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问题的中西方文化争议

从文化角度试析中西方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争议

王相娟

1．引言

戈尔巴乔夫1985年登上苏联的政治舞台开始执政后，加速了美苏之间冷战的结束。之后，苏联于1991年最终解体。这一事件意味着全球两个超级大国最终只剩下美国一极。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由于其长期施加给美国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乃至其领导人之间仍然存有根深蒂固的反共产主义的思想。苏联解体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个共产主义大国。由于中美两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美国便经常以各种借口攻击制裁中国，以遏制其发展。人权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的决策中也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一切都令美国感到惶恐不安，因此制造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一直急切的寻找各种原由以压制中国各领域的发展，使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降至最低。人权问题就是其有利武器之一。美国常以此为导火索批判中国的政治及政府。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很配合与国际组织合作，为改善中国人权问题自觉自愿做出了很多努力。中国已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考察其监狱;并已签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关于中国人民的社会权，经济权，文化权，公民权以及政治权的的国际盟约;还接受了其他九个关于人权的会议给出的建议，这些权利包括妇女儿童以及难民的权利，反种族灭绝，反种族歧视与压迫;中国还自觉自愿地定期向国际组织递交中国政治犯的待遇情况。尽管中国在不断努力，但控诉中国人权问题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很显然，仅仅从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及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来驳斥这些控诉与指责是远远不够并且也是苍白无力的。中美关于人权问题的分歧，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才是始作俑者。本文作者从文化角度出发对人权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该问题的文化根源，驳斥西方国家的荒唐言论，为中国辩护。并且呼吁各国人民增加交流，理解并包容文化差异。最后，本文作者给出了一些能够让中国文化被理解和接受的建议，以便为中国以后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友好的国际大环境。

2．中国人权问题的历史根源

1989年以前，出于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考虑，中国的人权基本上是处于被忽视状态的。但在那时，美国对中国却是宽容的，因为美国坚信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美国一直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Ding 1162)。但1989年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天安门事件后，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不会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中国将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权问题成了美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正如Gu Desin所说，“在中美关系发展的道路上，当战略因素不再那么突显时，美国便开始强调人权的重要性。”(Zhou 8)

事实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人权问题就已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在苏联展开，苏联对美国的威胁在减弱。(Hao 8)中国人权问题的升级与苏联威胁的逐渐减弱几乎是同步的，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人权问题便成了中美关系中最突出且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3．关于中国人权问题争议的文化渊源

Farmer曾经评论道:“中美之间的文化鸿沟就像隔开两国的海洋一样宽广。中美社会几乎没有相似点。”(Farmer 2)那么，究竟是什么文化因素导致美国一再指责中国人权问题?在这一部分，作者将从两方面分析该问题，并驳斥美国对中国的控诉。

3．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个人是唯一的最重要单元，个人的独特性具有崇高无上的价值。集体主义的特点是严格区分圈内人与圈外人的社会框架。集体主义的人们期待圈内人(亲戚，宗族，组织等)能够照顾他们，作为回报，他们要完全忠诚于该集体。

Triands曾经精确的总结到:集体主义意味着着重强调(a)圈内整体，并非个人的观点，需求，以及目标;(b)由集体，并非由能获得快乐的行为制定的社会准则，(c)集体共享的，并非是使个人突出的信仰;(d)时刻准备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合作。(Samovar 68)

根据Hofstede的价值维度学说，不同的国家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天平上属于不同级别。如下表所示:

(高分数说明该国可被划分为集体主义;低分数说明该国与个人主义紧密联系。)(Samovar 67)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两个国家各有各的侧重点，人权问题的纷争就此开始。

美国民众坚信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Alexis de Tocquiville的经典之作《美国民主》的英文版本中。拓荒时期，美国广阔的边疆为个人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土壤。那时，个人主义是用来描述那些西进拓殖者的。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用来福枪与斧头开辟出一条条道路。由于有利的生态条件，历史经历(历史上，美国从未向中国一样经历那么多战争)和哲学推论，美国人逐渐将独立作为哲学信条。最终个人主义成了美国的代名词以及美国文化的核心。

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中随处可见。但最能体现美国个人主义色彩的莫过于美国的宗教了。人们可以“自由创建各种宗教和教会”。(Glazer 216)这形成了美国当今无数教会并存的局面。个人主义可以通过对自立，自由，尊重隐私等具体的价值观的把握去理解。(Samovour 88)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个人主义”与“自由”是等同的。

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中国文化的奠基石是儒家思想。该思想认为个人的地位与权力是在个人的同伴间、在社会的框架下才有意义。个人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准则。“自私”(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私就等同于个人主义)是应受批判的;而个人的职责与义务是被着重强调的。中国人习惯于根据某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义务网来定义此人的“自我”。个人坚持一己私利的行为是不受鼓励的。中国的个人应该时刻准备着为集体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更不要说仅仅是人权了)，以示其忠诚。

中国社会不强调保护个人隐私，因为中国人认为道德准则具有无尚约束力。这一观点造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个性不是十分凸显，因为这种个人的凸显是不受鼓励的。一切与个人相关的事物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为评价标准的。

以上分析与比较表明，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巨大的差别造成了中美对于人权问题的不同理解。

在中国人权问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93—1998年《纽约时报》的所有报道中，有21篇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另有47篇也涉及该问题。在这68篇文章中，仅有8的报道的口吻是中立的，其余的全是对中国此项政策的批判。(Pan 226)(www.xing528.com)

如上所述，美国是极度信奉个人主义的国家，所以美国人认为所有人(包括胚胎)的个人权利优先于他们对集体(包括家庭和社会)的义务，每个人都有生存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人道的。首先，堕胎(计划生育经常与此相关)侵犯了胚胎的生存权。尽管胚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它是有生命的，任何人无权将其扼杀，堕胎就等同于谋杀。因此，在美国，堕胎是被严厉禁止的。其次，要多少孩子是夫妻双方个人的事，社会与政府无权干预。该政策限制了父母个人选择要多少孩子的权利。最后，为了控制妇女生育，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结扎。对于美国人来说，结扎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会给妇女带来莫大的痛苦以及人身伤害。

因为以上的想法，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极差。但是对于集体主义至上的中国人民，他们对该政策的理解则完全不同。中国人自古就认为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意味着:当个人权利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有冲突时，社会利益优先;个人的经济权利优先于他的政治与公民权。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时期，在必要时可以要求公民将其政治与公民权暂且推后。中国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但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却相对贫乏。因此，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计划生育是合理的，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水平，挺高人民生活质量。中国人觉得美国总是仅仅着眼于中国人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而忽视中国在为13亿人民提供基本人类需求(营养，住房，医疗保障，教育以及就业)中做的多出色。中国人认为，这些最基本的经济与社会权比政治与公民权更为实际。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此不会有异议。中国的贫穷史太长了，中国人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对于有些中国人，他们的需求十分简单:食能果腹，衣能遮体御寒。大多数中国人支持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让经济优先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美国对于人权理解的前提是每个个人都是独立且特别的。中国人却认为个人权利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中国政府不同意美国所说的人权的标准是广义且无国界的。国际人权标准如果侵犯了国家利益就应该是无效的。中国尤其反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说法。中国人认为这一说法不适用于当前国际形势。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的中国代表周青常说过:“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其公民的人权便无从谈起。”(Zhou 9)由此可以看出，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们与信奉集体主义的人们对于人权的概念完全不同，这也就是引起争执的起源之一。

3．2文化中心主义

“文化中心主义”是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常有一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优于他民族的倾向，并且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做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或怀疑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这是一个团体认定自己的文化才是最优势、惟一正确的一种观念或习惯，是一种具有浓厚的主观价值的态度。(Samovour 250)

美国的文化起源于圣经。美国文化的这一文化起源在其早期的殖民者身上就有所体现。清教徒是一群宗教性很强，雄心勃勃，理想化模式的人们。他们带着受上帝指引的信念踏进了北美。(Martty 283)他们不顾艰险，在满是凶恶的野狼和“野蛮人”的土地上仍然要扎根建家，使建造一座山上之城的抱负得以实现。(布尔斯庭3)清教徒认为北美有利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上帝在向他们暗示他们即将成功。北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制度的顺利实施似乎证明了清教徒的预言是准确的。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现代的以色列人，是世界自由之舟的总舵手。(王108)他们一直认为美国人是独一无二且高于其他民族的。美国的就是最好的，世界其他国家应以美国为马首是瞻。这一观点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就应该是捍卫人类自由与民主的战士，美国有义务也有权力要求，甚至强迫其他国家遵循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王106)Arthur Smith在他的Chinese Charateristics中曾经说过:“中国需要有正义感…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有基督文明能满足中国的这种需求。”(王105)这种态度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美国对华，对中国整体文明的典型态度。

正如作者在本文上一部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所阐述，中美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所以对人权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由于美国的文化中心主义，美国人不能接受不愿意跟随其模式的任何事物，尤其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美国不断以人权问题责难中国。中美文化差异大到任何一方都觉得对方的文化难以理解。正如Farmer所说:“西方人总把中国看成一个神话———有时是浪漫的，有时是极具威胁性的。”(Mackinnon 185)

4．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美文化差异的一些分析，找到了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化根源被找到。每一个地球村的公民，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应该客观的对待他人的文化，接受文化多样性，尊重而不是排斥差异。美国素有“熔炉”与“马赛克社会”的称号，如果美国人能接受其领土内的文化差异，为何不能接受世界性的文化差异呢?当然中国方面在该问题上也应作出相应努力。作者从文化角度给出一些建议:增强交流，谦虚地通过对话探索他人文化是最重要的消除误会的方法。事实上，由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刻板敌对印象，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有着强烈的反共情绪，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当中国因人权问题受指责时，实际是美国在指责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方面应该放下偏见与敌意，客观的对待中国。同时，中国应该制造更多的机会(例如影视传媒，体育赛事等)使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文化。其次，双方都应积极参与对方的文化，全面动态的考察文化。

只有文化偏见消除了，双发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互助才能互利。尊重差异，中美双法的关系才能更和谐，更友好，合作前途才能更广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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