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政治关系中矛盾突出
民族政治关系在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凸显、民族隔阂的加深;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主要是自治权利)的丧失;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等。
(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凸显、民族矛盾丛生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过程中,逐渐摒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帮助、尊重和承认少数民族特性的主导理念,转而强调所谓“民族融合” 、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等理念;部分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激进化、阶级斗争化和复杂化、扩大化,使得少数民族原本建立起的对新兴国家政权的信赖和认同感大大降低,对一些激进的民族政治政策产生抵触情绪;一些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少数民族干部受到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受到迫害,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习俗被强制改革,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服装、生活习惯和节日被取缔、命令式整改等;少数民族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被激发,形成了强烈的回归和自我保护欲望。这种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冲击着脆弱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艰苦建立的少数民族对新兴国家政权维护、支持和认同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转而变成对国家政权一定程度的失望、怀疑和恐惧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可以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原本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国内民族之间彼此的隔阂增多,矛盾突出。
(二)少数民族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
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丧失。如前文所述,在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时期,就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能够尽快取得民主改革的成效,不顾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压制少数民族的选举权利,要求少数民族选民选举由上级机关指定的候选人成为当地领导,甚至直接剥夺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民族选民的选举资格等,这是少数民族民主权利丧失的初期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在全国各省建立起了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但是,集党、政、军权为一体的革命委员会逐渐取代了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权,致使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丧失殆尽,此时国家的政治任务是阶级斗争而并非经济社会建设,也使得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名存实亡,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自治权流失,使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丧失达到最为严重的程度。(www.xing528.com)
在民族政治关系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逐渐获得的政治权利和辛苦建立起来的各个民族的平等地位被破坏。由于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其在同汉族这一主体民族相互联系和沟通的过程中特别敏感,对于利益需求的满足非常在意,民族情感比较脆弱。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些人士被政治运动打为右派,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平等团结的民族政治关系不复存在。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名存实亡,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被剥夺,使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受到阻滞,各民族民主参与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的渠道受阻,尤其少数民族正常的政治参与无异于一纸空文。
(三)民族关系由人民间的关系演变为阶级对立关系
党和国家自1956年以来在部分国家工作中的“左”倾倾向发展到了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左”倾倾向发展为极“左”倾向。这场全民性政治运动使得国内人民的正常关系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作为人民内部关系组成部分的民族关系,自然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秩序全面失序,民族关系由人民之间的关系演化为阶级对立关系,部分为少数民族工作付出艰苦努力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打为右派,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政策遭到严重破坏,民族干部队伍大大萎缩,民族工作的前期成果遭到破坏。其次,民族关系中的平衡被破坏,矛盾进一步积淀和加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不但使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消失殆尽,而且部分少数民族的基本公民权利也被剥夺,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又一次加深。再次,民族关系的停滞和倒退。受到全民政治运动的影响,作为国家建设内容之一的民族关系也陷入搁置、破坏的局面,原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建立的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新型关系遭到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冰封,许多地区的民族关系停止向前发展,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减少,有的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甚至倒退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的隔阂产生和老问题更凸显。
(四)民族之间的正常关系出现裂痕
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七五”宪法仍然规定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少数民族仍然处于国族的地位。但是这场过于强调阶级和反右斗争的全民性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尤其是一些上层人士受到了来自国家政权的迫害和打击。这种迫害和打击,对于汉族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而言都是灾难,然而,少数民族对于这样的政治迫害还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度处于臣属于中原汉族的地位,对自己民族在新兴国家政权体系之内是否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原本就存在一定的质疑,而加在民族人士尤其是上层人士身上的政治罪名和遭遇就更加使得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失去了认同,从内心排斥甚至反抗,进而滋生了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从信赖、认同、感激和支持转变为怀疑、恐惧、反感和反抗,这一时期, “有些少数民族隐退山林,居住在边沿一线的少数民族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远走异国他乡”[3]。原本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族之间的正常关系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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