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珊
赵树理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代表性作家，人们总是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借用的是民间文化形式而不够现代。其实，用什么写不重要，关键是是否具有现代问题意识。事实上，赵树理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描绘，正说明了中国“现代性”种种复杂性和差异性，而这种描写远比一种想象中的“纯净”的“现代性”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1．对农民的生活困境的深刻表现
赵树理的小说有着一种对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深刻体察，这种入微的抒写中表现着农民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李有才板话》中，阎家山“西高东低”、“楼房土窑”的地貌特征，并不是简单的情景书写，而是隐喻一种权力关系。因为东头住的是以阎恒元为首的强权者，西头住的是以李有才等贫困户。从地理分布上就显现了一种强弱的权力关系，而乡土社会的空间分布就是权力状态日常化的一种呈现。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开篇的纠纷案件，充当仲裁者的是由“社首”等并不真正为村民主持正义的村公社的掌权者们，而设在“庙堂”的村公所，象征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乡村法理权威性，这也就宣告了李如珍等掌权者对铁锁、春喜之间“砍桑”纠纷的处理是一种不容抵违的宗教权威性的鉴定。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神权”被转换为李如珍等掌权者对乡民实施统治的一种权力，而掌权者们在大口咀嚼张铁锁“上贡”的“烙饼”时，俨然一副“神佛”之貌。这种权力生活化的描写，体现着农民生活困难的无处不在。在《登记》中，小飞蛾的婚姻由父母包办，而村民中得到普遍认同的丈夫教育妻子的方式———“打两顿就好了”，体现了夫权在传统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孟祥英翻身》中婆媳间的矛盾，更是中国民间伦理秩序的一种典型表现。这里，权力被下放为一种家庭主事权，以更为世俗化的形式在家庭成员之间行使。而更可悲地是，权威者“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被周围的人认为是理所当然，进而盲目地溶身于维护伦理道德秩序的行动中去，民众跟着权威走、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旧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个显性的特征，悲剧的产生，权威者是主谋，众乡邻作了帮凶。无论在乡村的公共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封建伦理秩序都显示着不容违背的“合法性”。这些表明由千百年封建文明累积起来的乡村法理制度，具有极强稳定性的，并最终以文化的形式支配着乡村社会。
中国人向来有一种“乐天安命”的精神特征。封建伦理秩序在乡间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使身处压迫中的下层民众，往往产生了一种无奈的精神逃避。《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字辈们、《富贵》中富贵、《李家庄的变迁》中张铁锁等人作为一类农民的代表，他们在革命中逐渐懂得反抗，最终翻身;《孟祥英翻身》中，媳妇对婆婆的反抗、《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勇敢的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挑战等具有反抗精神并付之于行动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农民还是处于忍辱负重的生活境地。苦闷于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宣泄时，在幻想世界中释放就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方式。《李有才板话》中，村东头老槐树下的人们，用一种调侃的方式———“编快板”来表达对于村西头权威的不满，无奈地借戏剧性的调侃对现实世界权力进行一种消解从而得到一丝心灵的慰籍。《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实质上代表了广大的忍辱负重农民，他们对那种既在的权力秩序只能是遵从与默守，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权无势难以反抗，于是便从精神世界中寻求慰籍。现实社会虽然被动，但荒唐的“黄道世界”还是自己来主宰，于是类似“二诸葛”的民众，更容易在子虚乌有的虚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超越。“三仙姑”的装神弄鬼，其根源是对自身婚姻悲剧的不满而选择的一种发泄心理苦闷的方式，“神灵附体”中隐喻的特殊身份尽管十分虚妄，可现实权力关系的被动性借此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转化为彼岸权力关系的主动性。正因此，才有了“二诸葛”、“三仙姑”等人对香火天地的忘我沉浸，其深层却体现出他们对于封建权力秩序的无奈与逃避。《小二黑结婚》的“现代”意义也许就在于，赵树理在对于现代的婚姻制度的认同，传达着对个人幸福的自我追求的肯定，在小说描写的民间社会里，小二黑等人的大胆举措，无疑是对那些不愿意承认个人自由的、仍然相信神定(父权)说人们迎头一击。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赵树理通过对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表现，给民众以觉醒和教育，以期达到将人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正是“人的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所在。
2．日常生活中的“革命”
“现代性”能获得广泛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性”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民主、自由、人权、解放等革命意识形态语汇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可以说是中国实现现代性的唯一途径。实际上，“自人类社会有了现代性这一题域以来，革命就因其是现代性中最活跃的因子而倍受关注。”【1】(2000)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并不仅仅是对革命的认同与歌颂，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时代变革中的中国最基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农村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微观的层面，也最能检验中国革命发展状况。对赵树理这样的乡土小说家，如果忽略或有意回避中国革命对现代农村生活的影响，便难以深刻挖掘其小说的真正价值。
赵树理的小说多从家庭生活中来表现革命的主题，而不是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机械地为政治宣传。社会变革中的各种矛盾斗争，体现在吃、穿、住、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革命内容更多地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表现出来。《三里湾》中，马多寿的转变，是在家庭成员众叛亲离的“孤独”状态下实现的;能不够最后的“转变”，也并非是政治思想上产生了转变，而是由于受到丈夫袁天成的离婚威胁，出现“家庭”危机后的无奈之举。小说对范灵芝与范登高父女温馨情感的描写以及马多寿、常有理、马有翼、王玉梅最终组成一个家庭的结局也是符合当时农村现实的。金生、玉生、满喜、灵芝、玉梅等与糊涂涂、翻得高、常有理、能不够等两个阵营的对立，在“入社”的斗争中，各种矛盾经常在家庭生活场景中展开，而最终以中国传统的“大团圆”为结局。《登记》中爱情故事的叙述，小晚与艾艾、小进与燕燕依靠新政策有情人终成眷属。首先，法律的保证必须在主人公觉醒后(艾艾和燕燕自觉表现的对于封建陋习的反抗)得以贯彻。另一方面，“家庭议事”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艾艾婚事上，燕燕认为“只要你妈今天晚上能跟你爸说通，明天就可以去登记”(《登记》)，恰好说明在新中国的农民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家庭意识，而并非政治意识形态。生活矛盾在家庭中展开，而解决的关键也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对于矛盾的态度。《表明态度》中的王永富，作为一个老党员与“集体化”的对抗，作者有意让他与不识字、无理想、纯粹生活化的老婆合二为一，把冲突的尖锐性置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日益不和谐因素方面。黄修己就认为:“赵树理作品中关于家庭盛会的描写，占了重要的比重。……大多数作品是通过农村家庭生活的描写来反映社会变动的。”【2】(1985)家庭生活向来是中国人生活的最基本单位，赵树理这种处理矛盾的方式，恰好说明他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新旧临界点上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接合部，在曲折、引人入胜的日常生活矛盾中，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也自然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赵树理似乎在提醒人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革命意识在民众中究竟渗透到了什么程度。
3．“问题”中的反思意识(www.xing528.com)
“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总是伴随着复杂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难免会出现种种问题，而产生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性”的内涵表述中，往往寄托着一种对于“未来”的构想，即现代性被作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被规划出来。“现代”的未完成性在“未来”的参照下便容易产生出种种矛盾与问题。赵树理小说给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危害个人利益的种种现象予以批判，本质上体现着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对于“现代性”想象的矛盾，其仍然是中国“现代性”内部的话语冲突。
赵树理明确地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这也使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村政权构成成分的不纯以及对百姓利益的侵害，是赵树理关注的中心之一，写“敌方”阴谋的丝丝入扣和对官僚主义的揭示，使他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警醒的作用。《三里湾》中，赵树理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钻进农村基层政权、乘机混水摸鱼的流氓分子小旦的形象。在民主政权初建之时，除小旦这样的流氓分子混进干部队伍外，尚有部分封建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投机革命，在新政权中混得个一官半职，鱼肉百姓。《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兄弟，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还有《李有才板话》的章工作员和《李家庄的变迁》的王工作员，二人都是共产党员的害群之马，他们没有在农村真正落实改革政策，使农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这些人的势力是铁钉定住了吗?”作者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了对现实的怀疑。这样的质疑，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所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问一样震人心魄。《李家庄的变迁》结尾处写到庆祝抗战大会胜利时本来就可以结束，然而作者却又加写了一场为欢送自卫战争参战人员的大会，这不仅表现了赵树理一种美好的希望和期待，同时也暗示着: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另一方面，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实质上也含有主流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识时，触及农民利益时所发生的矛盾。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焦虑。中国社会对西方有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现代性元素，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文化的侵略。这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充满着探索和困惑。这种情况下，体制对于“现代”的“设想”由政治动力自上而下的被叙述和渲染，但是这种“布道”很容易在注重集体利益的同时而忽略个人的利益。杰姆逊曾说到，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关于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3】(1997)《三里湾》中“翻的高”为代表的个体创业者在当时被当作走资本主义路线而受到批判，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独立创业的方式恰恰又是被提倡的。写于1958年的表现合作化的曲折地反映了合作化运动导致的农村物质资料的极度匮乏、分配不均与生产积极性的低下的《“锻炼锻炼”》就是表现集体与个人之间矛盾典型的代表。这些都表明，人性的多样性并不能被抽象的路线斗争概念所代替。“五四’以来，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变化，就是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发展至今，这一现代主题仍然没有过时。在阶级意识的认同过程中，群体意识不断对个人进行制约。“现代生活中城乡两种方式指向，国家经济体制并非有意的对农民的排斥，其种种在实际效果中‘削弱’农民利益的做法，被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扑捉到了。”【4】(2004)
赵树理的小说始终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努力地为农民的争取自由的生存权利，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特定年代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画卷。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了解农民并能真实表现他们生存状态现代小说作家。
参考书目:
1．丁三青．现代性与近代中国［M］．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0．第109页
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96—97页
3．见张京媛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三联书店，1997．第523页
4．席杨．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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