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原则变化的原因与影响

公正原则何以变化?

人们所接受的公正原则可以是主动的认同,也可能是被动的范畴化的结果。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区分了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与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sation)。他指出,群体认同是个人自己确认和界定的,是一种主动的认同;社会范畴化则是由他人,主要是群外人确定并界定的,是一种被动的认同。权力常常通过对资源和惩罚的分配来实现社会范畴化(Jenkins, 1996)。詹金斯的论述说明,群外力量——他人、权力等因素——会对认同的变迁产生重要作用,并暗示可以通过权力来研究主动认同与被动认同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个人所持的公正原则可能因他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那么公正原则的整体性变迁,则必然与宏观社会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考虑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制性变迁的制度背景,国家的角色便很自然地位于我们的视野中心。

已有的关于国家力量的研究一般都持结构视角,即通过对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分析,得出国家力量或弱或强的结论。一种观点持“强国家”立场,即认为地方政治、利益已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中,国家依靠完善的行政层级网络和强大的宣传工具,实现其对社会的全面主宰;另一种观点持“弱国家”立场,即认为存在着一种“权威分割结构”(a fragmented structure of authority),国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为地方权威消解,地方权威与国家处于“事实上的上下警惕加借助的关系”中(张静, 2000: 280)。然而,这两种立场都忽略了国家力量对人们的主观世界的影响,或者说,他们默认国家对地方权威和社会的作用,与其对人们的主观世界的作用是一致的,用不着分别分析。正如“表达”与“实践”可以严重背离一样(黄宗智, 1998),国家的权力实践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与其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力可能很不相同。因而,必须补之以国家对人们主观世界的作用,研究才能使我们对国家力量有较为清楚的认识。(www.xing528.com)

人们的公正观念、原则及其内在关系,其实正是认同结构的问题。人们可能认同多种原则,但究竟是何种原则在特定情境下得到动员、居于显著位置,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古尔德(Roger V. Gould)考察了重要事件对认同结构的显著性顺序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在1848年革命中,行动者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参与到革命之中的,而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行动者是作为巴黎居民参与其中的。重要事件之所以使动员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认同,而是因为它们重新安排了一系列社会认同之间的优先性次序(Gould, 1995)。

国家力量是怎样塑造人们的公正原则,并促使其发生变迁的?在这一过程中,公正原则的正当性秩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某个原则是最具正当性的?什么样的制度设置能够唤起某一原则,或改变其正当性次序?受詹金斯与古尔德的启发,本文尝试运用“国家”这一因素来说明公正原则优先性次序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不断安排(构造)社会认同的优先性次序,是本文的解释逻辑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