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政策与文化关系变化

四、民族文化关系的变化

进入到21世纪，最明显的民族文化关系的变化就是新媒体的兴起对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现代传媒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大大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民族文化都在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文化传播方式发生技术革新的同时，民族文化一方面更加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参与到社会大众文化领域的交流平台中来，融入大众文化的体系内部，成为多民族国家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顺应了公众文化体系构建和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少数民族逐渐参与到文化大环境的同化进程中来，一些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逐渐失落和消散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各个少数民族主观上要求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区分程度更高，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危机感增强，也因为这种忧虑带来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敏感性，在争取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利益性。

(一)新媒体形成对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

技术革命使得媒体的概念发生深刻的革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成为技术革命的受益者。今天，新媒体浪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并且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新锐，在新闻传播方面所展现出的强大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产生着强大的冲撞力。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资讯内容与资讯获取的便利，促使我们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新媒体也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更多互动，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意见传播、表达的媒体平台，新媒体为社会与民主的进步搭建起更为宽广的平台，成为更多人“参政议政”的通道。同时，新媒体的内容产生与供应极其复杂，主流的声音得到传播与张扬，一些别有用心的“杂音”也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对各类信息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对新媒体加强管理也越来越具紧迫性，以引导新媒体和这一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冲撞与改变着社会舆论场的生成与存在方式，也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新课题、新挑战。新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动员的新手段。传统的权威性社会动员主体是国家或政党，而新媒体的开放性和隐蔽性给新兴动员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场域。借助于网络舆论，一些利益集团获得了全新的社会动员条件和机会，各种声音都可在网络空间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如何建立以新媒体为平台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模式，考验着各级政府组织。新媒体的兴起，对于民族地区的冲击和席卷也是比较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普及率也在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居民在参与新媒体带来的全新视野和资讯的同时，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几率大大增加。民族文化的交流平台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民族文化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在一个宽松和自由的交流环境中，中国的主流文化逐渐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渗透、同化和融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这种区别不仅仅表现在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传统习俗等方面，更多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一样分享现代资讯，文化的同质性增加，沟通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扩展，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文化追求和共同的文化外在表现形式都日趋一致，这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民族文化关系更加同质性的趋势。(https://www.xing528.com)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失传和商业化运作的问题

首先，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现实问题。在文化发展的平台和方式逐渐多元化和兴盛化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却在遭受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摧残，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带来了民族生产、民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冲击且十分的触目惊心。少数民族群众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不会唱自己民族的民歌，少数民族搬迁出世代居住的民俗房屋，过上与城镇汉族相同的生活，甚至于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比较陌生，等等，这是多个少数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少数民族文化的危机正在新媒体时代和无限沟通时代到来的新世纪暗暗蕴藏和积累。例如，国家重点扶持的东北地区的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从山林中走出的鄂温克族、擅长狩猎的鄂伦春族和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族，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服饰、歌舞体育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类群，对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构成有着不可缺失的作用。然而，记者日前随部分专家赴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三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后了解到，这三个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人亡文灭”的境地。我国萨满传承人仅存74岁高龄的关扣尼老先生，这意味着承载着北方原始文化的萨满文化将濒于失传;民歌、刺绣、剪纸等文化类型的老艺人们相继去世，仅剩不到20人;因丧失原料来源，画皮和兽皮工艺等上千年的狩猎文化精髓濒临失传。^[17]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遭遇了现代化建设、新媒体发达资讯的冲击和严重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已经感到深深的忧虑，中国民族文化关系出现了汉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过度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处于萎缩、沉寂甚至消失的不利境地，民族文化关系的失衡问题突出。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走上不正常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之路。少数民族感受到自身民族文化在国家乃至国际文化大背景中发展的不利局面，逐渐激发起了一种强烈的保护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这种情感与民族意识逐渐兴起的趋势相契合之后，基于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甚至转化为一种主动争取、甚至硬性对抗的方式。民族文化的利益性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少数民族意识逐渐强烈所导致的结果。一个民族在结成民族共同体，形成对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影响力甚至是约束力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存在形式具有多种外在表现方式。即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民族的生存问题比较突出的时期，民族文化比较关注的内容是与民族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东西，例如在民族形成的最初阶段，人类的生产力尚不发达，各个原生态的民族必须要首先获取基本生存资料才能够存续下去，因此，民族共同体早期的文化以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作为外在的载体，例如食物、财富和生产工具等。进入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在解决了各个族群的基本生存问题以后，开始转而关注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本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各少数民族都期望自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能够保持对社会资源的享有权。因此，在21世纪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遭遇他族文化的侵蚀、同化，本民族文化呈现逐渐没落甚至逐渐消亡的趋势，激起了少数民族，尤其是族体规模特别小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利益争取的敏感性和主动性，这种民族文化利益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导向。进入新世纪，中国在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不断出台，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失传和商业化运作等现实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