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所处境域与科学认识及其限度

三、科学家所处境域与科学认识

纵然科学是人的科学，科学是人为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社会的人都是具体的，他们的活动都受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客观条件包括科学家所处的“研究传统”、所面临的研究问题等，人的科学实践活动不能超越科学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这一点反映在科学认识上就是：科学认识受认知者所处境域的制约。

1.科学家所遵从的“研究传统”规定着科学家的理论选择

科学是普遍理性与经验事实的结合。在科学中，经验事实作为证据必须纳入相关的理论框架才具有意义。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经验证据，任何经验证据都渗透着理论，它们因理论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就被经验到的材料来说，从事科学的人与普通的凡夫俗子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后者在理性思维方面，因缺乏系统的知识准备而难以发现经验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研究是一种理性化的事业。因此，研究者必须遵从一定的研究规范或研究传统，即正如库恩所说：研究者必须在一定的“范式”下才能从事科学实践活动，“如果没有至少是暗含的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信念，以容许作选择、评价与批评，那么，自然史就不能获得诠释。如果这套信念还未暗含在事实的搜集中——一旦已经暗含，则搜集到的事实就不再是‘纯粹的事实’了——那么，它必定将由外界提供，也许通过流行的形而上学，通过另一门科学，或通过个人的和历史的偶然事件。”否则，“有效的研究是很难开始的”⁽³⁷⁾。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而且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观念，一种分析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法。因此，范式深藏于其追随者和实践者的社会化过程中；范式告诉他们什么是重要的、合法的、合理的。范式也具有标准化的特征，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识存在的问题。正是范式的这些方面构成了其优劣的特性，其优势体现在它有助于行动，其劣势体现在：行为的根本原因深藏于未被质疑的范式假设中。”⁽³⁸⁾可见，范式蕴含着研究者进行理论选择、评价的“形而上学承诺”。一旦研究者取得了一个范式，就有了一个选择问题、评价理论的标准，“在范式指导下工作无他途可寻，而抛弃了范式，业界终止了范式所规定的科学实践活动”⁽³⁹⁾。所以，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伟大的头脑，都是在既定的范式下进行工作，难怪海森堡说：“在自然科学中，只有白痴和空想家，例如一种永动机的发明家，他们根本无视现行的自然规律，当然也就一事无成。只有那些努力尽可能小地作出变革的人才能成功。由于他看到了实在的强制；他最终证明了小的变革是绝对必要的；小的变革也许在几年或几十年的过程中强迫一个思想结构的变革，也强迫在基础中出现一个挪动。”⁽⁴⁰⁾反面例证则是普朗克的倒退。也正是范式的这种作用，才使得普朗克于1900年12月提出“能量子假说”这一革命性假说之后，一步步倒退：1910年他在“论量子发射的假说”放弃了辐射的吸收过程必须是量子化的假设，1914年在“量子解说的另一种表述法”一文中甚至连发射过程的量子假设他也想要放弃。⁽⁴¹⁾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在普朗克思想的深处，普朗克所坚持的科学规范、科学传统和研究纲领，是经典物理学的，他所构造的能够完美解释“黑体辐射”的公式及其所蕴含的物理学意义，理应由经典物理学理论推导出来，否则，应该坚持的是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理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曾说：“一条行动规则的系统表述需要用某种语言或某种符号形式作出明确的表象。一旦规则以这种方式变得明确了，那就有一种新的要素超出了习惯。”因此人类理性活动“不仅受习惯的模式指导，而且受我们自己构造的规则所指导”⁽⁴²⁾。所以，不接受某种先于具体科学任务的可理解性标准，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美国学者J．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ketmans）在“现代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本质”一文中，通过对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科学理论创立的分析得出：“从以前的历史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科学家们是否仅仅是观察、测量、描述、从经验概括中进行归纳推理并阐述所谓的‘自然规律’，也无论他们是否作出解释，他们总是依据一个意义框架来阐明他们所探讨的现象；这个意义框架是预先接受下来的，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接受这种框架与所观察到的现象是无关的。”⁽⁴³⁾理论预设，或者称为研究传统、研究纲领，对观察的影响，我们不妨借用马尔凯（Michael Mulk）的话作进一步说明：“来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观察从来不会像标准观点所要求的那样是被动的。文明从来不是简单地接收和记录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相反我们作用于这一世界，从而形成一系列明确的、但总是变化的有关其特征的意向；而且正是在这一认知行动中，观察者根据他所获得的文化资源对这些意向作出解释。”⁽⁴⁴⁾一个范式或“研究传统”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关于该领域中用来研究问题和构造理论的合适方法的一组总的假定，它具有历史性、规范性和普遍性；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具体理论发展所依赖的指导原则。依赖于一种解释框架的形式操作不能向依赖于另一解释框架的人们演证一个命题。

所以，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思想，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每一个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科学家组织——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传统对隶属于该团体的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都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

2.科学依赖于“人对自然的提问方式”

马克思强调指出：实践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能动地去认识和变革客观世界的社会物质性活动。科学实践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基于人的需要（物质的抑或精神的）。存在物是“祛人性”的，但是，人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对存在物进行变革的手段、途径。不同的变革措施对客体的影响不同，客体对变革者所呈现的意义也绝对不会完全相同，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依赖于实验技术的内生活动。

科学理论是科学实践的升华和结晶。但是具体的实验境况总是受实验参与者控制，也是观察者适当选择的结果。“科学家不仅仅满足于让事物在隔离的环境中显现出来。大多数有科学意义的效应的建构，必定是通过把新对象引入控制环境来实现的，或者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或若干种方式）操纵整个环境来实现的。”⁽⁴⁵⁾这样，由于观察者的参与使实验同时具有了主观性的特征，为设计实验和使实验“运行”起来所付出的努力，绝不会是毫无目的的儿戏：它有理性的目的，这正如瓦托夫斯基所言：“实验的设计、参数和仪器的选择、把这种或那种情况当作有意义的而加以注意的倾向，超出实验技巧的机制的范围，超出理论所设定的预见结构的范围，这是一种主观的可变因素，它不仅影响着实验，而且支持着实验。因而，我们应该对涉及一个实验有效的客观性条件与那些导致选择或设计出要做的实验的条件加以区分。在作为一种程序的实验本身外，存在对实验结果的解释，而且还确实存在着关于把什么当作相关的结果这类决定。”⁽⁴⁶⁾实验室对实验对象具有隔离、操作特性。在实验室中，自然对象得到“驯化”，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而规避了实验对象本身所固有、所包含的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巨量的复杂性。特定的现象、实验结果只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情境中才可能出现，在特定的仪器之外是不会出现的。

在牛顿力学时期，主体对认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结构、文化价值观念、认识模式等对认识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因为“观察（实验）负荷理论”。随着人们认识领域的扩展和认识的深入，除“理论负荷”对认识的干预外，科学理论的形态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当今，科学研究变成通过实验主动积极地对事物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intentional intervention），所有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与研究业已成为对自然的操纵，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生成要素。科学越是发展，它所要求的技术也越先进，它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越复杂，在极端情况下，（以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组织为例）实验所需要的仪器的周长可达27公里⁽⁴⁷⁾，从而使客观存在物所呈现出的属性依赖于仪器，也使主体对存在物的认识和把握依赖于仪器。对此，海森堡曾指出：“我们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我们西方文化的全部力量来自于，并已经一直来自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行动的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践活动领域内，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集团也像希腊人一样富有经验，但希腊思想与所有其他民族思想的区别一贯在于希腊人有能力将自己提出的问题变成原理性问题并由此得出新的观点，给五光十色、变化万千的经验带进秩序，使之能为人类思想所接受。正是这种提出原理性问题与实践活动的联系使希腊思想区别于所有其他思想，当西方在我们历史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过程中，也正是这种联系促进了近代科学和技术的诞生。”⁽⁴⁸⁾加拿大实验哲学家哈金（I．Hacking）的言论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们需要关于实际科学的新的语义学吗？这种语义学基于惯用语‘与事实相符’，但这里不是指超自然的世界的事实，而是由实验专家创造的关于现象的事实。”⁽⁴⁹⁾当今的科学与其古代的形式相比，在技术上具体化于它的必要的仪器之中。研究人员借助仪器把“自然客体”（natural objects）从它们的自然存在过程中剥离出来，从而在对“自然的异化”（alienation of nature）状态下、在人工环境中建构知识。这样，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再是存在物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把握的存在物的属性。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我们得到什么答案，与我们的“提问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物理学作为实验的物理学被指向技术设备，被指向设备制造的进步！”⁽⁵⁰⁾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只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对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理性思考，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于外在我们的世界的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时代的科学是计划科学！(www.xing528.com)

知识、科学只能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得以理解，而不能在与世界的静态相符中得以证实。精密科学的完全客观性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虚假的理想。科学实践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活动范畴，也应该是体现人的活动能动性的范畴，是对“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实现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抽象。⁽⁵¹⁾这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认识对象的本真规定。如果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个思维者与思维对象的关系；我们所获得的只是关于存在者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存在的知识，认识论不是什么主体对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的客体的镜式反映和“摄影”，认识活动不是脱离生活的客体在人脑中的投影，它直接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美国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也说：“科学成果必然是暂定的。科学家永远不能结论性地证明他们能完全精确地描述自然或物质世界的某些特性。”⁽⁵²⁾科学发现离不开科学家个人参与，“即使在最精密的科学运作过程中，也都有科学家个人必不可少的参与。”⁽⁵³⁾谁也无法担保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昂利·柏格森，1930）正是由于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受主体性义素制约、受主体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制约，从而导致认识主体思维的“非至上性”和“有限性”，这正如查尔默斯所说：“在科学的任何发展阶段，一门科学由达到特种知识的具体目的、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评判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满足的标准，以及（就实现这些目的而言）表达科学活动目前状态的事实和理论组成。在实体网络内每一个个别的项目都会根据研究而修正。”⁽⁵⁴⁾也正如美国学者科布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具有有限理性（limited understanding）的有限存在，而且我们根据多种视域中的一种视域来看待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视域受到许多相对化的因素制约，而且这些视域决定了支撑我们那种整体性的特征。”⁽⁵⁵⁾人是在实践中的存在，世界也在人的历史中展开，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满足于静态的知识，而在于动态的过程。科学产物也不再是普遍适用的，而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展开。“一个给定时代的科学，不但隶属于这个时代的传统，包括其自身的方法、价值和积累的知识在内，而且隶属于它的那个历史时代！”⁽⁵⁶⁾

然而，我们要注意，纵然我们不能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的“镜式反应”，科学是有语境性特征的，但是，离开客观存在来谈论科学的语境性，肯定也是错误的！

最后，玛丽·郝西关于自然科学特性的总结，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于马克思自然科学主体性思想的把握。她说：

1.在自然科学中，质料和理论不可分开，因为作为质料的东西是根据某些理论阐释来决定的，而事实本身则不得不根据阐释重新组织。

2.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不是以假设—演绎图式的方式与自然作外部比较的模式，它们是事实本身被看到的方式。

3.在自然科学中，那种被主张为关于经验的法则的关系是内在的，因为算作事实的东西是由理论所讲的关于它们相互联系的东西构成的。

4.自然科学语言难免是隐喻的和不精确的，只有在曲解科学发展的历史动力、曲解按照科学阐释自然方面的想象力建设的情况下，自然科学的语言才可以形式化的。

5.自然科学中的意义是由理论来决定的；理解它们要靠理论上的连贯一致而不是靠与事实一致。⁽⁵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