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问题提出与调研结果

问题提出

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中国的不平等(inequality)程度,不仅远低于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略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Parish and Whyte, 1978,转引自卢晖临, 2004: 125)。借助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控制(Schurmann, 1966: 23),执政党的去阶层化实践(destratification, Parish, 1984: 84),将中国大陆塑造成为一个平均主义至上的国家。然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及随后的市场化进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 39;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认为它已经超过0. 4。⁽¹⁾这意味着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大陆已经一跃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及再分配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正在危及社会稳定,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失败者,随之而来的社会抗议活动不断增长。“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中国的现实移开,投向并不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似乎在一夜之间将中国由一个具有明确贫富分化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下面两段文字,分别是对土地改革前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描述:

这个安稳舒适、有权有势的世界,其周围却是一片贫穷可怖、饥寒交迫的苦海。谁家要是松懈了戒备,怜悯穷乡亲,放弃了最后一文租利的榨取,或稍稍中断了钱粮的聚敛,这一家就有被饥饿和穷困吞没的危险。人们不是上升,就是下沉。而下沉往往就是死路,至少也落得个妻离子散。(韩丁, 1980: 40)

(一个农民的回忆)计划经济那就是全部都一样,生活要过成一样的,也不要叫这没本事的不得过啊,也不要让有本事的有得太多了。不能像“资本主义”、“地主”那阵,集体就是一样样介。(郭于华, 2004: 256)

从不平等—平等—不平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分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每次变革较之既有制度都堪称是根本性的变化,不啻于是对人们价值观的颠覆,但老百姓的头脑在接受变化时好像并未费太大的周折。而且这种颠覆和反复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作用在多达数亿人身上。(www.xing528.com)

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深思的:它何以可能?

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不仅关注收入差异格局的变化,还要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人们的主观世界中。有必要弄清,在分配体系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所持的公正观念和原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不过,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们的公正观念是什么。具体到分配公正方面,问题便是:人们怎样看待分配规则?人们认可的分配公正原则与平等有着怎样的关系?

“平等”是一种相对外显的客观状态,人与人之间在地位、收入等方面的平等与否,可以通过对某些指标的测量作出判断。而人们是否接受、如何评判这种状态则归属主观认知,涉及人们的公正观念和原则。换句话说,不平等程度与人们对它的评判可以是相互独立的,即人们可能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为正当(legitimate),而视某种“平等”为不正当。

关注公正观念及观念背后的原则,与社会学中分析战略的转型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分析战略假设,治理与被治理群体的区分,它将公民划分在被治理群体中,而没有将治理本身看成是一个公共活动。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治理本身的公共性以及权力的主观性,也使社会研究从对机构建制的热衷,开始转向关注人们如何阐释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张静, 2006: 10～13),因为人们生活在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之中。缺乏对行动者主观世界的关注,难以对社会行动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置身于这一学术背景,本文的问题便是:在中国大众的主观世界里,存在着何种公正原则的图景?面对治理结构的变化,它是如何调整和改变自身的?这种变迁的机制是什么?笔者以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为两个标志性事件,分别描述土改前(上溯至190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时期的公正观念,在分析比较两个时期的差异的基础上,用国家力量来解释公正原则变迁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