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政策的破坏及影响

三、民族经济政策遭到破坏

正当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之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到来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5·16”通知，要求清洗和批判混进党内和政府内、军队内，尤其是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并组成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号召的影响，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当中。随着全国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破坏和各项政策的停滞，国家陷入全面失序的境地，而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也让位于阶级斗争，变得无足轻重。最为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由于涉及少数民族问题而成为受到破坏和打击的重点领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民族政策被悉数破坏，民族工作部门被视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干部，多数被“打倒” 、 “罢官”或“靠边站” ，被打击和迫害，受到被打击和迫害的危险和压力，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不敢抓生产。(www.xing528.com)

在这个混乱的历史时期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均被不同程度地烙上了“阶级斗争”的印记。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集市贸易、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三自一包)被说成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凡是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的措施都受到严厉的限制和打击。这个时期，在牧区还提出‘牧区要向农区过渡’ ，向牧区下达粮食生产任务和征购任务，加速滥垦草原，造成‘农业吃牧业、牧业吃风沙’的局面”^[4]。这样的倒行逆施，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农业政策，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1975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农业总产值完成152.2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1965年增长23.1%，从1966年到1975年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长2.1%，粮食3 069.5万吨，平均每年增长3.3%;棉花53 850吨，平均每年减少4.9%;大牲畜3 848.53万头，平均每年增长1.3%;羊9 346.57万只，平均每年增长0.8%;生猪3 031.85万头，平均每年增长3.5%。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直至1978年十二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虽然采取了一些增产措施，但农业的发展仍然缓慢。 ”^[5]可以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缺损、法规缺失，无法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更不用说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