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变化

四、民族经济关系的变化

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政策的推动之下，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的生产水平逐渐提高，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可以说，民族经济关系逐渐被纳入国民经济体系之内，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然而，刚刚取得一定成绩的民族经济关系在建设时期“左”倾思想的导向之下，发生了偏离，对民族经济关系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人民公社化”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促使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火花。 ”^[11]人民公社化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当时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根本不适合搞人民公社，但是却被卷入全国统一的浪潮之中， “甚至在尚未完成民主改革或虽然完成民主改革，但刚刚建立起初级合作社或互助组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开始了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浪潮”^[12]。这些过激的不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使得民族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第一，民族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性。随着人民公社的大规模建立，人民公社这一非国家体系内制度化的政权形式取代了正常的基层政权成为总揽农村经济大权的经济实体，在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甚至是“一县一社” 、 “政社合一” ，这对农村工作的正常进程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政社合一”的大呼隆、瞎指挥，使得民族地区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不但刚刚得到微弱恢复的经济又遭到破坏，而且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主要任务更加严重地破坏生态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群众重返贫困，民族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原本就已经处于经济关系中比较落后的地位，此时的经济更加落后，在国家体系内更加居于底层，民族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性较为突出。(www.xing528.com)

第二，民族经济关系的紧张性。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遭到破坏，当地群众重新返回到生活困苦、食不果腹的状态，对生存资源的需求迫切程度大大增强，对于经济资源的分配尤为敏感，1957年到1965年，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为了争夺基本的生存资料发生争抢，甚至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发生了叛乱。少数民族地区为了生存资源，产生了新的民族经济问题，使得原本逐渐走向正常化、团结化和互助化的民族经济关系骤然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