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科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二、“实践冲撞理论”

所谓“实践冲撞理论”，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操作活动。“实践冲撞理论”的典型代表当属皮克林。20世纪80年代初，以皮克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逐渐从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中脱身，他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充其量具有半操作的特征，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未能重视和强调物质力量的重要性，所以，皮克林在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入了实践的维度，从而使科学观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1984年，安德鲁·皮克林出版了《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史》（Constuucting Quarks：A Sociology History of Partical Physics）一书（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他以社会利益模式解释了科学家如何对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进行选择，探讨了实验与理论的互动关系，突出了科学实验中仪器的意义，给出了高能粒子物理学发展史不同于“科学家的解释”的“历史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实践的过程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和“常规科学”概念的继承基础上进一步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发展为物质操作维度的不可通约性，同时极大关注了时间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安德鲁·皮克林于1995年又出版了《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一书。在其中，皮克林用实践的冲撞勾画了科学实践过程中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相互交织、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过程，认为科学应该被视为“一种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经由阻抗与适应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其中前者寻求捕获后者”⁽⁶⁸⁾，并指出科学是一种操作性的活动，科学文化也正是在实践的冲撞中扩展和延伸的。他说，“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活动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的行动者。进一步说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性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这就是我的全部构想的框架”⁽⁶⁹⁾。他用大量案例说明在仪器的建造、科学事实的产生、科学活动中概念的扩展以及科学向技术和工厂转移的过程中具体的冲撞过程，从而指出科学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延展”，并以“目标模式”来说明科学文化的延展过程；认为科学实践活动是在现有的文化条件［包括现有公认的理论模式、实验设备及技术条件、科研人员的构成及其知识背景和技能、科研人员之间及与外界的社会关系等的总和，又称“资源场域”（source field）］的基础上展开。由此他说：“社会建构主义不能简单地提供给我们获得科学丰富性的一整套概念体系，比如，装配仪器、计划、运转、解释实验、精心阐述理论这样的密集工作，以及与实验室负责人、杂志、给予资助的机构协商等。”对皮克林而言，他的实践概念是在两个意义上表达的：一是时间上作为文化拓展和转换的实践；另一个意义上的实践与科学家在其日常工作中所依赖的特定的、可重复的活动序列相联系。

皮克林对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解释，体现出他对科学的复杂性及知识和实践要素的丰富性的强烈欣赏，他开始将这称作“实践的冲撞”。通过这种措辞，皮克林把科学生活的本质定位于“实践的动力学”。这是一个复杂交互的、相互依赖的过程，一个不断重塑物质程序、解释和理论的过程。⁽⁷⁰⁾(www.xing528.com)

1992年皮克林又主编了论文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正如译者所言，该书是社会建构主义转向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科学事件”或后实证科学研究的一本重要的奠基性文集，“它不仅揭露出社会建构主义的内在矛盾，显示出‘社会建构’向‘科学事件’专项的必然性，而且还勾画出了实践学派研究的各种路途及其意义”⁽⁷¹⁾。其中，皮克林明确地指出：“单纯的社会建构主义不能向我们提供把握行动中的科学丰富性的概念工具……把实践描述为不确定的以及利益导向的，最多也就是捕获了问题的表面。”并且，“现有的对科学知识的所有评价，如客观的（逻辑实证主义）、相对于文化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相对于利益的（社会建构主义）都可以转换为对科学实践的特定理解”⁽⁷²⁾。所以，按照皮克林的观点，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实验室中的物质实践活动，对科学的研究应该回到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平衡上来，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是根本的，世界不仅充满着观察和事实，而且充满了各种力量，世界始终不停地处在制造事物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智慧化身的观察陈述依赖于我们，而是作为各种力量依赖于物质性的存在。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不仅“彼此不同的社会的、体制的、概念的、物质的等科学的文化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而且“相互产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要素或要素的集合具有必然的优先地位”，所以，“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或声称利益肯定是明显的”⁽⁷³⁾。“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就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这也正是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或者说冲撞的要旨所在。我发现‘冲撞’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便捷但蕴涵丰富的一种速记。”⁽⁷⁴⁾

可见，皮克林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作为实践存在的。在实践中，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在机器操作与概念操作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建造起来的。“物质世界与表征世界的联合，支撑起特定的事实和理论，并且给予这种事实和理论以精致的形式。”⁽⁷⁵⁾理论正是在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的冲撞下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有学者指出：“皮克林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者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者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它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⁷⁶⁾可见，皮克林旨在拒斥用科学家共享的标准或用他们的兴趣来解释科学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客观性是彻底的和时间性的，是通过科学实践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这样，皮克林就从理论优化和表征性的科学观中脱身，转而关注科学实践，通过指示仪器、模型、实验和科学中的干预性程序的作用，认为科学实践揭示的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使科学中实验实践的首要地位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