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观研究：回到不平等财富分配

其他资源:回到不平等

与地位原则不同,在其他物质资源的分配上,国家力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认可的公正原则。尽管在国家的强制推行下,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一度具有正当性,但当国家力量逐渐退出分配领域时,土改前以权利、衡平为基本内容的分配原则重新具有了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的回归离不开国家的提倡与调动,因为整个分配体系的变迁是由国家主导的。

国家逐渐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并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回到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原则,并在客观上促使人们运用传统的公正标准——对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和衡平原则。以往受到压制的不平等原则(衡平、权利原则)——这些市场交易原则重被唤起,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表现”标准不再具有正当性。下面是两位工人的话:

现在要是只给一顿饭就让加班,我不会干,毕竟国家有《劳动法》。原来是思想单纯,所以会干。

前几个月有一次,车间需要加班,现在家里都有电话,车间主任就往家里打电话,工人就让孩子或爱人接电话,说不在。要在以前,就好像是个命令似的。现在我觉得不合算,我就不来,不来又不好说,就让家里别人接电话。(谢桂华, 1996: 18)(www.xing528.com)

这两位工人把改革前的工作动力看作是“思想单纯”,“好像是个命令似的”,而现在,《劳动法》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成了行动的指南,“不合算”成了拒绝加班的理由。显而易见,土改前以不平等为主要标准的财富分配原则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人们之所以这么快就适应了新的分配制度,传统的思想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政府支持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个体户”等商业经营者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研究者发现,个体户的行为和人们对他们的反应,与中国对待私有经济的传统观点相一致(Gold, 1989: 191)。

但国家力量也并非毫无作为:此前从未出现的需要原则也成为公正原则。在家庭、学校两个领域,需要原则都被认为是公正原则。需要原则的前提是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和尊重,而这只能放在人人平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因为在等级制度下是不会顾及个人权利的。另外,在国家推动下,公共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也使普遍的教育权利为人们所接受。简言之,尽管是无意识的,国家在间接上促进了需要原则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