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本质与限度：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科学观问题研究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科学观研究：一个时代的学术课题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反思科学，德国学者汉斯·波塞尔在《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开篇也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说：“自从有了科学，便同时有了对科学的思考。原因其实很简单：假如没有对科学的目的与方法的反省，没有对科学问题的特点与性质的质问，没有对科学中的解释的思考，没有对科学中提出的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反思，我们便放弃了科学之为科学的核心内容。”⁽¹²⁾如果用当今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¹³⁾，以使科学永葆青春和活力而不断地给人类带来福祉。

诚然，反思科学，我们具有多种路径。本书为什么选择，或者说本书为什么可以选择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作为研究科学观的指导思想呢？

我们首先来回答为什么要关注实践科学观这个问题。当今，科学观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实践取向。统观科学观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关注“实际的科学”（real science）而不是实际科学的逻辑替代品。这里所说的“实际的科学”是指“拥有在实际科学共同体中运作的实际认识能力的实际科学家，在实际的历史时刻发展和检验关于实际世界的实际模式”。⁽¹⁴⁾尤其是当今隶属后SSK理论的“行动者网络”纲领、“实践冲撞”理论，其科学实践倾向极其明显。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后，约翰·齐曼关于“科学知识是自反性的”思想⁽¹⁵⁾、约瑟夫·劳斯关于“科学知识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的思想⁽¹⁶⁾等也都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学界关于科学观研究取向的转变表明，继社会建构主义之后，科学观的实践走向特征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科学本质的探讨越来越关注科学实践的具体过程，“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代替了“作为知识的科学”！所以，我们要关注实践性的科学观。

其次，我们来回答为什么要选取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作为研究科学观的指导思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抑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对此，国内外学界一度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纵然马克思的理论表现出鲜明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特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世界观意蕴。⁽¹⁷⁾基于此，我们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笔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作为研究科学观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由于以下具体原因：

第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当然，由于时代关系，马克思关注的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和自由问题，而实践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并且，马克思不仅主张科学不仅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主张是“一门科学”。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的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的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¹⁸⁾稍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中，又将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查，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¹⁹⁾在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既看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二者的相互区别，但马克思更主张自然史与社会史是相互制约的，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只不过马克思这里的“互相制约”是以“只要有人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而人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别的，人就是实践（马克思有时候称之为“工业”）本身；换句话说，人是实践的人，实践是人的实践。正因为实践是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实践不仅引起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而且也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哲学化或哲学的自然科学化。“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²⁰⁾如果没有实践的“中介”作用，那么，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就只能是僵死的。对此，马克思在清算费尔巴哈的思想时讲得很清楚：“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这一主题，又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深化，他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²¹⁾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不仅发现了实践对于自然的作用，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统一性。因此，在当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合理性与合法性、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社会建构主义与后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观点不断交锋的情况下，关注马克思基于人们的实践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讲道：“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²²⁾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含义是什么呢？对此，在相隔不久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²³⁾可见，马克思所讲的“感性”指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感觉、自然存在。因此，马克思强调“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其本质意蕴是说人的实践的发生发展、实践的需要才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²⁴⁾

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并且他们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黑体为笔者所加）的直接产物。”⁽²⁵⁾所以，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来理解科学，有助于我们把握科学的本质属性。

第四，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可能是我们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争论的方向。(www.xing528.com)

细究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实在论者不能合理地理解与把握观察与理论、经验与解释、事实与观念之间的双向反馈式运动，忽略了对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的追求；反科学实在论者把理论的任务理解为对现象的拯救，而没有对现象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回答。而马克思则以实践为基点，直接面对人的创造活动、人的自由，把人的创造活动、人的自由理解为感性的生活世界，从生存论的角度来分析、探讨科学的本体对象，科学的认识过程以及科学的价值问题，合理地解释了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以及价值观问题，指出了实践是主客体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它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主观观念转化为客观存在，从而合理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实践与认识、科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等关系问题。

事实上，当今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发展趋向，也昭示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可能有助于解决二者之间的争论。如当今科学实在论突出了“语境原则”的方法论地位。“语境原则”的一个本质之点，就是强调在语境分析的基底上进行科学理性的说明和解释。正是由于“语境规则”这种功能，许多科学实在论者认识到“只有语境是获得这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获得逻辑、语义及语用分析的统一，获得经验、理性与行为的统一的基础”⁽²⁶⁾。也正是因此，夏佩尔主张科学实在论只是表明科学可能表述世界，而不保证科学关于客观世界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不预设某种特征的客体的存在。科学是发展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关于世界存在的看法永远不发生改变。反科学实在论者也改进了传统反科学实在论者彻底否认真理存在的偏激观点，认为通过观察和思考可以得到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如B．C．范·弗拉森强调“建构经验论”，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获得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人能通过有意识的观察和实验令自然界“招供”，也就是能得到自然界的有关信息，而社会化的思维则能将既有信息加以选择、整理、概括、抽象而构建出科学理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科学理论既是经验性的，又是建构性的。“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²⁷⁾

可见，当今无论是科学实在论者还是反科学实在论者，都肯定了科学实践活动中“人的在场”，都力争将科学的“实践语境”与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语境”放在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基础上去重新认识科学说明本身的形式、功能、意义和说服力。而马克思强调科学实践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探索和改造的社会物质性活动，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的意识活动的。因此，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有助于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第五，科学社会学的三大派别（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体制社会学”学派、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学派和当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马来平教授指出⁽²⁸⁾：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学者看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知识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的杰出代表。科学体制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曾说“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景中心”。默顿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巴伯认为“如同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其他一些领域中一样，在科学社会学中卡尔·马克思也是奠基人之一。”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学派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贝尔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起两个作用：启发人们的思路，以便求得特别丰硕的成果；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各分支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科学研究各分支同包含这些分支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当今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思想先驱之一和方法论来源之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以“利益分析”来“元勘”科学，就是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实践分析方法——笔者注）的不成功引进，不成功的原因，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对方法的运用。之所以如此，乃是在于在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定位问题上，马克思的理论交出了一份令人叹服的答卷。而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石是其实践范畴，是他对实践范畴的全面科学分析。因此，在现时代，我们也可以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思想来探讨科学观问题。

第六，探讨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科学观，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如果略微留意，便可以发现：伴随着新世纪的肇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个蓬勃兴起的局面，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蓬勃局面，不禁使人想起德里达、吉登斯、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话语：“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没有这种责任，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²⁹⁾“我仍看重马克思”（吉登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哈贝马斯）。可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在世界学界都已成为一个趋势。当然，西方学者可能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人文关怀，可能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存在和发展的。但是，统观这些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实践视域的科学观研究，尚显薄弱。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学者也开始从生存论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剖析。如海德格尔曾指出，科学是此在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是人的始源生存方式在经过了某种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具体地说，科学认识是“在世”和“操劳”的始源揭示经过某种根本性转化之后才演变出来的。如何认识这种现象也是学界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科学观研究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课题。当然，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我们必须认真聆听这样的忠告：“我们有权释读马克思的含蓄之词，当然不是将只言片语当成可以随意重洗的扑克牌，而应该着眼于探讨其问题、公理体系及其哲学，以彻底弄清它们（得出矛盾、局限及缺口突破）。如此，在一个全新的形势下，我们明白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赞成或反对他。”⁽³⁰⁾我们不能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奉誉为“圣经式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