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少数民族关系与三线建设的互动研究

二、民族关系的发展

考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关系发展脉络，总体上呈现出被破坏、停滞发展甚至在一些特殊时期和特殊民族地区内出现倒退的特点。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晚期，中央高层的一些领导人看到了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从而逐步恢复了一系列涉及民族关系中诸如民生、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慢和曲折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新型民族关系，然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革命中，一些政治运动的做法却意外地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可以说，政治运动式的民族政策在实施效果上意外地收获了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带来了民族关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有效输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这场全民性政治运动，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社会政治化过程。如前文所述，由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引发的政治社会化，是非正常途径的社会政治化过程，由强大的政治体系权力推动，很快席卷政治事件发生的地区，强度之大、烈度之深、广度之阔是正常形态下的政治社会化所无法比拟的，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将所包括范围之内的民众进行了政治事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的洗礼，对其政治文化的输入是一种单向度、高强度的，有可能将在正常状态下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特殊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加上“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十多年时间里对整个中国大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尽管对于许多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带给他们的伤害多于认同，造成了少数民族政治价值观念的混乱，降低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但是这种政治社会化的方式通过在少数民族中频频深入、高强度地输入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在少数民族的心理上深深地打上了国家政治体系的烙印。如果暂时忽略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负面影响，仅从其政治社会化的角度而言，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许多原本对国家政治体系不甚了解甚至误解的少数民族，以及本民族意识极强、国家意识较弱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国家的概念更加清晰，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识更加明确，也逐渐在民族心理的层面上增加了国家主义的因素。这是民族关系变迁的较高层次的表现。

其次，人口迁徙和经济建设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从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的几项重大政策就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农牧林场建设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民族地区的三线建设等。受到这些国家总体政策和民族地区建设需要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汉族人口不断迁入民族地区，尤其是深入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较为贫困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大大增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直接联系，从客观上为少数民族了解汉族、汉族认识少数民族，彼此进一步交往和沟通创造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开发民族地区的资源，发展各民族的地区经济，中央或地方政府就在各民族地区陆续投资和建设了一些国营农牧林场。这些单位大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选派汉族青年或者下放干部深入到民族地区去进行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群众一起生产生活。例如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汉族的人口迁徙从1954年始逐年上升，以新疆为例，1959—1960年接收了来自安徽、江苏等地的支边青壮年10万人，主动来疆人员21万人，甘肃等省移民1万余人，到1961年底，职工总人数达50.3万人，总人口达86.6万人。^[15]尽管“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建设兵团的生产业绩，兵团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民族迁徙有增无减，到1974年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总数的2/5。^[16]建设兵团和生产农场扎根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建设，一方面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内地生产技术和人才，兵团和农场以单位形式经常有组织地支援当地经济建设，或者直接吸纳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从而直接增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往，加深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沟通了解，一些建设兵团成员和农场干部直接和少数民族群众通婚，留在当地，也大大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兵团和农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而在不少民族地区，兵团或者农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中，交往增强的同时也伴生着矛盾。

依据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严峻的经济封锁形势，中共中央于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三线建设主要涉及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全部或者部分地区以及湘西、鄂西等地。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三线建设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尤其是工业落后的状况，改变了民族工业的结构，带动了民族地区的中小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三线建设以“山、散、洞”为建设原则，许多建设项目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量的内地建设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17]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在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技术工人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共同建设，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直接交往。经过三线建设，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有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倡导的一种暂时性人口迁徙政策，国家鼓励内地，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少数民族地区学农、学工、学兵，支援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这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部分居民(包括一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编发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18]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1978年底，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623万人，到1980年则达到1700万人，超出“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14倍以上。^[19]知识青年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省份的中学毕业生，还包含少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这些年轻的汉族建设者来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汉族的文化和气息，不仅改变了知识青年的命运，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也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认识和接触，正是直接来自于与知识青年的交往与共同的生产生活。

再次，日常交往和通婚促进民族关系发展。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是一个扭曲而无序的特殊历史时代，然而，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促成了大规模内地汉族人口，尤其是青年一代迁徙和深入民族地区，在民间的层面上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日常联系，从集体生产和劳动到大型民族地区建设项目的实施，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共同劳作和生活几率大大增加，在经济困难、生活困苦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基于民族共同的命运，彼此之间相互感受、相互帮助，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信任感逐渐增强。无论从生活上还是生产上，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祖国偏远的民族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交往逐渐频繁。接触与交往增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大提高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婚的可能性。在深入边疆地区的内地汉族人口中，青年一代是主力军，在与少数民族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同质性增加、异质性减少，逐渐产生了情愫，留守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青年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青年通婚的情况比比皆是，成为促成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国家进入社会建设时期以后，民族关系的发展在“左”倾民族政策的调整之下逐渐偏离了正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停滞不前，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晚期，部分民族政策的适度恢复，使民族关系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族关系变迁的新特点决定了当“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以后，民族政策必须要进行重大的重建和调整。

【注释】

[1]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89.

[2]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4.

[3]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89.

[4]当代中国编写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9.

[5]当代中国编写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9.(www.xing528.com)

[6]郭家骥.云南边疆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66.

[7]贵州民族工作50年[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76.

[8]周平.民族政治学[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6.

[9]参见当代中国编写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14-215.

[10]参见当代中国编写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15.

[11]参见当代中国编写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15.

[12]参见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584.

[13]云南民族工作40年:上[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113.

[14]参见王红曼.新中国民族政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184.

[15]当代中国的新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755.

[16]参见潘乃谷，马戎.边疆开发论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93.

[17]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88.

[18]转引自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87.

[19]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