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劲松
一、佛性之美
1.佛性与自性
佛性是佛的本性,但也合符人的本性。人的本性还有贪欲,佛不再有欲望。佛是觉行圆满,人的觉行尚不圆满。佛有大智慧和大慈悲。智慧是自身的觉悟、丰富、光明,慈悲是面对他者的认同、关怀、救护。自性就是人自身的本性。说贪欲是人的本性,是迷误之人的表现,贪欲不是自性的显现,恰恰是自性迷失,自性遮蔽的表现。
佛性是觉悟的本性,是每个人的悟性,称悟到真理本身、悟到世界真相,看到真如的显现。人人有佛性,但人的佛性被遮蔽,遮蔽是迷误,悟到佛性就是成佛。这是慧能禅的结构性表达。《坛经》说:“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1]它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人的本性是清净的,其次妄念遮蔽了人的本性,最后通过去蔽顿悟成佛。
慧能很少讲佛,也很少讲佛性,他讲自性。禅宗不再崇拜外在的佛,而是达到了对佛的佛性的觉悟。慧能讲自性佛。禅从宗教变成了人生智慧。法性变佛性,佛性即自性。自性即人性,人性即人心。心即性,性即心,心与性相通。心在人,性在事。一个开悟的人不仅明自心,也见万物之本性。明自心也明自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佛性的肯定,但佛性有显现和遮蔽。佛性的显现与遮蔽正是在现象上的表现。关于佛性的论述,据传由世亲所著、真谛汉译的《佛性论》是佛教典籍中的经典文本。书中论述了佛性的概念、哲学含义及其救世功能。“我清楚地注意到,佛性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正如植物一样,它既不是超时间的同,也不是超时间的异——因为,如同植物,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我注意到,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以某种有序的样式在因果世界中持续发挥作用的过程,他的功能才是可能的。最后我注意到,佛性仅仅被描述为一种功能。由此可知缘起与佛性之间没有任何冲突。”[2]作者从世亲的《佛性论》出发肯定缘起与佛性的一致,也即肯定了佛性论是佛教的理论。慧能禅讲佛性论,也表明它是中国化的佛教。
一切众生虽然皆有佛性,但有种种情况众生之佛性处于遮蔽中。“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种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除五种过失者:一、为令众生离下劣心故;二、为离慢下品人故;三、为离虚妄执故;四、为离诽谤真实法故;五、为离我执故。”[3]
令众生起下劣心而不起菩提心;轻慢心,虚妄执著,正智不生,执实有,违谤真如,净智、功德皆不成就,不离我执,不起大悲,等等,都是佛性之遮蔽。佛性论的中心思想是“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显真如”。慧能不是强调空,而是强调佛性由遮蔽到显现,回归自身真相。但与世亲一样的是肯定佛性,同时都肯定佛性的遮蔽。对世亲来讲是“人法二空”,“若不说佛性则不了空”。佛性非实体,佛性是本性。对慧能来讲要通过止观修行,定慧合一来亲证佛性。如果把世亲的佛性看做“是救世的方便和信仰的陈述,而不是本体性的理论”[4],那么与慧能禅要众生祛除佛性的遮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又是一样的道理。
2.佛性与人性
禅定是为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成佛即觉悟,且是大彻大悟,是获得大智慧,无上智慧。而智慧是人的最高规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不是人,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佛的智慧是无限的。因此,佛性不离人性。
佛性是自性,自性就是人自我觉悟的本性。人性不是人的意识活动和行为,而是促使人如此意识和行为的原因与根据,是人区别于非人的根据。佛虽然有大智慧,但佛依然有人性,佛是活生生的人。佛虽有法报化三身,但禅宗不强调法身、化身,不讲任何在一个不觉悟的人看来神秘的事情,而只讲自身的觉悟,亦即心灵的觉醒。禅定是心灵的敞开,是心性的救治,是智慧的激发。
心灵的敞开是生死的敞开,心性的救治是生死的解脱,智慧的激发是人性的实现。生死是自我最大的困惑,是人生的边界、轮回的形式。人性不离生死,生死不离人性。六道在轮回,但唯有人才能了断生死。佛不仅无生死,而且又以他的慈悲心度众生而出离涅槃寂静。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佛的人性体现在慈悲救世,体现在人之觉悟的最终结果。
觉悟是自我觉悟。佛可引导和指引人去自我觉悟,但不能代替人觉悟。一个在世的佛也许难遇,一个了悟了自我生死的明师也许可遇。但佛和明师的出现都与一个人的自我觉悟的程度相关,否则容易迷惑、容易欺骗。释迦牟尼佛讲“以戒为师”就是克服此迷误。但即使如此,释迦佛也没讲唯戒才成佛。否则,中国佛教也不会有八大宗,学佛者也无需皈依佛法僧三宝。对此,《坛经》有更明确的指引:“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5]此三宝是自性三宝。而皈依则是自心皈依。因此禅所重视的觉悟也就是自性觉悟。
自性觉悟即是将那遮蔽的显现出来,它是心性的敞开。自性从遮蔽到显现的过程就是心性的自我救治,这一救治就是用智慧的光明照亮自性,让自性显现。
3.佛性之美
佛性美即自性美。自性的显现亦即自性光明的显现。自性的光明既是人性的光明,也是智慧的光明。
一个尚未开悟的人自性虽然清净,但却被妄念遮盖,其清净的光辉不能显现,他人性的美也同样不能显现。一个开悟的人,就自性而言,并没有增减,亦无垢净,开悟前后的变化在于自性完成了由隐藏遮蔽到显现的转变。此转变使开悟者的人性发生了改变,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有魅力,他的话语会柔和、温柔,他会是心平气和的典范,他不仅在灵性上能吸引人,而且在生活中也能帮助人。他不是靠法力和神通来吸引人和帮助人,而是靠人性的魅力来感动人。开悟的人是人性圆满的人,他不会有贪嗔痴,他既明白自己也明白他人。但一个开悟的人的魅力并不是来自人性,而是来自佛性,从禅宗讲是来自自性。自性的显现使他的人性得以完美地实现。自性之美来自佛性之美。
佛性之美是智慧之美,也是庄严、崇高、圣洁之美。佛性之美是成佛之后显现的。一个开悟的人虽然还尚不能成佛,但却能将佛的品性通过自己的人性显现出来。开悟者在凡夫与佛之间建立了联系,将成佛的可能性变成了成佛的现实性。这一现实性并非成佛的完成,而是佛之佛性得到了显现,是佛性的实现。一个处于禅定中的人,既使没达三摩地,他的宁静,他内在的喜悦、内在的清醒正是佛性的显现。此佛性是人性所不能包含的。禅定实现了人性的自我提升,实现了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如果说行、住、坐、卧都在禅定中,看起来日常生活如常,但禅定者的内在意识却与生活中的世界仍然是分离的。他的定是外在所看不到的。此定是专一在他所专注的事物里。禅作为思维修,是思维的专一,专一就是与杂念分离,就是纯粹,就是回到了自性自身。禅定具有纯粹之美。
庄严之美是外在形象的美,神圣之美是内在美。禅定者有庄严,开悟者显佛性。由于禅定者实现了专一、开悟者见到了内在的光明,因此禅定者的身体有庄严之美,开悟者的人性有崇高之美。无论庄严还是崇高都是自性的显现,因此庄严美和崇高美都是自性之美。自性即佛性,佛性之美通过禅定者和开悟者得到了显现。
神圣之美,指的是人性提升之后所显现的光辉,它是品性之美,单纯之美,是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影响力。此影响力是促使其他人看到佛性的光辉,从而促使其他人的人性渴望提升。神圣之美是佛性之美,但禅宗并不讲佛性之神圣,慧能的禅也不讲神圣,在此,神圣是佛性之显现所表现的净化和提升人境界的那种力量。它是对人心的改造。神圣之美是净化人心之美。
二、禅定之美
1.定与悟
禅定的印度涵义是静虑、思维修,它的中国涵义有静坐、打坐。静虑是清净,安静的思考。[6]安静是从不安状态进入到安静状态,它首先是对于不安静的否定和排除,其次才是回归到自身。二祖慧可求达摩为自己安心,达摩要它拿心来安,慧可发现拿不出要安的心来而开悟,就是从烦躁、不安进入到了安静。这一问答一方面表明心清楚地表明禅之静虑,并不一定要在形式上使身体坐下不动,而是要使自己进入到安静中去,其方式和途径需要禅师的带领,也需要自己的顿悟。这一带领也是在思维上唤醒其盲区,促使发现和思考一个未思考的问题。达摩之问提醒了慧可,那要安的心其实是没有的,慧可开悟正是当下明白了无。因此,禅并不意味着中断思考、而是给予一个思考的新方向。
禅也叫止,止是分离,从一种意识状态、思维状态或欲望状态中分离出来。总之是要止于旧的捆绑自己的观念,在根本上是中断与世界的联系,中断自己不由自主的、受外界影响而进行的思考,进入到发自内心的不是受外界刺激而引起的思考。禅不是不思考、不是不思虑,但也不意味着必思虑。关键是要从一种日常的杂念纷呈的思维进入到一种清净、出自自性的思维,要摒除不纯粹的思考,摒除杂念,回到和唤醒自身的自性智慧。
禅定在汉语中为禅宗用语,但静坐、静虑却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有之。它也是中国古人修身养性的方式。尽管如此,不管印度禅和中国禅有什么不同,如印度禅强调定,中国禅强调慧,但中国禅也强调定慧合一,禅净双修。印度禅与印度佛教是合一的,中国禅虽与佛教相关,但却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甚至与中国文化既结合又分离,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儒道禅成为中国文化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说印度禅还强调禅定的目的是要成佛,那么中国禅定的目的主要是明心见性,解脱生死。在种种差异之中,觉悟自我和生死解脱又成为中印禅宗的共同目的。
佛是无上正等正觉,此外菩萨、罗汉等都是基于觉悟程度和慈悲心的不同而命名的,这些名字强调了觉悟的程度差异。中国禅的明心见性也是自我觉悟的结果,但没有讲觉悟的程度差异。这种觉悟的另一个词语是开悟。开悟是见到内在的光明。内在的光明就是智慧之光。禅作为禅宗强调自身的本性和本心。不同于印度佛教,坛经讲自性,不讲空无。自性就是清净。佛教有大小乘,禅宗有顿渐悟。大乘有空宗和有宗,空宗代表是三论宗,有宗代表是相宗与性宗。三论宗之空不是现象空,而是自性空。现象是假有,本体空才是真空。缘起有,自性空。空是不真,它否定了一个本体世界。
有宗承认有一个本体世界——真如,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承认一个彼岸的世界,承认无上菩提。本体之有有两种:一是相宗之有,是讲存在第八识阿赖耶识,性宗的有是真如佛性,禅宗与性宗相似。如《坛经》慧能讲佛性常清净。
尽管中国禅宗强调智慧,但并不忽视定。《坛经》讲定慧为本。关于定可以区分为身定、意定、神定。身定是身体的安静,外在形式上的静,比如静坐。身定是定的开始,但身定并不见得意定。意定是思维的安定,是思维的专一和纯粹。一个处于定中的人一心不乱。[7]一个身体处于运动中的人,由于他的专注,也能达到意定,比如画家陶醉的画画。但最高的定是神定,人有清醒的意识,但彻底放弃了主动的意识,进入到了既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而是一种自由的自在的意识,一种持久的宁静,佛教中的三摩地就是定的境界。
2.渐悟与顿悟
中国禅宗史上的南顿北渐之说是禅宗思想史上观念的差异,是不同开悟状态的描述。作为思想,它是有与无的差异;作为法门,它是方法的差异;作为境界,它是开悟的差异。思想的差异是思想方向和思想深度的差异,从哲学上讲是本体论的差异。渐说强调了世界之有,神秀偈语肯定有尘埃,修道就是剔除尘埃的过程。顿说相反,强调世界本体之无,慧能讲身心是智慧的根本,在本体论意义上讲心本来是净的,自性是清净的,佛性是清净的,它既不受尘埃污染,也无尘埃污染。但慧能此见所讲是本性如此,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人之迷误,否则,就全无修道之必要。人之迷误在于智慧的消失,强调要遇善知识指点。即使迷误,但自性无迷误。迷误是意识和思维没有与自性相一致,智慧被错误的意识掩盖。当自性清净,智慧发生时,迷误就可消除。
作为法门的差异,是渐修与顿修的差异。修道有顿渐,佛性本身无顿渐。修道是个时间的过程,佛性是真如常在。修炼有时间性,法本身无时间性。顿渐并不是描述法本身,而是修炼的两种模态。法是修炼的方法,法门就是通向成佛的道路。门是喻像,一个进入的地方,在此发生内外转换、更新。渐门与顿门,是修道与成道在时间上的慢与快,是过程与瞬间的区别,渐修是强调了修道的持续性和过程性,顿修是强调特定瞬间对于智慧的激发所具有的意义。渐修而顿悟者有之,修是渐,悟是顿;渐修而渐悟者亦有之,修未必立即悟,但悟必修。顿修而顿悟者亦有之,但这是大根器,如慧能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即悟。闻此句前,慧能也在修,顿修只是强调修与悟的同时性。看起来修道是一个过程,但只要心中有修禅之心,每时每刻无不在修,无不在悟。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农禅、诗禅无不如此。悟是对万物与自性的理解和明白。法门千万,禅定是唯一法,是不二法门。离开了禅定的法门只能是口头禅。
如果修是起点,悟是结果的话,修悟一体,悟也可区分为理悟、定悟。达摩与慧可之交谈是理悟、释迦牟尼坐于菩提树下开悟是定悟。禅宗讲不立文字,并不意味着断除理悟的可能。听道讲道、读经抄经都与开悟不矛盾,甚至有益于开悟。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不立文字是师徒传法的守秘,是传法与开悟的不可言说,因此它是文字的局限,也是传道的隐秘。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既是悟语,也是自力与他力并用与区分的界线,更是由迷到悟的修行道路之描述。慧能禅既强调师之重要,也强调自力之重要。师代表他力,在未遇师前,人是迷的,本性不迷知性迷。知性迷在看不到现象之假,自性之真,将假相当真像。慧能说“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强调了自力的重要。
3.宁静之美
禅定的本性是宁静。
禅定是生命之真,也是生命之善,更是生命之美。它真在不虚,善在慈悲,美在宁静。如果说开悟是禅定之成就,禅定是修禅之过程,那么禅定就是禅之开始。一个禅定中的人也许并不引人注目,甚至寡言少语、有如孔子说的君子之木讷,正是如此,他与非禅定中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差异是美。当多数人嗟嗟不休时,那沉默的人就是美的,当多数人蠢蠢欲动,那安定的人就是美的,当多数人躁动不安,那宁静的人就是美的。美不只是美色,更是人性中智慧的光辉。
如果说禅定是通向智慧之路,那已开悟的和即将开悟的也是美的。因为无论他是否处于禅定中,他已在内心上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他已回归到了自己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修禅定,他就是试图与外界分离,就在倾听自身内在的智慧,他首先会感受自己内心的冲动和挣扎,然后慢慢地平衡它,使之安定。身体的禅修将中断与世界的联系,不仅是外在事物的联系中断,也要与自己内心的欲望中断,不是要抑制欲望,而是要将欲望转化成智慧。这一转化的手段有各种修证的法门,每个人在自己的修证实践中去寻找、发现和取舍。法门不是有高低差异,而是自己不同的开悟程度会认同不同的法门。法门也是师门,它会是不同的师父传授。有人认为末法时期,以戒为师。戒由己行,它是自律的法则。
如果说一个禅定中的人有宁静之美,那么一个持戒的人也是美的。当多数人都做同样的事,都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妥时,那个以戒为师者能谨遵师命,谨遵戒行,就是自身定力的表现,就是一种禅定实践。戒行只是定力的表现,尽管守戒者首先只是思想和观念上的遵守诺言,但遵守一种观念准则,并能抵抗外部世界的诱惑,则正是禅定。据说有开悟的三祖僧粲到妓院调心,也许正是对自身定力的检验,对开悟之悟境之检验。
禅之美从存在论意义讲,美在宁静,从美感上讲,美在妙悟。“禅宗美学将美感规定为妙悟。妙悟是非理性、非逻辑和非概念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行为中的判断和推理。正是如此,它正切中了审美心理活动的独特本性。妙悟表现为顿悟和直觉,这也就是说,它能从瞬间看到永恒,从现象看到本体。而妙悟所看到的就是美本身,是活生生的生命本身。”“参诗如参禅。参禅的根本只是在于觉悟自性,于是如同参禅般的艺术创作就是要显现自性。但自性不是一物,因此是不可言说的。尽管这样,艺术要说不可说,也就是要显示自性。”[8]
宁静之美是意境之美。意指心灵,境指视界。意境则指心灵构造的、觉悟的世界,它正是心灵觉悟的体现。
“禅道艺术的旨趣并不是在艺术作品的高度审美性,而是在乎此类作品能够自然反映和流露禅者本人(无位真人)无我无心的解脱境界。禅道亦如庄子,所真正要求的是人人转化成为修证一如的生活艺术家,日日必是好日,平常心必是道心,禅道审美性即在于此,而非其它。”[9]
三、觉悟之美(www.xing528.com)
1.迷误与觉悟
禅定是觉悟之手段和途径,是觉悟的必要。由迷到悟是禅所指明的道路。
迷是未觉悟,是没有发现自己的自性,自性处于遮蔽之中。慧能《坛经》中反复提到迷人,指出迷人在修禅中的种种错误。迷人之根本是愚。愚而无正见。无正见则易上邪路,入歧途。相反觉悟者不仅能破除邪见、烦恼、愚痴,且能有正见。觉悟者见到了自性。自性而能自度。五祖言:“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若迷,福门何可救汝。”[10]此言是传衣钵前问弟子,要害在是否求出离生死法,是自性迷否的标志。生死可出离,亦即了断轮回,这是发心学佛的开始,也是佛法的根本。这里的问题是:学佛者和门人们把生死轮回当真否?信不信?信了又了不了?佛法和禅法可不是文字法,而是要身体力行,要亲证的。但只有自性不迷者才会把它当真。
“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只源心迷,不能自悟。”[11]般若是智慧,世人本有,但慧能又说“人有愚顿,法无利顿”,“迷误有殊,见有迟疾”,“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12],般若是对治迷误的,心迷而不能自悟时,智慧就处于遮蔽中。一个迷误中的人往往不知其迷,只有智慧般若才能看清这点。但智慧般若又在遮蔽中,如何能克服此困境和循环?慧能提供了“念念不愚”,“一念智”,求自性的途径: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到彼岸。”[13]
迷人在心迷、在性迷。心迷生邪见,性迷生愚痴妄念。除了修般若,还要师度,还要自修自悟,还要修六度波罗蜜。但禅定则是除迷见性、智慧发生的必要途径。慧能强调定慧合一,定慧双修。定能生慧。由迷达悟,多种途径中,唯不能舍弃的是禅定。之所以如此,非禅定不能开悟,因为内在的光明唯禅定才能显现。
2.慈悲与解脱
一个禅定的开悟者是见到了自性的人,他的意识、思想与行为都是受自性规定的,他是一个自在的人,也是一个慈悲的人,同时也是生死的解脱者。他虽然还没有成佛,还需继续觉悟,获得更大的智慧,但他却不会再迷,不会再愚痴,不会再有人生的痛苦。他是苦难的解脱者,是往来于此岸彼岸的自在的行者。
慈悲有利于克服欲望、骄傲、慢心,承担责任,一个开悟者的慈悲完全是责任的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是舍己救人的大慈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的誓言既是自励,也是利他的大乘精神。置个人解脱于众生解脱之后的大乘精神是慈悲的。它是能克服自利的我执,具特殊功德的波罗蜜。“一切修行的真正目的是佛性,它应该是离一切形式的妄想,断除了一切障碍的。而除非心中排除了任何相状,佛性便不可能获得。佛性的实现只有通过长期培养的智能直观的波罗蜜多,而它的根源之一在于慈悲行。”[14]
布施是慈悲的表现,对布施者来说有除罪作用。慈悲与布施都是般若智慧的显现。但布施与慈悲,要在清净心、根本智的前提下才是无后果的。承认布施本身、布施者和受施者三者的空性,布施出于慈悲,也得出于空性。[15]
布施与慈悲是菩萨行。大乘佛解脱道是利他也同时自利的觉悟之道。他无身苦,不再造罪;也无心苦,获得了智能;通过清净的慈悲行获得了清净的快乐。但禅定的思想与此不同,然效果上也有一致。禅定不是为慈悲为布施,但一个经由禅定的开悟者则同样具有慈悲心和布施行,也能具足忍让和智慧,而精进又可用于禅定。在慈悲与布施、忍让、禅定、精进与智慧这六度波罗蜜中,从慈悲和禅定修,可具足其它波罗蜜。因此,慈悲和禅定是最方便殊胜的法门。
3.智慧之美
“禅有别于一般的佛教,它是中国智慧的独特产物。与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比,禅宗去掉了其神秘性和思辨性,成为一种生活的智慧。禅的核心思想是心灵的觉悟,因此根本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即对于人自身的佛性也就是自性的发现。”[16]
禅定不仅是宁静的,光明的,也是智慧的。定慧合一与定慧不二,既是修禅的法门,也是修禅的准则。
慧能禅的根本在定慧。禅的根本在禅定,禅定的根本是止,即分离。正见是分离的根据。慧是见,是观,能洞见到事物的真相。
禅定不仅是静和定,也是思维修,正确的思想能导致觉悟,祛除迷误,走向光明;错误的思想则导致迷误,走入黑暗。禅定而生智慧,有智慧才有正见,才不至于在生死上陷入迷途,在生活上陷入困境。此外,禅定也需智慧的指引,禅定中之种种念头,需智慧来辨别、分离和放弃。
禅定之宁静是力量,定力就来自于禅定的功夫深浅,禅定是一种泰然处之的状态。泰然处之是对事物保持一种抒怀的敞开,即不是封闭和麻木自己,而是一种清醒的冷静。
禅定能克服浮躁。禅定既不比快也不比慢,而是取消了它者作为自身的对照。因此禅定能回到心灵自身。它是告别浮躁的开始,也是宁静的开始。禅定是浮躁与宁静的边界。这是一个是转化的边界,是转识成智的中介。
浮躁是不冷静、不安宁;浮即在表面,躁即心理的焦虑。浮躁表现为对于表面的关注,不深入事情本身,不追问事情的本质,或者简单地把现象当本质,把虚假当真实,而且特别的焦虑和忙碌的。它只求速度、效率,只求快,不求慢,而且用一种模式和标准来衡量所有问题。所有人都比快,而没有人比慢。效率是对于数量和表象的肯定。效率就是行动的效果性。急功近利是浮躁的表现。浮躁的极端形态是暴躁。暴躁而有暴力。如此等等,人间成苦海。
禅定能克服浮躁、暴躁和暴力。它是和谐、友爱,是和平、宁静。禅定能克服愚蠢,让人进入到原初的本源的存在。禅定克服了文字、观念的差异,提供了人性相通的方式。禅定也克服了宗教信仰的差异,虽然佛教和禅宗讲禅定,但中国文化的儒家之三省吾身,道家之坐忘,以及印度各宗教,都有此方式,它甚至是各宗教的通用法。
禅定有精神的快乐和宁静,困惑的问题因禅之定慧而得到解答,禅定中能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禅定有快乐的极致、其顶峰是忘我。此忘我是禅定之喜悦,是法喜充满,三摩地是此陶醉之境。此忘我是寂静的陶醉。它是美的经验。作为美的经验,它不同于审美的经验。它不是因美的对象而发生的美,不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构成的审美关系,而是人自身与美自身的合一,是美在人自身的不断发生。禅定之忘我作为美的经验,是人的独特的存在经验。它不是心理的和生理的,而是生命整体的,因此是存在的经验。
禅定的审美经验是寂静的陶醉。寂静的陶醉克服了迷狂、冲动,它回到了喜悦自身,也回到存在自身。作为寂静,它如同胎儿在母体中的寂静,不是死亡般的无声,而是新生前的安宁。母体中的胎儿是一个即将走出寂静的陶醉,而禅定之陶醉是从喧哗走向了寂静,此陶醉的经验是喧哗与宁静的转换。禅定的陶醉在忘我的经验中获得了精神境界的提升,它改变了人,使人获得了无上的智慧。它是人觉醒的方式,既是人觉醒的开始,也是人觉醒的结果。
陶醉是美的,寂静的陶醉是美的,忘我乃至无我的境界也是美的,它来自禅定,来自禅定之智慧的发生,它是人的觉醒之美。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45页。
[2]莎丽.B·金:《佛性论是地道的佛教》,载于《修剪菩提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76页。
[3]参见莎丽.B·金:《佛性论是地道的佛教》,载于《修剪菩提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79-180页。
[4]莎丽.B·金:《佛性论是地道的佛教》,载于《修剪菩提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85页。
[5]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46页。
[6]汉语的禅那或禅译自Sam-a-dhi,Sam指中道,是道路、目标之意,也即涅槃的名称,它是寂静的意思。Sam-a-dhi的含义可不尽人意的解释为,精神集中,沉思、冥想、精神贯
注、心醉神迷和出神。Meditation译禅定比译沉思更恰当。参见A.J·巴姆:《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216、第225页。
[7]一些非凡的政治家,军事指挥家,哲学家都有如禅定一般的一心不乱。苏格拉底在路上站立几天出神,能旁若无人,我虽然没见过邓小平,但也于梦中懂得了他是有非凡定力的人。他们也许没有静坐过有意禅定,但经历、性格和智慧磨练了其定力,由此又增添了智慧。
[8]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40-41页。
[9]傅伟勋:《生命的学问》,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79页。
[10]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9页。
[11]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22页。
[12]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66页。
[13]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第51页。
[14]A·B·凯思著,宋立道,舒晓伟译:《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68页。
[15]A·B·凯思著,宋立道,舒晓伟译:《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67-268页。
[16]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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