零。“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这种当代人类无家可归、四海漂泊的命运，“敞开了我们的生存危机”!“于是在乡愁的哀歌中会升起还乡的欢歌。”“还乡是人返回家园的路途。人从无家可归而来，到家园而去。”［3］可是乡关何在?路向何方?
一、迷失的家园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田野存在于天地间，与我们共生共在、合为一体。它是只属于我们、我们始终居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它源于自然，更源于人的创造。是人，给仅只是“惟恍惟惚”［4］自然存在的世界，创造出色彩斑斓的光华;是人，让每一颗杳无声息的露珠，都在阳光下闪烁出五颜六色的光彩。于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世界在人的创造中生成，人在创造世界中成为自身。这里本没有也根本不该有任何形式的神圣的位置与气息;这里有的只是人的渴望、人的激情、人的联想和人的希望!这便是寄寓着我们无限希望的、真正永存恒在的家园。
出于惊讶自然神奇之激动，与热忱追求自身完满之渴望，自然而生的人在油然涌现的丰富联想中，燃起抑制不住的、把自然的世界创造为“人化的自然”、“属人的世界”之激情。正是在这让自然的世界成为自己的需要，以及对“真”的探索和“善”的寻求中，人类认识着自然、改造着自然，并实现着自身对“美”的创造与追求，建立了只属于我们的家园——“真善美”的世界。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设问，把人所与生俱来的“联想”这独具的精神超越，揭示为人之所以为“五行之秀”、“万物之灵”的逻辑先在之自身根据。就是这涌动不息的“联想”，驱动着我们不断澎湃起“日日新，又日新”［6］的创造激情，去超越自然而然地“世界”，去超越狭隘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无比辽阔、无限丰富和无穷发展的生活世界，去营建充满希望(理想)、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真善美”一体的美丽田园。我们自身亦因此以“五行之秀”、“万物之灵”的伟岸英姿耸立于世。
对人类而言，存在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目的性活动的“目的性”的存在;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追求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义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使人的生命活动在寻找“真善美”的世界和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双重自我超越中，由动物的“生存”成为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实践”:是人与世界的最基本关系;是人按自己的欲望、需要和目的去改变世界，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目的要求，通过自身对世界及其规律认识的积淀而实现的历史文化过程。实践蕴涵的、包容了追求认知(真)、价值(善)和审美(美)的理想性，让人在对“真”的占有、“善”的确认和“美”的规定中，把它奠定为自身存在的“最高支撑点”和居于世间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一体的实践，既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合一;也是“自然遗传”(获得性遗传)与“文化遗传”(遗传性获得)相统一的历史文化过程。人，就在此自由自觉的创造过程中，实现了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的统一。
人以实践的存在方式，实现了生命演化的自我超越;并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力图在高级层次上复归于自然，而实现着人的需要与层次的不断跃迁、人生意义与境界的不断升华的人的“生活”的自我发展。曾令人惊讶而激动的神奇自然，被打上了人的印记，成了“人化的自然”，成了人所赏心悦目、怡情达志的美丽田园;由此构成的只属于人的“生活世界”，就成了一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把握的“文化世界”;就成了一个个人的人生价值与人类历史相融合的“意义世界”。我们的家园，就是这“人化的自然”和“文化世界”、“意义世界”一体的“生活世界”。它既是人的存在的发生地，也是人的历史成果。我们也不再单是自然而然地自然存在，而是由两种“遗传方式”规定的社会存在，更是居于家园中的“自在又自为”的历史文化的产物。
“这样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成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它们构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7］“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8］这便是人所追求的“天人相生”的自然和谐的美境;这便是走向“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然崇高的、自在自为的人的生成过程。这“美妙的循环”过程，就是我们居于其中的美的家园。
人怎样进入历史，就怎样开始生活。人之初的生活，不懈地追求生命价值和寻找生活意义的我们，在竭力将“生存”改变成向往的“意义生活”、倾心把世界创造为憧憬的希望田野的过程中，在还没有获得自己、“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9］，便“失其本心”［10］地创造出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与我们共生共在、与历史同创同建的田野和家园，就荒芜于生活、迷失于历史。这代价便是色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美丽田园被颠倒和异化为庄严肃穆、天定神规的“天道自然”或“神性世界”。于是，“走向人本身”和“复归于朴”的美妙循环，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地在对“天人合一”境界或“逻各斯”的理想追求中，因生活方式的各异而踏上了方向迥别的迷途。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生活，需要的是土地山泽、自然运行与农业劳力的结合(生产方式)，气候温煦、风调雨顺与不违农时的相谐(生产条件)，优游自得、恬淡祥和与安宁稳定的统一(生活环境)，“立爱惟亲，立敬惟长”与“始于家邦，终于四海”［11］的推及(社会伦理)一体的、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伦的自然的和谐。在这里，天是自然的“天”，地是自然的“地”，万物是自然的“万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五行之秀”和“万物之灵”。在这里，“天以阳生万物(变化中发展)，以阴成万物(稳定中存在)”［12］，“天包载万物于内(事物发展存在于时间之中)”［13］，已不单是自然的天，更是超自然的“天道”(人虽“秀”与“灵”，不过是“天之所与”［14］的天赋)。在这里，“天道”的神圣性，是在“易道周普”［15］的变化不居中展开的。此大化流行所“曲成”的圆融，突破了一维两极的格局，才可能在时间的密度内建构出“参伍以变”的“三极”［16］空间，使事物在自我运动中充满不断生化的均衡张力。以此构成的“天道”的神圣性，就表现为“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的“玄德”［17］。所以，世间所有就是一个既同源、又千丝万缕纠缠纽结的整体。“天道”就成了“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18］的“天人之道”，从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9］。
这种融天、人、地之德于一体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能使天地造化均衡和谐地大化流行的支配力;是一种能使集合体中的所有成分，实现协调稳定发展的存在法则;也就是一种“天人世界”中的最高道德规范与对美的体认之根源。这种始于自然推之人伦，又超自然超人伦，合自然与人伦一体的“道”，就作为一切意义与价值的最高规定性，构筑起人伦与天道匹配、道德与自然相谐、尽善与尽美相依的“天人合一”的世界:一个有人“和”天、地的，美妙和谐的“天道自然”的家园。
但这“美妙”的“天道自然”和“天人世界”，不过是把“人化的自然”和“属人的世界”颠倒了的镜中反像。本该是“惟人参之”、以“天”合于人的美妙循环，因方向的颠倒，却成了令人去合于“天”的迷途。
而在地中海区域的、由游牧转为商业航海生活的人们，从为了生存，驰骋在草原逐水草而居，到为了生活，扬帆于汪洋渡往希望的彼岸:这种颠沛流离、祸福难料、朝不保夕的生活，既激发了他们充沛的冒险与开拓精神，更引起了他们对生命之脆弱的无可奈何。
这种对生命脆弱的无奈和对生活危殆的不安，交织混杂成对神灵的无比敬畏和无限热爱的情怀。由此，人便“自认”是与大地上(此岸)一切暂瞬有限的生命一样的“理性的动物”，并“自愿”成为天上(彼岸)的神圣无聊至极的“游戏”产物。当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取决于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圣之好恶;当世间的一切，由那神圣的“逻各斯”预先作了规定;当人生的幸福与希望，惟有通过皈依造物者，才能在神圣的彼岸实现时，人的家园就成了一个“神性的世界”。
我们美丽的家园，就在我们自己颠倒出的镜中反像和自我异化来的幻想“天国”中迷失。当我们沉溺于迷途，家园却在星光灿烂的历史天空，时刻与我们共在，时刻关爱着我们，时刻向我们发出还乡的呼唤。
历史的星星点灯，照亮我们的前程:让迷失的我们，找到来时的路。
家园的星星点灯，照亮我们的家门:用一点光，温暖我们迷茫的心!
二、灿烂的星空
康德那句“位我之上者，是灿烂星空;道德的律令，在我的心中”的名言，喻示了人类“文化遗传”的“基因”与我们的归途，就在那繁星闪烁的历史天空:点点闪耀的星光，就是人类历史的文化积淀与人类生活的智慧结晶;就是它们占有了世世代代的每个人，并为人自身的发展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们能为我们照亮归乡的路径，也能把我们引向新的迷津。
作为历史天空永耀的“紫微”，中国文化的基础源于对宇宙万端在恒动不息的变化中，都要遵循均衡原则自我生成和发展的本质规律，进行了严密、完整的科学归纳而产生的“周普”的“易道”(宇宙的自然法则)。由此形成了以“守中持衡”的“道”，这最高原则构建的，自然与伦理、环境与社会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
诞生于农耕方式的中国文化之源，在先民对天象的观测中展开。在此实践中，能以自己的原理测算宇宙变化规律、与自然存在状态的“数”，就被抽象为宇宙存在的最基本秩序或程式。“易”对“数”的运用是一种归纳，是一种把千般头绪、万种端倪，无量无边地向内收拢聚集的多维立体的思维。此思维自然形成一种“自集合”的概念(即宇宙中万端事物的真实面貌):它把广袤得无垠无限的宇宙太空和大到不可数、不可量、不可见、不可知的天文数字，首先按“数”的原理，归纳到可知能见、好量易数的十个数以内;再把众多公式与复杂运算，归纳为抽象的“五行”、“天干”和“地支”等简化概念及“河图”、“洛书”(下称“图”、“书”)等方便范畴;然后只用一加一减的简单方法，便归纳了全部的宇宙之数——那大至无法量度、不可数计的宇宙太空，就只是了无一数、又为无穷数的“0”(即“太极”);宇宙内的唯一真数就是“一”，“一”源于“0”;此外的任何数，不过是与“一”的加、减而已。惟有科学与文化发展达到极其高明透彻的最高处，才可能有如此化繁为简、以简驭繁的智慧。这也是“易”理“复归于朴”的自身显现。
“易”理的“图”、“书”范畴，既是其形成中的科学归纳的产物，也是其据之发展完善的前提。“图”显示了宇宙的初始生成和绝对不均衡本质的生成态，即五行在顺行相生(阴阳消长)的顺序中生成的、含有“十”的全数状态:数“十”则归“0”，“0”乃宇宙的本质之数。“图”便是揭示了宇宙恒动不息、绝对运动本质的先天之“体”(宇宙的生成法则)。其阴阳消长的规律表现出的宇宙生成的大现象，就是“先天卦”。宇宙一旦自我生成，就形成一个由其本质支配的自集合体;在自集合的事物中，绝对运动变化下的相对均衡至关重要，它决定了事物是否可能存在。
“书”则显示了宇宙既生成的均衡态，即以相对逆行、对待均衡的法则，把宇宙的绝对本质按“数”的奇偶(阴阳)关系，分置在阴阳互藏、老少对待的内、外(生、成)之数中，使五行按逆行相克的秩序相对稳定的、以“九”为最的变数状态:全数的“十”，只在相互对待的分置中发挥其本质的禀赋;数“九”则归于“一”，“九九归一”就是生生不息的绝对恒动与对待互补的相对均衡。从而真正显现了宇宙既生的综合运动轨迹，揭示了宇宙内事物均衡存在的秩序原理(指五行逆行相克)，即事物在相对均衡中，展开绝对本质的后天之“用”(宇宙的构成法则)。与之匹配的“后天卦”，则表现了宇宙内事物的本质的现象(指五行顺行相生)。
由“书”所表示的四维时空的立体平衡，就是“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20］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时间在这里作为天地万物的由来(即“宙”字的涵义)，以其周流不止的特征而显示为“圆”:这种人为的、既可“来今”也能“往古”的相对存在，仅针对处在其中的空间而言，才是绝对的存在。此状态中由相应维度支撑的、事物发生关系的场合，就是空间。这种处于时间内的存在，以其方向性的特征而显示为“方”:“方”即“方向”，引申为“方位”，而非形状;形状的“方”，先秦称“矩”。这处于时间内的存在，只能是在“前后”、“左右”和“上下”的三个维度六个方向上相对均衡的存在。中国的空间概念，因此“六合”(三维六极为“六合”)的方位性，而称“宇”(“宇”即三维构造的房屋)。这种把时空四维八极的立体均衡关系，视为我们居于其中的、“曲则全”的浑圆宇宙观，至今仍是对完满美妙事物的最高评判:“八面玲珑”。
“易”理这种关于在自集合内的事物应当如何排列组合，才可能存在与发展的宇宙公理与谐和之美的规定，基于现有的宇宙万端皆属相应组合的自集合;同集合因素、不同的组合，其结构的数性、现象、作用和效果就迥然的真实现状。这宇宙的本然，存在于以三维空间为尺度的“天圆地方”的时空。在自集合中，这尺度先只是一种时间(过往)与当下(现实)的两个不一定关联的存在，即所谓“两仪”(或“二”)。它们间必须有一个“中”或“三”才可能关联，否则，就不可能有“上中下”，“左中右”和“前中后”与“中”相交的三维空间。这里的“中”，即“大一分为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三即一，一即三”［21］的“三”。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22］的“用中”，即“用三”，即“两中参”的“合二而一”。它体现了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的分生离析，与道、一、二、三和万物［23］的化生冲和的同一，从而避免了机械而片面地将“一分为二”推向绝对的两极对立。
因此，“中”及其达成的“和”，就是“天地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的“至诚”［24］，就是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和谐一体的最高支撑点。这个“中”或“三”的存在，才是事物在存在中衍生、化生的开始。以人作为天、地间的“中”，就构成了“三极”的“三才”世界。天、地、人本为阴阳相对的均衡存在，由其构成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的空间，就发展为“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生卦”［25］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和”天、地)支撑的宇宙尺度。“天圆地方”的四维时空，也就成为以“六十四卦方圆图”表示的人文与自然相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六爻重卦蕴涵的“天人合一”原理，表示了自集合的万端事物莫不纠缠纽结、相互通联的真实状态:单纯以“物的尺度”存在的天地万物，是与宇宙本然相悖的、有缺陷的无意义存在;惟有赋入(参之)人生的意义，使之居于“三才”之中、“天地之心”，弥补自然的化育不足，才能建立起在时间维“旁行不流”的本质内，以“三极之道”(三才)的空间为尺度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本形态。它无非表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由“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融(“与天地合其德”)、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相合(“与日月合其明”)、目的性与规律性相谐(“与四时合其序”)、自然与社会相生(“与鬼神合其凶”)的人所创造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美丽田园。因此，“易”的用“中”、重“三”，即是在用“人”、重“人”，明确地凸显了宇宙万端中的“人”的至贵至要。其天、地、人“三才”，终究以“人才”为贵;“三才之道”，归根只是“人道”。
“天人合一”观念中展开的中国思想，高张“知人则哲”［26］的人文旗帜，抛开了一切与生活世界无涉、与人无关的愚蠢与荒谬。这种形成于文化源头的、以了无神迹的人世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使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实践中，体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相谐共生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这就开创了中国优秀人文传统的“文化遗传”之源。“易”理中诞生的人文精神，经由老子、孔子的进一步完善，升华为老、孔之“道”的深沉的人际关怀，即以“守中持衡”的“道”为最高尺度、以出世的社会抗议思想(内圣)与入世的伦理道德观念(外王)为评判标准的、“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体系。其核心是把既成的天地万端所当遵循的均衡之“道”(即“后天之用”的“道”)，作为事物存在、发展的最高原则。于是宇宙的绝对本质(“先天之体”)，就以形上之“道”的存在(即“恒道”与“常”)，表现为“其中有情呵，其情甚真”［27］的充盈之“无”的状态。这个“无”，是饱满充实、将动未动的“无为”的存在而非不存在。这个“无”，以其“生生之谓易”的禀赋(本初功能)，化生为“有”(“成象之谓乾”)，显现出“乾知大始”的第一现象，这“道”(“体”)的必然产物(第二功能)。于是，在“效法之谓坤”的作用下(第三功能)，产生了天地万物“大德曰生”的“乾坤世界”，这“坤作成物”的第二现象。这样“道”就在发挥其本质功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无”中生“有”中，成了由“现象”表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体”现为“用”的均衡之“道”(“用”)。即天数的“0”(宇宙本质的“体”)，“生”动而为真数的“一”;“一”是真存在，其中必有“二”(阴阳);“二”非真数，只是存在的“假”象，惟有把本质的功能“用”于其“中”，才能使之归“一”为真存在。这个“中”即是“三”(本质功能的“用”)，而宇宙内的真数恒定为“一”，则“三”即是“一”。这宇宙本真的“一”，就是对天人谐乐、万物和融的、自然本美的极透澈澄明的体认。
但“二”既为存在“假”象的非真之数，如何可能“存在”?这是由于“二”本身就不是存在，而只是表示自集合因素间的相对待。这种对待是把轻重、轩轾的差别，中和于集合体的均衡共存的关系，是表明事物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使对待方中和为真存在的均衡之“点”。“二”，即是作为这“体”现于“用”的、均衡“点”之“前提”才“存在”的。所以，这是为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已非“体”而实为“用”之“道”的存在的，自身并不存在的“存在”。这“体”现于“用”的“道”，就是“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的用“中”之“道”，即“守中持衡”。宇宙内的万有之象，就以此生成。
这个把宇宙绝对本质的功能，作用于宇宙内的万端在相对均衡的存在中，展开其变化发展的自集合因素的对待法则(用“中”之“道”)，是一种具有因事因物、因时因地，进行随机调整之灵活性的、事物必须遵循的宇宙绝对本质的“体”现。它是用“守中持衡”的概念，来对宇宙恒动不息之概念的具体运用的说明。这便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的本义。
孔子在由此发展出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立场上，倾其毕生精力从正面完善了由“生生”之“天道”、到用“中”之“大道”、再到“中庸”之“仁道”(人道)的，由宇宙的生成论发端、到宇宙的构成论、再到社会的生成与构成论的“大同”(“天人合一”)理想的发展过程;完成了建构以“赞天地之化育”的实践为人生价值，以“孝悌”为“天伦”之本、“忠恕”为“人伦”之本，“以德配天”、“尊天保民”的“仁”(“爱人”)为最高价值根据，以“中正”、“时中”的“中庸”之道(“和为贵”)为最高价值尺度，并发挥“真身、余家、长乡、丰邦、博天下”的自然伦理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合“德治”与“礼治”、“天道”与“人道”而一的“天人合一”体系的根本任务。
这样，“自然是美的这一点，只在那样一种人那里才唤起兴趣，这种人‘已先期地把他的兴趣稳固地建立在伦理的善之上’。因而对自然中美的兴趣‘按照亲缘关系来说是道德性的’。由于这一点揭示了自然与我们超出一切功利的愉悦之间的无目的的一致性，也就揭示了自然对于我们的一种神奇的合目的性，所以这一点就指向了作为造化最终目的的我们的‘道德规定性’”。［28］因此，美的体验只有在人性的至善场合，才能显现其至美的本真，于是美的感受就被道德伦理所规定。也就是说，惟有尽善方可尽美，尽美而不尽善则非至美;故道德的至善，规定了至美的体认。
三、希望的田野
相对于中国文化这永耀的“紫微”，西方文化则是昭示人类黎明的璀璨“金星”。在中国颠倒的“天人”关系崩陨于晚明笙歌之际，西方世界却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出近代科学，为崛起于航海冒险与商品贸易的资产阶级，铸就了砍向一切被其视为前途阻碍的“双刃剑”。其锋芒所向，挥洒出的“科学”之风、“理性”之云，消解了“神圣形象”;依附在“神性世界”无选择的标准下，异化给了“神”(上帝)的人本质，被资产阶级以自身的特性解脱给了“物质的世界”。
在“唯物质主义”的世界里，神圣的精神主宰被消解之际，正是世俗的物质主宰在生成之时。神规下解脱的人，非但未能回归自身，却在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物”的崇拜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异化为“非神圣形象”的“物质”的奴隶——能使用两种尺度和“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人，只有在把自身本质的基本意义(劳动)，当成纯粹的谋生手段时，才显出自己是已不再依附于“神”而能够独立的“生存”的存在。所以，这“人的发现”，是以人的“物化”为条件的历史进步。(www.xing528.com)
这样，物质的原理(“科学”)和属性(“理性”)，就以人类的救世主姿态，建立起由人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到以客观认知取代主体感知的、以非人的“理性”为标榜的“科学”范式。以此标准来支配人类社会，必然导致市场因素(物的因素)构成的“经济功能”(物理属性)，与人类的社会、文化(人的属性)整合间的强烈冲突。在资本世界中，物质层面极其富足的代价，却是牺牲人性的本然与美的原则，给人的内在自我以巨大分裂的、最严重的“文化遗传”的变异性摧残;以及无节制地运用体现人类霸权的技术科学，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索取，造成人与自然相谐共生关系与本真之美的意义的毁灭性破坏。“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引发的深重的人文灾难与生存危机，把本该“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的人，无情地抛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一贫如洗”的精神困境。因“人的发现”而显露的希望田野，就更加遮蔽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尽头。
西方实用科技含义的“科学”，自殖民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带有人类暴力的性质。由此而来的“科学主义”，本身就隐含着浓烈的终结“文化遗传”的反人类反历史倾向。这种实用科技的“科学”，作为一种文明的总体标志，仅只出现于近、现代的欧洲，是因扩张性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才逐渐在所谓“现代化”的名义下，成了现代社会的“合法化知识”(“丛林意识”的“合法偏见”)。以这种“科学”的理念建立的“理性”认知模式，仅只是对具有不相关性的无机“死”物的属性理解(即“理性”)的认知模式(仅只是部分的“真”)，而不是对有机的生命事物的属性理解(生命伦理的理性)的完整真实的认知模式。它只是包括在人类全部认知模式(“真善美”一体)中极狭小的一部分，根本就不能代表人的全部认知。而真实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自集合整体，所有的因素都处在纠缠纽结的相关联之中。因而，绝不能把这种“唯物质主义”的模式及其与资本主义间的特殊关系，当成具有普适性的绝对范式。在非西方世界，对以此为核心的“现代化”理念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并力图以此模式为取向时，实际完成了对西方霸权的认同，自身也成了塑造这一霸权的参与者。
西方文化高擎“科学”与“理性”之剑，在消解“神圣形象”的同时，把追求幸福的理想，从“天国”带回“人间”，开辟了通往美丽田园的现实途径;它建立的以崇拜能满足人的现实欲求的财物为动力的“市场经济”，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奠定了步向希望田野的现实物质基础。但其立基的思维逻辑对均衡法则的缺失，使其“科学”与“理性”的观念，非但不能理性地指导并约束应用技术的盲目发展，反而在由其缺陷产生的“丛林意识”的推助下，不遗余力地为此盲目性推波助澜，从而使物的属性成为评判“真善美”的唯一标准。于是，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道德上、精神上的价值与意义，都沦落为替金钱服务的奴仆。在人类已进入完全数字化的时代，这种“理性”在根源上非理性的“双刃”危险性，更把人类引入一个均衡倾覆、祸福莫测的危殆境地。当西方文化这颗璀璨的“金星”，在黄昏的天际高悬，就预示了它带给人类的“物质世界”的末日将临，更敞开了人性解放的光明前景。等在我们前途的是一个自我们迷失家园以来，一直梦想却不曾体验过的那个:个人、自由、群体与道德的和睦共存，以及自然、彼此与科学智慧间相谐共生的美丽田园。它就是我们迷失的家园，就是我们所当然的存在，就是我们自身。
当我们的家园，敞开了希望的田野，我们正处在一个自集合属性大交换的时代:“市场化”把世界统一成“地球村”，“网络化”把世界变为诸多集合因素的置换场……在西方实用科技的高技术，以藐视一切、唯我独尊的姿态，创造出这一切的非凡时，也打开了世界的“潘多拉之匣”。在生存危机引发的乡愁哀歌中，人类亟盼在进化与伦理、发展与和谐、需求与约束间的均衡法则与超凡卓越的实用科技圆融一体，让自己躲过“科学”悖论的黑洞、跳出生态失衡的怪圈。这就必然要求在重述传统中，走向尽善才能尽美的人格与人性之美的生活本身。于是在所有的属性交换中，最关键的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是个“将泥人摔碎，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你身上也有我，我身上也有你”［29］的相融再生的过程。
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时空观，将人性的本质与人的生活，植根于对宇宙亲近性的形上道德情结这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生信仰与自然本美的体认之源泉。因此，中西文化的融合，首先可以解除诸多不均衡因素所致的数理“科学”面临的悖论困境，使其精湛的实用科技置于完备的基础科学的原理之上，让其剑刃的锋芒真正成为给人类造福的利器，使人从“物化”中解脱、回归“真善美”的家园;另外，用自集合因素普遍相关性的理念，消化“丛林意识”的极端倾向，使其进化发展的观念回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0］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体的立场。
同时，以“赞天地之化育”为人生价值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因其蕴涵自然与社会相谐共生的人文精神和自然美的道德规定性，在剔除颠倒来的因素并以自身的优长，对辩证法思维主客相分的缺失进行超越，就定能焕发出浴火再生的凤凰容光;在“让物成为物，让人成为人”［31］的道德伦理的再生中，成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这崭新内涵的“三才”之道构成的、美妙循环的“文化遗传”之源。从而，让人诗意地居住在美丽的田园和希望的田野。
让我们在“请让我来关心你，就像关心我自己!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的“天人相生”的人性欢歌中，向生活的世界、向希望的田野、向美的家园而去!
注释
［1］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301页。
［2］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765页。
［3］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312页。
［4］《老子》第二十一章。引文据帛书订正，后均同。
［5］《庄子·齐物论》。
［6］《礼记·大学》。
［7］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245页。
［8］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1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10］《孟子·告子》上。
［11］《尚书·伊训》。
［12］周敦颐:《通书·顺化》第十一章。
［13］张载:《正蒙·乾称》第十七章。
［14］《孟子·告子》上。
［15］郑玄语。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序》。
［16］《周易·系辞》上。
［17］《老子》第十章。
［18］《礼记·中庸》。
［19］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0］《淮南子·齐俗篇》。
［21］方以智:《东西均·三征》。
［22］《礼记·中庸》。
［23］《周易·系辞》上。
［24］《礼记·中庸》。
［25］《周易·说卦》。
［26］《尚书·皋陶谟》。
［27］《老子》第二十一章。
［28］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65页。
［29］明代民歌:《泥捏人》，转引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另见陈所闻:《南宫词纪》。两者大意同，略有差别。
［30］《礼记·中庸》。
［31］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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