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问题研究：认知主体背景知识和语境性分析

二、认知主体背景知识状况和科学的语境性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代主体“都遇到有一定物质的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人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²⁹⁾。主体既有的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决定科学理论发展的状况和水平。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认识状况和水平、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如我们经常谈到的关于“遗传的奥秘”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末的知识背景下，魏斯曼提出的是“种质”的问题；20世纪初摩尔根提出的是“基因”的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是生物大分子DNA的结构问题。对于“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这种现象的解释，在牛顿力学时代，人们认为是由于尚未发现的行星扰动的结果，而到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创立之后，人们认识到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效应。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更扼要地讲，所有类型的问题（包括经验问题）都是在一个确定的探究背景内出现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个背景限定的。这种情况如劳丹（Larry Laudan）所说：“世界总是通过这种那种的概念框架的‘透镜’被感知的；概念框架及其所使用的语言在我们的所见所闻上印下了清除不掉的‘印记’。更准确地说，一切种类的问题（包括经验问题）都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部分地受到那一背景的规定，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什么感到惊奇、我们认为什么有问题，都受到我们关于自然秩序的理论前提的影响。在某一背景中提出的问题在另一背景中就未必成为问题。”⁽³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被深深地囚禁于历史的语境之中，不论是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还是我们对科学知识的评价与理解都摆脱不了当下境况的局限和传统的束缚，科学不只是研究者的感官或通过仪器设备对于世界的系统接触，本质上应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形成概念的方式。一个“范式”下的观察者，不是那种只能看普通观察者之所看、只能报告普通观察者之所报告的人，而是那种能在熟悉的对象中看见别人前所未见的东西的人，被知者按照认知者的方式存在于认知者之中。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理论的建构在于实验”，没有经验事实的支持，一个科学理论无异于宗教信条。但是，对于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实验根本不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它是一种构造的行动，与既有的模型构造所提示的形式相一致，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是由使人们可以围绕模型进行推理的理论所提出的要求制约的，既有的理论是他设计实验的必然依据，“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只有在自然知识转变成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已有的科学理论框架是实验的保障。“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试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³¹⁾因此，试验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指导实验设计的理论。尽管我们必须依靠诸如威尔逊云室、盖革计数器、气泡室等实验设备来显示基本粒子，但这并不能改变实验室研究的“筹划”性特征，在理论之外实验没有意义。事实当中必须已经含有人的选择和定向，事实才能作为事实出现。人的改造往往是获得事实和真理的前提。换言之，事实是教化和选择的所得。马克思说得好：“五官感觉的形式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³²⁾对此，范·弗拉森（Ba Van Fraassen）也曾阐述道：“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是在世界的可观察要素中发现有关规律性的事实。为了发现这些事实，人们需要实验作为推理和反思的对立面。但是，那些规律性是极端微妙和复杂的，所以实验设计是极其困难的。因而需要建构理论，并且需要求助于先前建构的理论来指导实验的探索。”⁽³³⁾但是，也正是主体既有理论也会影响实验设计，进而影响研究结果以导致科学的语境性。(www.xing528.com)

第三，实验的目的会影响实验的结果选择，从而影响乃至决定知识的被接受或被认同。对此，崔绪治、浦根祥两学者关于“中性流”发现的案例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完美的佐证。⁽³⁴⁾他们指出：实验室决策是“类经济行为的”，实验室的运行是类经济的，尤其是高能物理实验室，我们在将实验视为检验理论真伪的标准工具乃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却未考虑到经费的稀缺性和实践的代价。现实中，实验室经费是短缺的，科学家是按照手边所有的资源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策略和知识生产方式在根本意义上是机会主义的，在实验时，必须考虑哪些技巧和门道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案。因此，实验目的是有目标指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实验选择、设计的理论负荷，从而造成实验在理论选择方面的“偏向”。

我们的日常经验已经掺入了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维框架。正是由于近代以来人从理性的动物和上帝的孩子成为作为万物存在模式和理论的主体，从而成为存在的参照和万物的尺度，“从亚里士多德里学到17世纪力学的过渡不需要像较陈旧的科学史所认为的那样去更密切地注意历史事实。而是用H．巴特菲尔德的话说，‘处理与以往相同的材料，只是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其置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这一切其实是意味着要作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基本哲学倾向并不是培根的经验主义，而是柏拉图的唯理论（绝妙的嘲讽）。这些结论还被进一步概括为，在重大的、基本的科学革命中，实验的作用比许多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而某些类型的预设前提虽然不属于任何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事务，但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通过它们观察世界，以至想象不出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将是何等情形。”它们不仅“赋予（事实）以意义，而且决定我们将提出什么问题，甚至决定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³⁵⁾。因此“存在是纯粹被对象化了的东西”，科学理论呈现出“人为性”。

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生活于其中、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属人的世界。属人的世界是建立在一个不断涌动的活动基础上的世界，它不可能是静止的、本质先定、绝对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暂时性，都处于生成和灭亡的变化中：自然界有自己时间上的历史；历史也永远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更不可能达到什么绝对真理和终极解释，人类“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