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人们把科学活动理解为理性的事业；科学的产物是真知识，通过真知识的不断累积，我们逐渐获得对实在的了解。但是，由于“知识的主体是有血有肉之躯的、实践地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人，我们的思维的产物总带有我们的目的与谋划、激情与兴趣的抹不掉的痕迹”(118)，而“我们”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因此，我们的目的与筹划、激情与兴趣，也都不可避免地打上社会的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时代的科学研究，也都不可避免地体现时代的价值取向，尤其在现代“大科学时期”。
在近代，科学仅仅是达到道德和宗教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并非出自市民生活的现实需要。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像，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纯认识，其社会功能和价值则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真正的学问和知识是绝对“不会变成粗鄙的、市民的生活算计”。(119)这实际上是把科学仅仅视为一种远离任何物质利益的伟大的精神探讨的理想主义科学观。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科学知识就通过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而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科学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资助，如早在1870年英国成立的“达文夏委员会”经过6年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政府资助。作为一个国家，我国应该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这一任务的大部分一直是由个人志愿承担的……但是政府必须要承担起个人不愿意做或不能圆满完成的大部分国家责任。”(120)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的社会功能日趋明显，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治国、科学拯救人类的呼声和趋势已经威震全球，各国政府都支持科学研究以为本民族谋利益。早在1945年，万尼瓦尔在提交的著名的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就指出：“科学进步是，也必须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没有科学进步，国家健康将会恶化；没有科学进步，我们无法指望改善生活水平或增加公民就业；没有科学进步，我们无法维护我们的自由，反对暴政。”1994年美国科技政策报告《科学与国家利益》明确指出，科学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国家应当更加支持科学事业，强调“我们的科学投资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源，这个资源我们必须保持，并在今后不断增加”。“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不但“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必须与国家目标相适应”，而且联邦实验室也“必须成为基础研究与演变中的国家目标这种牢固联系中的一部分”(121)。我国政府199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和全面阐述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并明确强调“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122)。所以，在当今，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取向体现在国家科技政策的导向方面。正如A．列文所指出的：“今日的科学在其社会存在方面已经面临着某种确实深刻的变化……它显然被迫处于某种更加严酷的社会监督之下，并且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课题和前景同社会的资源需求联系在一起。”(123)现代科学技术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不能离开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确认。当今，科学研究过程是与技术上的转化和经济上的充分利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同工业社会劳动系统中的生产和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和技术进步反过来应用于科学研究。
事实上，考察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历史，也许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近几十年日本科学发展的特点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战后，日本为迅速摆脱战争带来的贫困，提出“技术立国”，奉行“综合就是创新”的理念，大力发展实用性技术，使得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导致日本在纯科学研究方面与世界距离拉大而使社会经济式微。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出版《科学技术白皮书》，对通产省只顾技术而忽视科学的提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正式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进而，内阁会议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这成为日本在新的阶段发展科学技术的纲领性文件。随着这些科技政策的具体化，日本政府从国家预算上向一些重要的研究开发领域倾斜，官、产、学（研）并举的科技研发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一举改写了此前国际社会对日本只会拷贝人家的技术，而从来不愿致力于基础研发的既成印象。从1981年起，日本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向世界贡献了6名诺贝尔奖得主；1991年，日本创造了获取专利最多的纪录，超过了美国。美国虽然号称世界头号科技大国，但其领先地位已受到日本越来越猛的挑战。1989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在改变世界的22项关键技术中，有6项被日本执牛耳。美国的高科技和军火工业离不开日本的芯片和半导体，是连山姆大叔自己都不讳言的公开秘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向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出现了“急刹车现象”（即所谓“泡沫经济的破灭”）。为重新振兴本国经济，1995年日本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中明确指出，对日本来说，“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所谓追赶型的时代——既有先进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又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中存在着技术引进可能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今以后我们必须作为先头的一员，去凭借自己的努力挑战那些尚未开拓的领域，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去迎接新时代的课题的挑战”(124)。在新的形势下，日本新科技政策的基本目标为“从整体上有计划地推进与振兴科学技术相关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在谋求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世界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125)。即日本由“科学技术立国”转变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在注重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基础研究。
正是日本科技政策的调整，使得日本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迅速发展：1999年，全球制造业产值是9万多亿美元。美国占其中的20%，排名第一；日本占15%，排名第二；德国第三。200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中，在全球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美国占31%，日本占29%(126)，从总体上看，日本近年来加大对科研基础性工作的投入，十分注重投入的效益，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其近年来专利申请数继续保持了世界第二的地位（1997年约为66万件，其中较重要的海外申请数从1991年的13万件增至1997年的31万件）；论文数也保持了世界第二的地位（1998年约为73万件），其中较重要的被引用回数指标从1981年的5.5%上升至1997年的8.7%，连续6年被瑞士洛桑评为科技竞争力世界第二，并在基因技术、材料领域、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果(127)，在世界主要刊物2001年收录的73.8万篇科技论文中，日本占10.4%，比1996年的同一数据高0.5个百分点，比1991年高1.5个百分点。(128)1992年至2002年10年间，日本在世界中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总数位居第二，其中1998年至2002年5年间，世界材料科学、物理学和药理学领域中，日本科学论文产出分别占14.99%、14.26%和13.18%，而数学、地球科学、环境生态科学等领域则分别占5.62%、5.59%、3.62%。(129)日本科学论文产出的分配比例也反映出了科技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在2001年完成计算机GRAPE6，基本系统演算速度达到32万亿次/秒的性能后，2002年又实现了64万亿次/秒的性能，约相当于美国ASCIWhite速度的3倍。(130)该计算机将用于银河中心的黑洞形成、宇宙初期的银河形成、太阳系行星的形成等各种研究，通过对以前不可能进行的大规模模拟，将会带来新的发现。现在正向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推广该产品。
就科学家本人方面来说，由于科学研究现在业已成为一种职业，因此，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就不得不受其职业利益的限制，即社会的需求对科学研究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此种情况，正如贝尔纳指出的那样：“科学家即使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机构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131)
当今，科学也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而科学体制的核心是一组基本的价值和规范，它们发挥着确定与指导以及控制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一切知识都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在某种社会制度下产生的，而且是有何种社会制度与权力形式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知识形态和文化样式。对于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某个问题也会由于一些无理性或非理性的原因而变得十分重要。由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科学家去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就由此变得极其重要，比如对于癌症的研究，因为存在道德、社会和财政压力，就会把这些问题“提升”到超越其认知地位的高度。所有的知识的产生都会受社会价值需要指引，所有知识本身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所有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也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实践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的可能行动领域。科学知识作为人类实践的所有物，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的选择和判断。“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科技发展的模式受到政府各种力量的深刻影响……政府作为征税者、投资者、消费者、科学研究的消费者、教育者的种种目的和行动，合起来就成为科学政策，不论它们是否被有意如此安排。”(132)
所以，科学发展，尤其是当今科学发展，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本地区或主权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其主导发展取向；就整个人类来说，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科学家关注的问题。
此外，“以美求真”是当今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科学中的审美判断不仅仅是根植于主观的，更是根植于社会因素之中的，科学家习得的审美标准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对此，波兰尼也在《个体知识》第六章中对理智的激情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科学的激情不只是心理的副产品，相反具有一种逻辑的功能，它是科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并指出理智的激情具有如下三种功能：选择功能、启发功能和说服功能。
是的，罗素曾经告诉我们：“个人和知觉知识是我们全部知识的基础，我们还没有一种能在许多观察者所共有的知识开始研究的方法。”(133)而我们“每个人的知识，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讲，决定于他自己的个人经验：他知道他曾经看到和听到的事物、他曾读到和别人曾告诉过他的事物以及他根据这些预见所能推论出来的事物。这里所谈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经验，因为从我的知识过渡到承认证词需要经过推理。”(134)科学认知具有个体性。不错，哈耶克也曾说过：“指导任何人类群体的具体知识，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存在的。它是以分散的、不完美和不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众多个人的头脑中，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135)然而，“我们乃是扎根于自然之中，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我们同时也扎根于社会历史和制度之中，我们的个人特征永远也不能同它们相分离”(136)。“人不仅仅在穿着打扮、在外在形式和情感特征上是历史的产物。甚至人们看和听的方式也是与经过多少万年进化的社会生活过程分不开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通过两种方式成为社会的东西：通过被知觉对象的历史特征和通过知觉器官的历史特征。这两者都不仅仅是自然的东西，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东西，但个人却认为自己在知觉活动中是接受的、被动的。”(137)由于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一个人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作为认识主体的不是脱离历史的、脱离生存的抽象的我思、先验主体，而是在历史中发展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看似独立的个体活动，实际上仍然是社会性的，是具有主体际性的活动。科学认识活动背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社会秩序的在场，科学就只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具体的、现实的人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解释，正如德国的阿尔弗雷德·许茨所说：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世界，是一个我与我同伴共享的世界，虽然个体从他自己的视角出发限定他的世界，但他是一种社会存在，植根于一种主体间际的实在之中。(138)认知活动不是二维的，而是三维的。因为认知不只是个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个体—社会共同体—认知对象三大类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对个体认知活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必须明确肯定认知活动的社会性质。“完全个人主义的学术精神气质，已经不再是应为进行有意义的研究调动大量资源的需要。”(139)“大科学”的出现和科层制度的建立，更是体现了科学的社会性。像理查德·罗蒂认为的自然科学“不过是文化中告诉我们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那个部分。这是值得去做的事，但预见和支配的成功并不表明，较之在政治思考和文学批评中的成功，我们更‘接近于实在’或更‘受硬事实制约’。在所有这些文化领域中，制约着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过去的信念和愿望”(140)，诸如此类的观点是有点偏颇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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