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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对比分析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霍克斯与杨宪益夫妇译本对比分析许崇钰1.引言有人曾经采访过胡适先生,问其研究红楼的原因,而胡适先生的回答则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热泪盈眶。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小说之一,《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目前学界对于翻译主体性的界定有两种———广义的和狭义的。笔者也希望借此增加一个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视角。

《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对比分析

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霍克斯与杨宪益夫妇译本对比分析

许崇钰

1.引言

有人曾经采访过胡适先生,问其研究红楼的原因,而胡适先生的回答则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热泪盈眶。他说:“因为《红楼梦》是西方文明不曾有过的文化高潮。”这部巨作甚至令外国读者都为其巧夺天工、细腻雅致的精髓所震撼。斯洛伐克翻译家玛丽纳·恰尔诺古尔斯卡说过,因为它是一部天才的小说散文和诗的交响曲,它是一部集所有重要的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它是一部蕴涵重要的人生哲理世界观的小说———而这样大师级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均不存在。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小说之一,《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卓而不凡的文学成就以及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翻译家将其翻译成各种语言。自19世纪以来,已经有多种英译本陆续问世,这些译本承担了为我们国民文化以及文学的有效输出与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实物载体,更是让中华文明绚丽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有效途径。

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它不仅仅涉及了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涉及文本外的诸多因素。因此,对于一个从事翻译工作,充当交流媒介的人来说,不仅必须具有本族语和外语的功底,并且要有较广的知识面;不仅要对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作家的创作个性有所了解,还要分析和比较作品的语言所隐示的不同民族的语言结构、心理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一个是英国出版的David Hawkes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一个是1978年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两个英译本都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译者在其中都充分展现了自己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翻译技巧。

目前学界对于翻译主体性的界定有两种———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认为翻译是一个系统论,涉及到作者、原著、原语文化与译者、译著、译语文化、读者之间的交互互动,共同构成翻译过程中诸要素,由于译者是这个互动活动中的一元,其他诸要素都是构成译者身份并被译者所对象化。狭义的认为,翻译中的主体应该指译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两种定义概括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一种认为译者、译著、原著、译文读者共同组成翻译的主体。本文则倾向于广义的定论,认为一个译本的产生是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作者与译者,原语结构与译入语结构有机结合的产物。

本文将从对比语言学中的语言与语篇研究、对比文化学中的文化倾向性研究、文艺美学中的文学与修辞研究和总体与策略研究方面探讨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作为译者主体在《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体现,进一步揭示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不同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发挥不尽相同,从而影响了译本的生成。笔者也希望借此增加一个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视角。

1.语言与语篇对比

1.1信息结构

篇章最重要的功能是信息功能,因而对篇章信息结构的剖析十分重要,绝大多数篇章由句子构成,所以,句子信息结构是研究篇章信息结构的重要对象。一个句子里,某些词语要先说,某些词语要后说,先说的词语是主位,后说的是述位。这种主位—述位的结构就是句子的信息结构,也是作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当句子的已知信息又处于主位的时候,这一成分便成为主题,句子的其他成分就是述题。汉语是主题显著语言(subject-matter prominent or topic prominent),而英语则是主语显著语言(subject prominent)。

在《红楼梦》第三回,黛玉进贾府,有这个句子:

“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

杨译和霍译对于此句话的翻译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语言结构。

杨译为:“So don't reopen that subject.”

霍译为:“So let's have nomore of this.”

在此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杨宪益的译句更接近,或者说更相似于中文的结构,很明显是选择了主题显著的语言结构;而霍克斯的版本则与英文的词序,句子结构保持了一致性。通过添加“Let's”这个主语结构,完全展现了不同于汉语的英文的主语显著的特点。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归化处理,霍克斯的译文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可读性更强,理解力更透彻,然而同时也保持了原作的文体风格。

1.2衔接手段

篇章的衔接方式有指称衔接,结构衔接,词汇衔接和语音衔接四种,因《红楼梦》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结构衔接在译文的使用中则尤为突出。结构衔接指信息结构之间的衔接,可通过主位———述位结构或者替代、省略、对偶、排比、反复等修辞格实现。

这种衔接方式我们可以从第三回中曹雪芹王熙凤出场的描写以及两个译者由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即汉语隐性,英语显性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技巧看出来。曹雪芹对于这段的描写采用了多个四字格以及六字格,七字格的词句,也就是对偶的结构衔接。比如“彩绣辉煌”,“神妃仙子”,“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还有对偶句“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种表达方式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情感,并且贴切了汉语传统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在描写特征或对人物形象作出评论时使用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指数相等或基本对等的词句。针对这种特殊的文体特征,杨宪益和霍斯克的译文从结构方面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杨译为:She had the almond-shaped eyes of a phoenix,slanting 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willow leaves.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manner vivacious,the spring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her laughter rang out.

霍译为:She had,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l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were parted.

很明显,针对这种文体特点,杨宪益选择了一些华丽的、文学性强的形容词,比如“resplendent”,“vivacious”和“formidability”,还有平行结构,像排比的修辞手法,比如“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manner vivacious”。这样的衔接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原文这种叙述者的口吻展示给了西方读者。但是笔者认为,霍克斯的处理方式更好,由于他采用了对偶句,译文结构更趋于平衡,表现出更明显的对比意味。(www.xing528.com)

三组对偶结构的语言极佳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甚至比原文的结构更为出彩。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将“春”译为“summer”,而杨宪益则采用了“springtime”。此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译文译者不同的语言背景和思维模式,使译者的主体性在译文再生中得到了充分调动。杨宪益更忠实于原作的丰姿和文化意象,选择了直译的方式。而霍克斯出于归化的考虑,译文则更服务于西方读者。在中国人心中,春天是一年最美好的时节,所以我们常常用春天形容女子的美貌。而对于西方人而言,夏天才是最好的时节,只有这个季节最经常用于女子容貌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考虑,王熙凤的外貌与性格都更倾向于夏天的特征,火辣,热情,所以霍克斯的版本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选词上都更胜一筹。

2.文化倾向性

霍克斯的翻译实践,是霍克斯作为译者主体与原著客体以及译文读者主体互动后产生的文本,是主体间性的产品。霍克斯在实际翻译实践中与译文读者等的交互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将原著中道教佛教文化改译成基督教文化,将中国异于英国的文化词汇改写成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词汇,以西方人的好恶随意颠覆人物的塑造等。

而原著与杨宪益夫妇则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关系。“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不明白我们的处境”。杨宪益夫妇受外文出版社“委托”翻译《红楼梦》,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典文化,显然,杨宪益夫妇的翻译行为,仍然没有脱离中国知识分子身兼启蒙与审美之二任(且启蒙大于审美)。其次,翻译可能不是单纯的词语转换,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诗学意识形态、译者身份、读者对象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生成不同的译本。对比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的译本,笔者认为,霍克斯借《红楼梦》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及主体间性,完成了从“它是”到“我是”的自我张扬。杨宪益夫妇则因特殊的历史语境,对文本的选择处于客体位置,虽失去了与译文读者的交互机会,但形成了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主体与他国主流意识形态主体间的互动,且当他们的审美情趣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共谋时,则发挥了译者客体的精神主体性作用,从而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译者主体性有限的抑制,维护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

比如对于宝玉见黛玉时换的厚底大红鞋,霍将其译作“slipper”,是不是西方人家常鞋都穿“slipper”?再如,倭缎的翻译,杨译作“satin”,霍译作“damask silk”。根据英汉词典,缎为“satin”,锦缎为“damask silk”,看来二者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damask”是在霍克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强调大马士革城,西方锦缎的流行发源地,而“satin”一词的发源地是中国古时候的桐城,指的是中国产的丝缎产品,该词则被杨氏采用。这个例子从某种角度反映了霍克斯在实际翻译实践中与译文读者的交互主体性,他采用了西方文明的内容来传达原文的意义,而杨氏夫妇则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其启蒙功能不言而喻。

《红楼梦》第三回中“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杨译为: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 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on -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r thinking about you.

霍译为:And everything abouther so distingue! 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more like a Jia.

熟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凤姐这句话反映了封建社会浓厚的宗法关系:儿子所生的子女是嫡亲,是一家人;女儿所生的子女是外戚,不算一家人。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儿,但初到贾府时深得贾母的宠爱,因而凤姐说这话明摆是为了讨好贾母。但是在汉语里足以区别亲疏关系的“孙女儿”和“外孙女儿”等词在英语里却是同一个词granddaughter,这样一来,译者若要使英文读者明了原文这层含义,就不得不换用黛玉父亲的角度,交待她父亲是贾母的女婿,通过增补son-inlaw of our Ancestress来表示黛玉的身份,以解决交织在一起的语言问题和社会背景问题,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隐含意义。霍克斯用了“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来表达“嫡亲”,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并没有反应出说话者的原意———阿谀,奉承,讨好贾母。反之,杨宪益先生的译文虽对林家有些不恭,但却讨好了贾母。中西文化中这种家庭关系的差异,使得两位译者的译文表现出不同的深层的社会结构。

3.文学与修辞

语言的功力不到,往往在“信”上出问题。译者必须熟练掌握原语与译语之间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深刻理解原语“深层结构”。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打破原语的语法束缚,按照译语的表达习惯,重新组合词语,以忠实地译出原语的真正含义和风格。

文学形象中往往存在着深层结构所表达的语义内涵与表层结构形式不十分吻合的语言现象。这就要求译者在“第二自然”创作过程中能够透过表层结构,对深层结构进行艺术分析,发现语言深层结构之下的概念意义差别,力求将原文的思想、人物情感、风格及审美经验等予以忠实的再现。

杨译与霍译中对于词语的选择,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推敲。可谓活而不滥,恰到好处,功力深厚,令人折服。

第三回中“因此步步留心……”一句是对黛玉初进贾府时的心理描写,“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进一步发挥,若直译为“she doesn't say a word more”,便不好理解,双方均处理为“weigh every word”,意即三思而言,真是匠心独用,文情并茂。

“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

杨译为:His face was as radiant as the mid-autumn moon,his complexion fresh as spring flowers at dawn.the hair above his temples was as sharply outlined as if cut with a knife….

霍译为:A face like themoon ofMid-autumn,a complexion like flowers at dawn….

这是描绘宝玉的言词,作者用了一系列隐喻。相较两种译文杨氏夫妇为了使外国读者能理解词义,增补了必要的表语:radiant,fresh,black,red,brig ht,强化了词语内涵的透明度,处理十分得体。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贾宝玉乍见黛玉时的印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对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文中划线处为本文作者所加)杨宪益先生对三个“娇”字的译文与原文的表层结构有很大不同:

Her dusky eyebrows were knitted and yet not frowning; her speaking eyes held both merriment and sorrow;her very frailty had charm.Her eyes sparkled with tears,Her breath was soft and faint.In repose,she was like a lovely flowermirrored in the water,in motion a pliantwillow swaying in the wind.

译者将这三个字视为同一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充分考虑到它们隐藏在深层结构之下的概念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娇袭一身之病”的“娇”乃是白居易长恨歌》中“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娇”;“娇喘微微”的“娇”乃是李清照浪淘沙》中“歌巧动朱唇,字字娇嗔”的“娇”;“娇花照水”的“娇”与李清照《念奴娇》中“宠柳娇花寒食近”中“娇”字意义相当。因此,译者将三个“娇”字分别译为“charm”,“soft”和“lovely”,正是因为概念意义不同,它们在译语中具有不同的表层结构。透过三个“娇”字,曹雪芹描绘出贾宝玉眼中的“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似乎使读者看到了她那泪尽而逝的坎坷命运。该译文成功地传达了原作的语言艺术效果,也充分展示了译者深厚的文化底蕴。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版本对应的词汇则为“delicate”,“gentle”,“graceful”,没有展现黛玉灵秀且仙逸,但又命途悲苦的文学形象。这是由于认知语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语义转移和文学形象的变异现象,在文本客体与主体心理相互作用过程中,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终究不能摆脱客观逻辑性,“如果原作是一朵莲花,译作也应是一朵莲花。诚然,世界上没有两朵完全相同的莲花,但莲花与莲花的共性是多于异性的。如果译作不是莲花而是水莲花则不同了。固然水莲花也是美的,但它却是不同的物种了。”

4.总体与策略研究

翻译理论家彼德·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翻译大略分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semantic translation(传达型和语义型)两大类传达型翻译较重视信息能否顺利传递给读者,语义型翻译比较重视原文的语内容。就以上讨论的例子而言,我们可以看出霍、杨的倾向:霍译较多传达型翻译,原文的信息往往经过调整,以方便读者理解;相比之下,杨译采取语义型翻译要多一些。在小说第三回中称谓语,姓名,字,号的不同译文,比如袭人的“Xiren”和“Aroma”,紫莺的“Ziying”和“Nightingale”均可看出杨氏夫妇更忠实原文,而霍克斯则采用了意译。两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这种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作用———译者如何处理自己与原文作者,原文文化,原文语言结构的关系,以及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考虑程度。

对比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笔者认为,霍克斯借《红楼梦》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完成了从“它是”到“我是”的自我张扬,杨宪益夫妇则因特殊的历史语境,对文本的选择处于客体位置发挥了译者客体的精神主体性作用,从而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译者主体性有限的抑制。《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汲取丰富的灵感和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总结,可以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更好地运用译者主体性作用,从而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2.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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