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的个性之美
陈李波
一座富有魅力的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当是城市的个性之美。城市的个性使得市民或旅游者对这座城市有着更多的认同感与亲切感,也使得城市魅力更大限度地彰显出来,如同凯文·林奇所说:“仅仅感受一个地方就能有独特的乐趣:体会光线的变化、感受风的吹拂、享受触摸、声音、颜色、形状等。……因为一个生动和独特的场所会对人的记忆、感觉以及价值观直接产生影响。所以,地方的特色和人的个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会把‘我在这’(I am here)变成了‘这是我’(I am)。”[1]而戈登·库仑则用Thisness来表达城市个性的个体性和独一性[2],与凯文·林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谈及城市的个性,通常有两个角度,即客观地从城市角度来谈城市个性,以及主观地从观赏者感受的角度来谈城市个性。就前者而言,城市的个性就在于城市所发挥的功能、所坐拥的自然风貌与历史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营造出城市的个性——有些城市以优美的自然山水见长,而有些则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取胜。而就后者而言,由于观赏者因自身需求的不一、爱好的不同,故对待城市的个性的角度也就不一样——对喜欢绘画的人而言,可能法国的巴黎将是他生活最为理想的城市之一,但对喜欢音乐的人而言,奥地利的维也纳则可能是他生活城市的首选。
一、个性所孕育的美学内涵
城市之个性犹如艺术之风格。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便是一件宏大的艺术品:“一座城市具备一件完整艺术品的全部构成要素——这里的艺术品既具有隐喻的意义,又具有字面上的原意。”[3]故将城市与艺术进行某种类比是合宜的,所不同的就是前者的尺度更大,牵涉的层面也更多;同时城市个性又是一个美学意义相对较为浓厚的问题,而个性问题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艺术的风格问题,因此论及城市个性问题,将艺术风格作为参照不仅是必要,而且也富有启迪。
艺术风格对于艺术美的创造与欣赏都有着重要意义。伟大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都力图创作出独特的艺术美,以震撼读者的心灵,而欣赏者观赏一幅艺术作品,也正是从中得到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全新感受。事实上,艺术风格在本质上就是追求一种独特的美。尽管艺术风格有着两种特性,一是风格的多样性,二是风格的一致性。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美愈独特,就愈加千姿百态,愈加富有个性;同时独特的美往往更能见出美的本质,洞悉美的共性。这种多样性与一致性、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艺术风格的整体美。如果艺术家没有自己的风格,所有的艺术作品全是一个基调,那将会是多么尴尬的场景。不仅不同的艺术家有各自的艺术风格,同一个艺术家身上艺术风格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布封曾经这样说道:“一个大作家决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上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4]可见,艺术风格对于艺术美是如此重要。而城市犹如一件宏大的艺术品,因此,城市个性对于城市美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说艺术风格孕育着艺术的美,那么城市个性理所当然孕育着城市的美。
另外,艺术风格还涉及美学中的关键问题——典型问题,而后者在历史上就一直与美的本质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对待典型的侧重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十八世纪以前西方学者都把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一般)上面,十八世纪以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移到个性特征(特殊上面)。所以十八世纪以前,‘典型’几乎与‘普遍性’成为同义词,十八世纪以后,‘典型’几乎与‘特征’成为同义词”[5]。典型的侧重点从“普遍性”到“特征”的转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审美风气的转变,即个性特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重视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这对于当代个性意义的凸显尤为重要。现代文明为我们塑造着更加多元化与自我的生活方式、生活场景与生活状态,个性的生活方式与以个性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人们对个性的依赖几乎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现今人们不单单是崇尚艺术品的个性特征,而且对身边几乎任何事物都用个性的眼光去审视,理所当然也应包括人们所生活体验的城市。人们开始关注和欣赏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既向往香港的“现代”与“开放”,欣羡维多利亚海港畔那形如飞鸟展翼的香港会展中心、晶莹如璧的中国银行大厦所呈现出的举世无双的都市繁华,也欣赏湘西凤凰古城的“纯净”与“古朴”,梦想踏在石板路上,沿着曲折延长的路径、顺着层层下落的屋顶,观看那一幅幅美轮美奂的风情,聆听那天籁节奏的律动。
当然,对城市个性的关注也离不开经济的考量。从经济角度而言,城市个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源竞争和对个性化消费市场的争夺,已经将城市置于全球经济的语境下。一座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直接关系到该城市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关系到该城市的市民总体收入水平及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关涉城市的兴亡与衰颓。城市要在残酷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从营销学的角度扩展自身的竞争力,必须在宏观经济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刻,城市不再仅需求现代城市的共性,更应需要城市的个性——全球信息的共享已经将世界带入了“注意力经济”时代,只有那些具有“耀眼夺目”个性的城市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正是在这种审美风气的转变与时代的变革中,城市的个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城市的魅力不是体现在城市的共性之中,而是体现在城市的个性之中。在当今时代,一座城市越有个性,这座城市也就越美,就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个性的构成要素与方式
当我们言及“城市个性”这一表述时,主要是强调不同的城市之间应如同人一般具备自身的特征,即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市民精神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并能为人所感知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城市个性最终源于城市之间的差异——差异本身就酝酿着美,并且由于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城市互相展现自我的魅力。每个城市的自然条件不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不同,所履行的功能不同,怎能全部建设成为一个模样?
城市的差异集中地表现在城市个性的构成之上。城市个性构成的不同,即构成要素和构成方式的不同,呈现出城市间的差异,并最终彰显出城市的魅力。就城市个性的构成要素和方式而言,前者主要包括城市所发挥的特定功能、城市所坐拥的自然风貌以及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四个要素,而后者则包括个性的内涵与外在、可变性与稳定性以及主旋律与协奏三个层面。
1.城市个性的构成要素
城市所发挥的不同功能、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以及所蕴含文化的内涵都是塑造城市自身鲜明个性的主要元素。一座城市,或是以山水名胜见长,或是以悠久历史取胜,抑或是依托特定的功能来彰显其个性之美。
(一)城市所发挥的特定功能
城市的特定功能是指城市在政治与经济格局中所发挥的特定的功能,如国家的首都、省会、直辖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城市等,是塑造城市个性的基础。由于城市环境首先是一种功能性环境,我们在塑造城市个性时,首先要良好履行城市现时所承载的特定功能——因为城市功能履行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城市的良性发展,从而直接影响城市个性的彰显,并且城市所发挥的功能对城市环境的某些重要特征,如城市格局、形态以及相关配套市政设施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很难想象一座城市不能履行特定的功能、离开产业的支撑,它还能够塑造城市特色,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辐射功能,并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潜力。就这层意义上,城市所发挥的功能堪称城市个性彰显的基础。
城市所发挥的特定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政治中心)、商业功能(商业中心)、工业功能(工业中心)。就彰显城市个性这一层意义而言,北京、上海与青岛无疑是最为突出的案例。尽管前两者都属于国家历史名城,且都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但两座城市的个性无疑是围绕着其所发挥的特定功能,即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而展开。而青岛的城市个性则可认为是依托城市特定的工业功能,其所依托的是城市的工业名牌,即“五朵金花”——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青岛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工业中心,不仅保证了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将城市自身的个性张扬得更为鲜明。
(二)城市所坐拥的自然风貌
城市的自然风貌是一座城市所呈现出来的最为鲜明的生态环境,也是塑造城市个性的首要依据。每个城市总是处于特定的空间位置,具有与其他城市无法雷同的自然风貌——特定的地理位置、不同类型的地质构造、不同品格的自然山水以及特定的气候特征。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别称都与其自然风貌相关,例如重庆的别称为山城,济南的别称为泉城,武汉的别称为江城等。
城市的自然风貌是先天赋予的,城市在塑造个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城市中所坐拥的自然风貌,因为城市的自然风貌分布相当不均衡,而恰恰是这种不均衡最为容易、也最为鲜明地营造出城市之间的差异感,成为筑就城市个性的源泉——大连、青岛凭着倚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形成风光秀丽的滨海城市,而地处中部的武汉,作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扼长江及其支流航运的要冲,依托龟、蛇两山,凭借长江、汉水塑造出无比妩媚的江城韵味。一座城市的自然风貌是很难改变的,在彰显城市个性的进程中,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并力图保持其原有风貌。如果强行改变一座城市的自然风貌,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将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的破坏,既然城市的自然风貌是彰显城市个性的最佳素材,那我们为何还要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呢?
(三)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城市的文化积淀是塑造城市个性的灵魂之所在。一座城市的个性之美更多是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历史文化是最能体现出城市个性的元素之一。一座城市,如能荟萃众多的历史建筑,如能承载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么其便具有自身鲜明之个性,焕发出永恒之魅力,这在历史文化名城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根据城市所承载的文化积淀对塑造一个城市景观个性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国务院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分三批公布了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许多城市也以此为机遇大力发展城市的个性。有些历史文化名城也许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无法与某些国际性大都会相匹敌,但是其在悠久历史所营造的情境之下所生发的城市个性却可能远远超过那些国际性大都市。
但就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而言,不同的城市侧重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西安、苏州、武汉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类型。如果说西安这座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正统官方文化,从而呈现出“帝王将相”的祥瑞之气;那么苏州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文人士大夫文化,呈现出一种“精致高雅”之容貌;而武汉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近代文化——首义文化,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城武汉呈现出一种“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之气。因此,凭借历史文化来彰显城市个性,就应该找准其历史文化的定位,对其进行深层次挖掘。就武汉而论,无疑“首义文化”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它不仅最能表现武汉这座城市的特色,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也是武汉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光荣;而且其内含的“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能够鼓舞武汉这座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中部特大城市在21世纪发展浪潮中再次崛起。
2.城市个性的构成方式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就城市的个性而言,不是说具备以上这些要素中的一个或几个,一座城市就自然而然具有个性了,也不是说简单地铺陈或堆积这些元素就能够张扬出一座城市的个性之美。它们还只是构成个性的素材,如同碳原子,不同的晶体结构便呈现出石墨与钻石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理特性。同样,一座城市如要彰显自身个性,展现城市魅力的话,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构成方式,即个性的内涵与外在、个性的可变性与稳定性以及个性的主旋律与协奏,来组织这些构成要素,从而使得它们扬长补短、相得益彰,并最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彰显出城市鲜明的个性。
(一)内涵与外在
个性是通过内涵底蕴和外在形象的统一来呈现的。“个性的内涵与外在”是最为重要的构成方式。其中内在底蕴侧重于城市的时间结构,注重城市的历史,而外在形象便是侧重于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及我们市民的视觉感知。城市个性就是内涵与外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城市个性的内涵因其外在形象而呈现,而城市个性的外在因其内涵底蕴而深沉。
在个性的外在形象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当然是城市所坐拥的自然风貌,一座城市中享有的自然山水不仅可作为城市中最为突出的外在形象,同时也是一座城市作为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最为优美的轮廓。因此我们在彰显城市个性时,就其外在形象方面,我们首先就应考虑如何通过“借山、用水、透绿”的方式,将城市的自然山水风貌展现出来,并将其视为城市建设的骨架。
其次,在个性的外在形象中,城市天际线、标志性建筑、历史建筑群与社区、城市道路网等城市空间结构也应视为城市个性的重要外在形象,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当推城市天际线——无论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或是来到该座城市中旅游观光的人眼中,城市天际线就是反映城市个性的外在形象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由建筑物的墙和屋顶边际轮廓衔接而成的天际线,勾勒出城市的整体形象。富有节奏与韵律感的天际线无疑会给人愉悦的审美感受与体验。
较之侧重于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外在形象而言,内涵底蕴则主要侧重于城市的时间结构、围绕人的心理结构。就城市个性而言,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堪称城市个性中最为深沉的内涵底蕴。一座城市的个性,绝对不只是在城市的空间上延伸,而且应在城市的时间上与市民的心理一同扩展。如果说前者赐予城市以外在的形体,那么后者无疑赋予城市以内在的灵魂,一种城市生命维系的文脉。其中,有形的历史文化主要体现在城市景观之上,包括城市历史建筑群、历史社区以及市民的老房子等,而无形的历史文化则孕育在城市的传统文化艺术与市民精神之中。
(二)可变性与稳定性(www.xing528.com)
作为历史的产物,一座城市的个性往往历经千百年才得以成形,因此城市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事实上,城市个性如同一个人的个性一般,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的个性朝夕万变、难以捉摸的话,那我们还会对这个人产生兴趣吗?因此,城市个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仅这是个性自身的内在要求,而且也能使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市民对这座城市有着认同感与亲切感,也容易使其他并不在该城市居住的人,如旅游者,对这座城市获得明晰的第一印象。
在个性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在城市建设中流行的“打造城市个性”提法。“打造”意味着依照某种模子生产出一种全新的事物出来。但城市个性绝非是一种可以全新生产出来的某种事物,而是源于城市历史、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中逐渐成形的。对城市个性而论,我们只能用“彰显”一词:彰显意味着在将城市个性理解为城市历史产物,在考虑到城市个性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尊重城市所发挥的特定功能、所坐拥的自然风貌、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从而将城市的优势予以整合,将城市的特色予以张扬。
但城市个性并非一成不变,不可更改。城市个性除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还是有变化的可能的。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许多城市原有的个性因某些重大事件、时代变迁或地理气候变化而发生转变;而在当今,如果原先作为城市个性的事物在新的时代中过时甚至淘汰,抑或城市原有的个性不足以彰显与其他城市间的差异,无法最大限度地张扬城市自身魅力时,我们也可尝试一些转变,换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如何彰显城市个性的问题。以武汉市为例,在历史上曾经以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作为城市个性,而现今我们完全可换个角度,即从“山水园林城市”这一角度来塑造武汉这座城市的个性,毕竟先前的个性已成为历史。尽管在工商业上赶超青岛、上海,武汉未必不可能,但代价不菲,且时间不可预计。但如果从自然山水这一点上重塑城市的个性的话,武汉可是大有文章可作:清山秀水就处于城市之中,这便是武汉最大的优势,也是武汉与其他城市最大的差异。武汉的自然山水不仅能彰显出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而且也为这座省会城市的经济、政治发展提供着优越的背景。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如果过于拘泥城市的原有个性,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拼却不敢有所创新,那么武汉充其量便是一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性城市而已。
(三)主旋律与协奏
城市个性,突显的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出来的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印象。显然在构成城市个性的诸要素之中,既有特别突出的,也有相对次要的。如果借用音乐术语来比喻,占据突出地位的要素便是城市个性中的主旋律,它确定着城市个性的主基调,而其他占据次要位置,起烘托作用的要素则是城市个性中的协奏——如同音乐中一首优美的乐章。城市个性中只有主旋律和协奏之间美妙地配合,城市自身的魅力才能张扬得淋漓尽致。如提到上海,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座“时尚气派”的国际商业中心,但上海也是一座国家历史名城,也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但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中,主旋律就是商业文化,是“时尚气派”,而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坐拥的自然风貌则是作为协奏来衬托主旋律,可以完善和丰富城市的个性。
但我们要明确这一点,即城市个性的主旋律有且只能有一个,否则就杂乱无章了。我们应将城市中最为突出且最具有时代感的特色选出来,作为城市个性的主旋律,并将其做足、做透——要么充分挖掘城市自然山水之魅力,将整座城市围绕山水而建设,将城市塑造为山水园林城市;要么深入探寻城市历史文化之底蕴,将整座城市围绕历史而展开,将城市塑造为历史文化名城;要么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履行城市特定的功能,从而彰显出城市的时代气息。但在确定城市个性的主旋律后,并不意味着就可将构成城市个性的其他要素简单舍弃。因为主旋律固然重要,协奏亦不可缺少。好的协奏不仅能够烘托出城市个性的主旋律,也使得城市个性更为饱满、完善。这便是城市个性中的主旋律和协奏的统一:没有主旋律的城市个性,只能是杂乱无章,毫无特色可言;而没有协奏的城市个性,只会使得城市个性过于突兀、单调,最终无法得到市民的认同。
三、现今个性缺失的症结
城市个性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彰显城市魅力的最终源泉。我们之所以愿意生活在城市之中,是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具有自身鲜明的个性;而我们之所以向往其他的城市景观,愿意到其他城市中旅游观光,也是由于其他城市有着我们城市中所不具有的特色。然现今令我们感到忧虑的事情是,许多城市缺乏个性,我们的城市正处于一场全球范围的“特色危机”(Identity Crisis)的梦魇之中!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以下三点:
1.对“现代体系”的盲目崇拜
诚然,在城市建设中,“现代体系”也应视作历史的产物,具有自身可取的价值。事实上,许多城市在保留城市的自然风光、历史底蕴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使用“现代体系”,能使得城市具有时代的气息,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罗马。但问题是现今许多城市,不是将“现代体系”作为彰显城市个性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城市往往不惜铲平城市中优美的湖光山色、诋毁城市中深厚的历史文化去迎合“现代体系”的光鲜外表,沉溺于“现代体系”中古板的形式体系之中,越来越忽视城市个性的营造。卡米诺·西特对城市建设中奉行的“现代体系”进行了批评,尽管评论过于偏激,但还是切中“现代体系”的某些要害:
现代体系!这确实是恰当的措词!我们建立了僵死的体系,而后就唯恐偏离它们一丝一毫。无条件地崇拜体系,严禁任何一点可能给予生活乐趣的真实表现的微妙的变动,的确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我们的城市建设只要有三个体系和若干它们的变体。这三个体系是:矩形体系、放射体系、三角形体系。一般说来,变体是这三者混合的产物。[6]
从艺术的眼光来看,所有这些丝毫没有艺术气息与特色。这些体系在概念上纯粹是机械性的,不具有任何吸引人的独到之处,这在城市街道布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城市中所蕴含着的想象力、审美观与生活气息在这些机械的城市方格网中被无情地淹没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能毫不费力地发现新发展的市区总是遵循这样一种方格网布局,甚至在采用了放射性或三角形体系的地方,次要街道也被设计成尽可能地接近棋盘格形式。这种屈从于交通运输与城市开发的权宜之计,丝毫不考虑城市自身的特色与市民心理的接受能力,丝毫不顾及城市个性的营造。
2.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复制与雷同
由于工业社会中生产的特性,城市景观、建筑与构筑物如同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般被简单方便地大量复制。充斥我们眼球的是那些相互雷同的、毫无特色可言的城市环境。就此,萨德尔等结合北美城市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这样评论到:
景观必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但是令人忧虑的不是那些千奇百怪的造型和那些难以言状的人工元素的泛滥,而是它们之间精心地相互复制。……在城市的边缘,单调乏味、毫无修饰的建筑样式被毫无顾忌地大量复制,毫不考虑与该处环境的和谐。[7]
城市环境之间相互雷同、相互复制这便是城市的类同化,阿尔温·托夫勒曾在《第三次浪潮》中将其归结为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的产物。[8]在一方面工业化追求统一、标准与快速,流水线是其主要特点。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使建筑材料、技术的运用趋于统一,削弱了地域性和差异性。古时城市建设,因交通不便与材料运输成本高,一般是就地取材,并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审美情趣和生活习俗,因此都比较有特色。而现在建筑材料可在世界范围内调运,室内气候可人工调节,因此特色也就逐渐消融在大杂烩的调和之中,这种大杂烩的调和因人为的拙劣模仿而加剧:城市风格的相互抄袭已蔚然成风,城市环境“千城一面”——“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毫无个性可言。诚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对西方的模仿,是因当时国内大部分地区仍处在旧经济体制下,模仿能够创造出稀缺效应,能够体现出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也便于创造城市个性。但进入21世纪后,模仿成为全国一种普遍的做法时,模仿就不再是个性的显示,反而意味着现代中国城市个性的缺失。
而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快节奏使得城市设计“快餐化”与“程式化”。城市设计是一项艺术创造的过程,它要满足城市的功能与生活,也要诠释城市中厚重的人文历史与真挚的市民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便可完成。然而在现今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国内许多城市一年的建设量甚至超过了欧洲的建设总量,而留给设计师的创作时间过于短暂,这种因工业化快节奏所带来的“快餐式”的城市建设只能是一步步侵蚀城市的传统特色。
3.个性定位的盲从与错位
就城市个性的盲从这一层面而言,从中国多年的城市建设实践,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城市建设的特点是学习模仿,小城市学大城市,国内学国外,而这个学习多是不加扬弃、盲目随从。相互抄袭的结果当然是使得城市越来越没有个性,唯国外马首是瞻的结果当然是与民族文化相脱节,不加思考的盲从使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彰显自身个性时底气不足。与之相对照,国外城市就善于利用自身城市的文化特征来打造城市个性。在二战中遭到彻底破坏的德国柏林,在1989年柏林墙推倒后成了德国的首都,然而城市建设者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现存的历史街道和街坊应该保留,同时建筑高度、屋顶和材料等必须详细加以规定。正是因为柏林通过对城市改造的严格限制,从而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由此可见,不同的城市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不能够简单地套用统一的模式去建设,应以扬弃的眼光和全面的思考来寻求城市自身的个性。
而就城市个性的错位这一层面而言,个性定位的错位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许多城市坐拥自身优越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历史内涵,却不加以珍惜。这些城市不仅不以这些城市本身的优势为基础去营造城市的个性与独特魅力,相反不惜将这些宝贵的资源全部铲平、诋毁,以便腾出建设场地,打造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街道广场、熙熙攘攘的百货商场与超市,而城市中原来那份优美的自然山水、蕴含城市人文历史的历史景观要么撤退到城市的边缘区域,要么消逝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中,甚至连残余遗迹都不可再寻。对于这些“国际大都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繁荣景象,我们可能最初感到非常欣羡与惊奇,但随后,我们是不会对该座城市产生认同感的:因为我们喜欢一座城市是因为她具有自己的个性,她应该与其他城市相比有所不同。如果所有城市牺牲原有的特色全部打造成一个模样,那么这样的城市,我们作为生活在该座城市的居住者还会在情感上认同她吗?而那些来到该座城市的旅游者还会为其个性化的迷人景象而心动不已吗?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注释
[1]林奇著,林庆怡等译:《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第93、94页。
[2]库仑著,刘杰等译:《城市景观艺术》,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第55页。
[3]Yrj9Sep-nmaa:The Beauty of Environment,Denton:Environmental Ethics Books,1993.
[4]《布封文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4页。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七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第369页。
[6]西特著,仲德崑译:《城市建设艺术》,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1页。
[7]Barry Sadler and Allen Carlson'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e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ssays in Interpretation(Edited by Barry Sadler and Allen Carlson),British Columbia:University of Victoria,1982.
[8]阿尔温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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