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活动的伦理规范-科学的本质与限度

二、科学实践活动的基本伦理规范

科学不仅是人为的，更是为人的！因此，科学作为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其发展必须遵循人本原则，以人的利益为取向。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⁴⁾当然，人的利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和整体人类利益。由于“人类主体形态是社会形态的最高表现，是主体作为类的存在形态。人类主体形态的具体意义，就是指地球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作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的内在统一性”⁽⁵⁾，也就是说，人是类的存在物，只有与类生活内在联系的个人生活才是真正的个人生活，反过来，也只有与个人生活内在联系的类生活才是真正的类生活。自己不是完全是独立的个体，不可能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人本原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整体人类利益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取向。人类整体利益取向原则表明，传统的那种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的指导思想必须修正，一个研究者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行为取向，即使不是犯罪，也近乎玩世不恭。

科学的合法性，最根本的是为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科学要被人们所接受，必须标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能推动社会物质的或精神的进步，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才显得强劲有力。所以，科学发展的历史诚如默顿所说：“许多科学研究都是针对着那些对技术发展十分有用的课题而进行的，而并不总是出于科学家们的深思熟虑；那些迎合当时社会及经济重点的课题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使他们认为这些课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⁶⁾一个理论也只有在现实中得到了应用，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其原因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一社会理想决定了社会需求对科学的发展取向具有选择和导向功能：一个领域、一个理论，只有在满足社会的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时，才能得到社会强有力的支持，也才能吸纳更多的力量投入该领域研究，否则，如果一个理论单纯为解决理论自身问题而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科学技术的现实需求，那么它的发展就不可能获得社会强有力的支持，仅凭少数科学家的爱好和审美旨趣作为动力，会使其理论因抽象而失去活力，发展缓慢。科学发展史上的“带头学科”现象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当今世界各国斥巨资支持空间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海洋科学等领域的基本问题等，也说明了这一点。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传统认为，基础研究的目标是揭示物理世界客观存在的本质及其规律，它以追求准确无误的知识为行为取向，与现实社会实践的距离较远，而且联系也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是纯粹认识领域的问题，不以实际应用为目标。但是，这绝不是说“基础科学研究不以现实利益取向为目标”就是基础科学有效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上，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以现实利益取向为目标的科学研究都导致了重大的科学发现。如伽罗瓦为求解高次方程从而导致了群论的创立；1824年，法国工程师萨迪·卡诺为提升蒸汽机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的研究导致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为加强工业的目的和帝国的需要产生了开尔文物理学；艾尔文·朗谬尔，因解决了早期电子工业中所生产的零件表面的物理化学问题，而荣获1932年的诺贝尔奖。在巴斯德之后的世纪里，每一个科学领域的进步都或多或少地源于实际应用的考虑。⁽⁷⁾就连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四大发现之一的微波背景辐射，也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为了改进卫星通信而发现的。当时，为了改进卫星通信，需要找出可能会干扰通信的一切因素，尤其是噪声源。为此，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建立了灵敏度很高的定向接收天线系统。他们发现，在一一估计了所有噪声源之后，老是有大致相当于3.5K的噪声温度得不到解释，也无法消除。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残余温度没有方向变化，即所谓的各向同性；也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变化，就是说与太阳无关；也不随季节交替而变化。作为两名工程师，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发现在天体物理学上的意义。当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狄克小组，正准备筹建专门设备，来寻找前人预言的残余辐射，或者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因此，当彭齐亚斯等的论文一发表，消息一传开，狄克等人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打算要找的东西。事实也正是这样。多少人想找的东西，一直没有找到，两位工程师却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它，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此获得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www.xing528.com)

当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经济需求所约束的技术领域，这些技术领域又进而通过利益驱动来限定科学活动的方向和问题。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即便是那些纯粹学术领域研究，如理论物理等学科，纵然人们还不能预见其应用价值，但是作为研究者，在自己理念的殿堂中，寻求成果的现实应用以造福于人类这一理念仍需居于显著位置。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曾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不很关心应用和技术，堪称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今天，这更不可能了。因为自然的研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联系极为密切。它需要大型设备，这些设备只有从大型工业或国家才能得到，因此，它的成果不能不让这些组织知道。尤其是，核物理、火箭技术和宇宙飞行耗费大量资金。这样，今天每一个研究者乃是他生活所在的技术和工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对其研究成果的合理应用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⁸⁾巴伯也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何种程度上找到所有这些东西——合理性、功利主义、普遍性、个人主义和社会向善进步论这些文化价值，以及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开放的阶层体系和非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这些社会结构，科学就在何种程度上兴旺发达。”⁽⁹⁾因此，现代科学不能仅被看作一组技术性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看作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这些伦理标准的根本指向是以人为本。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存在的描述和解释，而是“自反性的：求知者与未知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知识中最基本的元素。同其他的人类产品一样，科学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渗透着社会利益”⁽¹⁰⁾。我们只有尊重科学的社会实践所遵循的人本原则，才能真正使科学永葆青春和活力，充分发挥科学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