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左”倾思想对民族文化政策的干扰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已经出现端倪，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干扰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民族问题被定位为阶级问题，因此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被视为是落后的表现和革命的对象而被粗暴整改、横加干涉。例如，四人帮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把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当做“四旧”进行改造。1969年“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到云南省的瑶族聚居地瑶山抓革命工作，不准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说瑶话、唱瑶歌，逼迫当地妇女剪头发、改服装，看到瑶族老年男子头上依照传统习俗都留一撮头发，就说这是皇帝头，强迫其剃除;这在当地瑶族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进而激发了著名的“瑶山反革命事件” 。[6]又如，在贵州，“把过民族节日视为非法活动横加批判和取缔，强迫群众改装，不准跳民族舞，不准唱山歌，不准吹芦笙，不准用铜鼓……收缴火药枪，砍倒风水树林，平毁坟地等等，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极大不满”[7]。这些“左”倾甚至极“左”的取向，使得民族政策偏离了原本的轨道，逐渐进入一种急躁、冒进、不顾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的状态，破坏了新型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感甚至反抗。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是从文艺界率先开始的，在这场巨大的政治动乱中，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文艺和文化作品也不能幸免于难。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品，例如歌颂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电影《刘三姐》 、《阿诗玛》等就首先被列为批判的对象，“四人帮”散布“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的论调，使民族文化根本无栖身之地;不少地区的民族院校被停办，全校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为了能够“消除民族差别” ，各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中小学校也大多停办或者改办为普通学校，而所有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 、 “学农、学工、学兵” ，民族教育政策被悉数破坏。(www.xing528.com)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均遭到了践踏，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被视为无用，甚至把国家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视为是历史的倒退;而民族地区大批的寺院和宗教场所被损毁、被关闭甚至于作为“斗私批修”的典型予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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