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政治关系的变化研究

三、民族政治关系的变化

民族政治关系，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实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在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出现了两种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自治权力尤其是经济和财政自治权的流失或者旁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有限，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低，在获取经济资源和积累财政实力的过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因此政府的建设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进而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力的落实;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勃兴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对经济利益进行关注的同时，政治认知和政治效能感逐步提升，意识到政治权力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根本性作用，因此逐渐转向关注自身的政治权力，并在实际生活中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参与、争取政治权力的行为。这两个背道而驰的特点，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族际政治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对中国多民族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了考验。

(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流失对民族政治关系带来影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的落实问题一直是国家民族政策中的核心关注点，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同情和帮助为主基调，在民族自治实施的过程中，一直是以给予少数民族更多利益为基本取向的族际整合方式来开展民族工作。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过于依赖来自于国家的政策输入，甚至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制度的直接输入。在经过长此以往的单向度多层面输入导向制度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造成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自治权意识淡薄，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在领受着经济资源的同时，还指望着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政治体制等各个层面都直接进行输入，民族地区的自治自主性已经严重萎缩，在脱离了国家输入之后，往往对一些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问题、利益调适问题和处理公共危机的问题束手无策，只能等待国家的支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国家的主要聚焦点在于国民经济的建设方面，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看，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和建设，仍然处于比较缺失的状况之中，因此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民族地区的政府运行不力，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逐步流失。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发展不具有优势，财政供给不足，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政府能力建设，而来自于国家现成的社会管理制度的直接输入也处于一种匮乏的状态中，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力可以说在多个层面上已经不具有特殊于一般地方政府的特点，甚至于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一些管理社会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而言，处于一种劣势之中。此外，从体制上看，党的领导机关与自治机关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在划分来自于政党权力和自治机关的权力分界比较模糊，不但在法律的规定和制度的制定中没有一个具体的分水岭，无法寻找到确定的划分依据;在许多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党的权力运作比自治机关的权力运作要有效得多，政党对自治权力的控制和分配使得自治权力在实践中逐步流失。

在上述几个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影响之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有流失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所享有的经济权利在受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影响、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客观因素、区位上不具有吸引社会资源的优势等多重影响下远不如发达地区;而政治权力方面因为自治权力的流失，也显示不出自己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体系之内的优势，民族政治关系发生了变迁，少数民族地区争取政治利益的要求日益增强，与之相悖的却是制度内的政治利益强化和协调体系的弱化，这种情况影响了民族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www.xing528.com)

(二)民族意识的逐渐兴起和强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族意识主要是指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对于本民族的自我认同、自我发展和民族独立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政治文化是休戚相关的一组概念，按照美国学者罗森邦的分析模式，他把各种政治文化的“定义中抽取出多数学者同意属于政治文化要素一组共同的项目”称为“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 ”^[15]，那么，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可以划分为“对政府结构的取向” 、“对政治系统内他人的取向”和“对本人政治行动的取向”等三大方面，然后再分为政治取向、对政治输入和输出的取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游戏规则、政治能力、政治效能等七个更加具体的方面。具体到民族政治文化的领域内，就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和“民族共同体成员与其他民族成员的关系”两个方面。^[16]民族政治文化的内容和民族意识的关系甚密，当民族政治文化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地位比较明显，影响力和控制力很强，受到了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和保护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允许和宽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自由发展时，民族政治文化就相对处于一种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而与其紧密联系的少数民族自我意识就比较突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很强烈，自我发展的意识凸显，并形成了显著区分于其他民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将对国家政治体系产生明显的影响。

民族意识是与国家意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一定的层面上，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互为消长关系。民族意识较强的民族，对于本民族在国家之内的地位、所能够支配的资源、所能够掌控的权力等问题比较敏感，并以争取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发展机遇和社会资源为目标开展与国家的博弈;而民族意识较弱的民族，对本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要求不高，对社会资源分配系统不甚在意，在日常行为中直接指向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表现不明显。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实行支持、帮助、扶持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为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少数民族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诚然，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在获得良好发展条件的情况下，其发展的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首先，各个少数民族的族体规模有所扩大。无论是人口较多，族体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例如壮族，还是人口较少，族体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例如基诺族，在国家的扶持之下，人口迅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其次，各个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程度有所提高。随着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的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少数民族开始关注国家的各项政策，思考本民族的发展路径，并逐步学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再次，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趋向于强烈。在少数民族的政治认知得到提升，政治效能感得到增强之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思考，在经过民族意识的强化以后，反射出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信任感，对政治规则的内化和利益输入、输出等政治过程的全新认知，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少数民族的政治认知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民族意识从萌芽到兴盛，并直接对国家主义的政治取向进行分离，产生压力。最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得到发展。共同的文化是民族形成和存续的基本条件，而民族的文化要以民族的语言文字为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进入到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对民族政治关系格局带来了影响，在新的格局中，族体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资源，而族体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也力求得到国家政策的进一步照顾和倾斜，以期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原有的政治关系格局被瓦解、分离，新的民族政治关系格局在各个民族的竞争、合作、博弈中不断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