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原则分类：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观点

公正原则的种类

罗尔斯总结了公正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前者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后者则意指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约翰·罗尔斯, 1988: 60～61),即在弱者受益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差别。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都具有平等主义倾向。在政治领域,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剥夺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补贴低收入者,即平等优先于自由。

与罗尔斯相反,诺齐克的公正原则基于权利。一个人的持有是否正义,看其是否对其持有之物拥有权利(entitlement)。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有资格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持有总体(分配)也就是正义的(何怀宏等, 1991: 18)。换句话说,是否拥有权利,构成了诺齐克的基本公正原则。他反对为了缩小不平等而进行的再分配努力,坚持权利的至高无上。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公正原则与人类关系模式密切相关。他区分了三种人类关系的模式,即团结的社群(solidaristic community)、工具性联合体(instrumental association)以及公民身份(citizenship)。在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中,公正原则分别是按需分配、应得与平等(大卫·米勒, 2001: 27～32)。与之类似,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也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公正原则,分别是自由交换、应得和需要,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领域(迈克尔·沃尔泽, 2002: 25)。

罗宾斯坦(David Rubinstein)区分了市场公正原则与衡平原则(David Rubinstein, 1988)。他指出,市场过程中遵循的是权利(entitlement)原则而非衡平原则。供需关系是市场过程中的支配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是否具有持有、转让、所有等权利是关键所在。因此,导致人们混淆市场公正原则与衡平原则的一个原因,是把成就系统(衡平原则)与市场过程相混淆。这一认识将诺齐克的“持有正义论”落到实处,并启发我们注意权利原则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区分,而仍然一致将衡平原则等同于市场中的公正原则。

上述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作为规范研究,上述公正原则只是理论建构,而非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抽象,尽管它们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公正观念和原则有帮助,但却不等于说上述原则真的存在,我们需要运用经验资料来验证它们;第二,他们把公正原则视为普遍性的、而非具有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论题进行讨论,从而使我们在理解某个具体情境下的公正原则时,往往有削足适履之感。(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学者开始从考察经验事实入手,来挖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公正原则。具体到分配公正原则, Hochschild根据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资料,将美国人的分配公正原则概括为从平等到差异的连续体,分别包括严格平等、需要、投入、结果、先赋性特征等方面(Hochschild, 1981: 52)。

就中国研究而言, Whyte与Han描述了北京居民对不平等的看法和分配公正观念。他们发现,北京人普遍支持市场公正原则(market justice principle),赞同基于能力和贡献导致的收入差距。人们并不认为当今的分配体系很不公正,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怀念计划体制下分配原则的倾向(Whyte and Han, 2003)。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发现,即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也乐于接受市场公正原则,而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平等原则(Han and Whyte, 2006)。

Lee发现,结构性不平等,特别是由于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导致的不平等是当前中国最严重的公正问题。相比之下,收入不平等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在分配公正方面,基于能力和贡献的不平等(merit-based inequality)被接受,人们并不像作者预计的那样,诉诸毛泽东时代的平等观来反对当前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公正方面,作者认为,按照需要(need-based)原则进行再分配,是人们广为接受的公正原则。如教育领域就适用需要原则(Lee, 2006)。简言之,和Whyte等人一致, Lee也认为中国人是赞同市场公正原则的,即基于能力、贡献、投入/产出进行分配的衡平原则。但比Whyte等人更进一步,她区分了分配公正和再分配公正,认为需要原则是再分配领域的公正原则。

总结Whyte、Han和Lee的研究,第一,他们认为当前中国人的分配公正原则分别是衡平原则、需要原则,改革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原则,不再具有正当性。第二,他们犯了罗宾斯坦指出的错误:混淆了市场原则与衡平原则,忽略了权利原则在市场过程中的角色。第三,很显然,他们总结的上述两种原则,是在罗尔斯等规范研究的启发下做出的,也难免具有忽视文化背景的缺憾。换句话说,考虑到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独特性和悠久传统,衡平原则和需要原则是否能反映出中国大众分配公正原则的全貌实在值得怀疑。

那么,中国人的分配公正原则到底有哪些?这些原则与西方学者总结的公正原则有没有一致或冲突?这些原则是否又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本文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试图在描述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公正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其中蕴涵的公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