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海无边》中疯癫成因分析

试析《藻海无边》中“疯癫”的成因

陈亚琼

1．引言

“疯癫”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类形象。《藻海无边》(以下简称《藻》)是《简爱》的前篇或续篇，简·里斯把《简爱》中那个女巫一样的“阁楼中的疯女人”从幕后拉到台前，从而也为读者真实揭露了一个原本美丽富有的西印度群岛克里奥尔女子如何一步步走向“疯癫”的全过程。在《简爱》中，安托瓦内特(即伯莎)被描述为一个患有家族精神病史的女子，她隐瞒自己的家族病史，像个女巫一样引诱了“单纯、轻信、热情”的罗切斯特(祝庆英译，1980:27)。《简爱》中借罗切斯特之口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伯莎·梅森的—家三代都是白痴和疯子。然而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一百多年之后，《藻》的出版解开了伯莎的疯癫之谜。

对于安托瓦内特“疯癫”的成因，无可否认的是她身体里确实潜伏着家族精神病的遗传基因。然而，“疯癫”并不是单纯的精神错乱，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谈到疯癫是文明的产物和证明。本文旨在从不同角度全面剖析《藻》中女性疯癫的悲剧成因。从而发现其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自身身份缺失而造成的男性依赖和内心指令的强迫。“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

2．男权社会和种族的压迫

福柯在谈到疯癫时，并不否认疯癫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一种心理障碍，甚或是精神疾病。只是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疯癫都是一个社会文明或文化的产物。他指出，“疯癫与理性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疯癫’其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压迫的产物。当人们发现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违背了自己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时，就会认为这一部分人是‘疯癫’的，对他们采取放逐或禁闭的措施”(Foucault，1967:254)。《藻》中的两位疯癫女性，母亲安妮特和安托瓦内特的发疯也与当时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奴隶解放后，安妮特的丈夫不幸去世，家道中落，亲友也不上门了。不仅生活日趋贫困，衣食不周，还遭到当地土著人的奚落和仇视。后来安妮特嫁给英国商人梅森之后，生活有所好转。然而好景不长，殖民者在当地土著人中间播下的仇恨种子发芽了，人们纷起造反，庄园被烧，唯一的小儿子也在大火中丧命。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之下，祖上出过疯子的安妮特这才疯了，过着被侮辱被虐待的生活，最后连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文中借奶妈克里斯托芬之口道出了安妮特“疯”后所受的待遇，“人家把她逼疯的。她儿子死了以后，有一阵子她就稀里糊涂，人家就把她关起来。人家跟她说她疯了，把她当成疯子看待。……到末了———我不知道她疯不疯———她干脆死了心，什么也不在乎了。那个照管他的男人几时想要玩她就玩她”(Ryes，2001:121)。

女儿安托瓦内特之所以走上“疯癫”之路也与她的出身和不幸的婚姻息息相关。她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奴隶主家庭。从小生活在英国帝国主义和黑人本土文化的夹层，在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她，受到周围黑人孩子的凌辱殴打，被当地黑人称作是“白皮黑鬼”、“白蟑螂”，而白人则叫她为“疯姑娘”。在母亲再婚的婚礼上，那些白人宾客对她们说三道四，“说到那两个孩子呢—男孩是个白痴，藏起来，眼不见，心不烦，依我看，女孩也在走这条路了”(Ryes，2001:12)。这种不疯也痴的断言在安托瓦内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她在修道院住了几年之后，在继父梅森父子和罗切斯特父亲和哥哥的安排下，以三万英镑作为陪嫁，嫁给了罗切斯特。婚后，两个人过了一段貌似幸福的生活。然而，他对安托瓦内特并没有爱情，只有对钱财的贪图与对肉欲的渴望。正如他自己的独白中所说，“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我对她没几分温情，她在我心目中是个陌生人”(Ryes，2001:65)。当罗切斯特在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丹尼尔的告密信中得知她的家族病史之后，更加深了对安托瓦内特的厌恶之情。此后，他一再故意用她母亲的小名“伯莎”来称呼她，想让她承认自己是疯子。虽然安托瓦内特对他一往情深，甚至还设法乞灵于巫术的春药以取悦于他，但她终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在他心里，“我不需要她了，而她也见不到别人了”(Ryes，2001:128)。

伯莎“疯”后的处境更是悲惨。因为他下定决心，不愿为她另找一个安乐太平的环境，也没有把她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虽然在当时的英国已经有了专门的疯人院。她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尊重，她被关进了桑非尔得的密室里，象看管动物一样被人严加看管。罗切斯特自己也从不去探望。伯莎就这样被人刻意地遗忘了，她没有了名字，变成了一个代词。但伯莎还有知觉，她还有人类的感情，尽管被别人称为野兽，被丈夫称作恶魔。她只有悲惨的大笑，含糊不清嘟哝，用她逻辑不清的头脑，考虑审视着她的一生。伯莎与其说是疯了，不如说是被大家宣布，一个出生在疯子世家的女人终于疯了。她的疯除了家族史，种族社会所受的歧视的压力外，婚姻裂痕所受刺激不能不说是最大因素。

3．身份缺失和对男性的依赖

如果说外部环境因素在安托瓦内特被迫走向“疯癫”的道路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话，那么安托瓦内特自身身份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男性的依赖和反抗能力的缺乏对她最后的悲惨结局也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霍根认为“疯狂的定义就是身份的丧失，某种不平衡的非确定性侵入了以前被认为是确定的自我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属性中”(Hogan，2000:85)。斯皮瓦克在对《藻海无边》的解读中也提到，安托瓦内特的悲剧在于，她把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冲突语境下成长的自我(牙买加的白人后裔)，认作一个他者(罗切斯特的伯莎)(Spivak，1985:243)。

生活在奴隶制解放后的西印度社会，安托内特处于一个在英帝国主义和黑人本土文化之间的尴尬之中。她既不是殖民者，又不是被殖民者，既不是主人，又不是奴隶，然而，她与这两者都有关系，因为她是一个白种克里奥尔女性，是定居美洲的欧洲人与当地黑人结合的产物，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她在与罗切斯特的谈话中说道，“是一首唱白蟑螂的歌。就是指我。他们把我们这些早在他们给人从非洲卖给奴隶贩子之前就在这里的人统统叫做白蟑螂。可我又听到英国女人把我们叫做白皮黑鬼。所以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Ryes，2001:73)。在成长中，她与黑人小姑娘蒂亚是亲密伙伴，这黑姑娘象一面镜子映出的是她自己，暗喻着黑人本土文化对她的熏陶，当她长成之后，嫁给了英国白人罗切斯特。因此，安托内特煎熬在多重的矛盾之中。在现实中，她是罗切斯特的伯莎，她努力想做的他者;在梦境中，她挂念着的是童年的黑人女伴，这是她对原来自我的固执。在《藻海无边》的最后，安托瓦内特重演了《简爱》的结局，将自己认作桑菲尔德庄园里的疯子、鬼魂。在安托内特努力将自己他者化的过程中，同时又是不可能完全他者化的过程中，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种由现实给予她的生命逻辑: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将自我演化成那个假想的他者，放火烧掉房屋，烧死自己。(www.xing528.com)

由于身份的缺失与男权社会的统治，男性成为她们唯一可依赖的对象。父权文化中长大的她们，因为长期对男性的依赖使得她们在面对困难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同时也无法跨越性别的压迫。男性成为她们的保护神。在安托瓦内特的描述中，她的父亲韦斯科老头的死亡是她们家庭由富裕到衰败的转折点，也是她们如今落得如此困窘的根源。“我父亲啊，来客啊，马啊，睡个安稳觉啊———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Ryes，2001:1)在安托瓦内特眼里，“过去”与“现在”是以父亲的死为分界线的。她的父亲”不仅代表着她们的保护神，物质的提供者，而且还是她们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Wickramagamage，2000:31)。父亲死后，她受到当地黑人孩子的欺负和漫骂，白人的嘲讽，甚至晚上睡觉都要抱根木条才有安全感。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的话，她们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落魄的。就像安妮特说的那样，她们被“困住了”(Ryes，2001:2)。至于她的母亲，安托瓦内特不只一次暗示到，她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随后，为了给她们一家找个出路，安妮特嫁给了英国白人梅森。安托瓦内特也赞同她的母亲通过婚姻来挽救一家的命运。当仆人戈弗雷建议“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她反驳道:“她还年轻。一切都消失得那么突兀，毫无征兆，她怎能不去想法弄回来呢”(Ryes，2001:2)。即使最后她表示喜欢上梅森时，也是因为他可以保护她们母女，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她没碰上他，早就死了，我心想，我头一回深表感激，而且喜欢上他了……往后不管迈拉怎么说，我都可以得救了”(Ryes，2001:18)。虽然最后她的希望在黑人放的一场大火中烧成了灰烬，但是她没有放弃寻找另外一个能够让她重新拥有安全感的男性—罗切斯特。事实上，安托瓦内特之所以答应嫁给罗切斯特，也是建立在他能为她带来“宁静，幸福，安全”的基础之上的。当她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时，她忍不住失望地对罗切斯特喊道:“如果我父亲，我的亲生父亲还活着的话，那他同你一刀两断之后，你就不用匆匆回到这里来了”(Ryes，2001: 112)。总之，在《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女性寻找男性为依托的过程以及她的最终失败。同时，这也是她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寻找过程，最终的失败使她发疯，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4．结束语

简·里斯笔下的这样一个“疯癫女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她的不幸既来自她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她的压迫，同时又来自于所处的特殊环境下的身份缺失。她把自己视作社会之外的“他者”，罗切斯特的伯莎。在男权社会中，她无法也没有能力去反抗，最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罗切斯特的意愿真正的“疯”掉，像个女巫一样烧掉了整个庄园，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歇斯底里地“疯癫”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最后反抗。

“安托瓦内特是男性社会的牺牲品，她的经历是所有受压迫女性的一个缩影”(向晓红，1999:128)。里斯借助“疯女人”这一形象成功展示了19世纪殖民地男权社会里女性的艰难处境和悲惨遭遇。处于社会“夹层缝”的她们遭受着来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她们的疯癫，隐喻着女性作为现实中被无端压抑和扭曲的弱者对潜藏于内心中的强者愿望的实现，在现实世界中走投无路的女性，寻求在神魔世界进行抵抗。正是通过“疯癫”，女性得以反抗社会的压抑，表达自己的身份。“疯癫”成为19世纪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同时也是对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的有力控诉。

参考文献:

1．Foucault，Michel．Madness and Civilization［M］．Trans．Richard Howard．New York and Toronto: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7．

2．Ryes，Jean．Wide Sargasso Sea．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Hogan，Patrick Colm．Colonialis and Cultural Ident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2000．

4．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5．Wickramagamage，Carmen．Another side to Antoinette: Reading“Race”into Wide Sargasso Sea，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SAGE，2000．

6．向晓红．透过《藻海无边》看《简爱》［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