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四、西部地区小康社会的人口文化素质提高对策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口文化素质的要求与难点

学者在参考中等发达国家人口发展水平下限的标准和我国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中期计划目标的基础上，借鉴人口发展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关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2000年我国15岁至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97年，西部地区低于这一平均值。对比国外数据，美国13．4年，爱尔兰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以接近发达国家的韩国和发达国家中较差的爱尔兰为准，我们选择11年，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奋斗目标。据王金营测算，未来十年要实现经济年均增长8．1%的高速度，只需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3年。如果选择年均经济增长7．2%的中等速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只需要8．87年。所以，选择9～10年比较有把握，也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十五”计划要求，到2005年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争取提高到60%左右；到201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有较大提高，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基本能够升入高中阶段的各类学校。2000年我国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已达99%以上，初中入学率达到8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41．5%，即一半多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只能过早就业，这部分人大多集中在农村，这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10%，“十五”计划要求2005年达到15%左右，2010年争取达到20%左右。但这个指标和发达国家1997年平均61．1%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如果未来十年要使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20%以上，必须抓住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两个关键指标，另外对大量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也很重要。

通过比较小康社会人口文化素质要求和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尚有不少难题困扰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加速转变，即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资本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长，而是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王庆华，2004）：首先，我国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短，农民文化程度低，且农村经济落后，留不住人才。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受教育年限低是导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重要原因。一些抽样调查表明，农户教育投入确实能给农户带来收益，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率太低，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仅增收1．77%至5．32%。与此相比，迁移投入的收益率却高得多。这样一来，文化程度越高的从业人员，就业的流动能力越强。其结果是，利益驱动使越来越多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移民城市，农村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每况愈下，当然难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口的教育状况，但也相应地转嫁给农民家庭负担；同时投入巨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农村受惠极少，高等教育的成果基本上被城市享用。以农民现有的经济承受能力，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存在困难。但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看，农村经济要上台阶，非提高农村人口的高中阶段入学率不可，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和难点之一。

（二）西部地区提高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的对策

人口文化科技素质是西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西部现有人口文化科技素质严重阻滞着该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教育理念，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西部人口文化科技素质提高的关键。

1．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首先，国家以及西部政府部门必须确立“以教育促发展”的战略理念，按照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西部教育要适度超前”的决议，部署西部教育规划。一是努力解决西部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和许多家庭在教育上力不从心。在短期内靠西部自身的积累来解决教育经费严重短缺问题不切实际。因此，西部教育经费的筹措，除了依靠西部自身的努力外，国家及全社会都应予以高度关注。二是重视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既要抓紧抓好基础教育、扫盲教育，提高西部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为西部经济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又要重视各种职业教育、短期教育、成人教育，增强现有劳动力的经济活动能力；更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尽快培养和输送西部建设急需的“顶尖人才”。总之，凡有利于西部人口文化科技素质提升的教育模式就应鼓励和支持。

其次，更新农村教育观念，正确认识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可以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舒尔茨也在其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改造传统农业是投资问题，其中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西部地区农民整体素质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投资过少，农村教育落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因此，必须更新农村教育观念，把对农村教育的投资看作是生产性的、能带来巨大收益的投资；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真正把农村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把发展西部农村教育，办好西部农村学校当作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核心。要认识到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

第三，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少数民族又是我国人口中文化素质偏低的群体，有些民族至今还未接触汉文化，这极不利于他们对现代文明信息的接受，更不利于他们参与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西部应把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列为重点。为此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综合素质，以增强其“自治”水平；第二件事是建设一支有较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核心问题是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教师的待遇；第三件事是对居住环境特别恶劣、零星分散的少数民族，要通过搬迁集中解决教育难的问题（唐贵忠等，2002）。

2．普及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www.xing528.com)

农村基础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部分，西部农村教育更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其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全国普及教育的实现程度。截止2003年，西部地区有372个县尚未完成“两基”攻坚任务，覆盖人口8300多万，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校舍建筑、电教设备和图书配备的标准，大多数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起步来说，并非是教育体系越完善，层次越高越好，必须寻找适度的教育点。据舒尔茨计算，各级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整个教育为19%。根据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现状，大部分地区必须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和加强基础教育上，努力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和毕业率，解决部分儿童辍学问题。

首先，必须真正落实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来设立，维持和加以发展。因而，这也就是义务教育较之于其他教育所独有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必须建立以调整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为核心的农村教育新体制。要把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央投资范围，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做到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负担，在西部推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书本费、学杂费政策。通过普及农村九年制乃至十二年义务教育，使农村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培养西部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9月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没有农村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很难实现全面小康”。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加大对西部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减轻农民负担，使西部农村教育真正成为免费教育（李治邦，2007）。

其次，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教师素质的高低是教学质量提高的决定性因素。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普遍较低，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比例高，小学毕业教小学、中学毕业教中学的现象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农村教师素质偏低、教学质量不高是造成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办好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为农村教育输送大量合格的人才；要注重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在职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把优秀的人才留住或吸引到教师队伍中，尽量减少代课教师，淘汰不合格教师（李治邦）。

3．加强西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1）农村职业教育的难点和重点

当前，我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职业教育缺乏活力，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普遍对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偏见思想，认为只有上大学才算是人才，读职业学校没前途，导致农村职业学校生源奇缺；基层政府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投入不足，农村职业教育条件差；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观念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重理论，轻实践，不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弱化，导致农民技能培训不足，农民科技素质不高，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要求，只好滞留农村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发展西部职业教育，最大的困难在资金，国家必须加大支持的力度。鉴于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国家应尽快落实对西部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加强西部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在农民工集中的专业领域建设装备水平高、资源共享的教育实训基地。在职业教育的资金安排上应进一步向西部倾斜，以促使西部的职业学校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同时鼓励这些学校采取低息贷款、减免学费等办法适当放宽经济困难的农民工的入学经费底线。

为了加强西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必须转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重点抓好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两个阶段。第一，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入技术教育内容。依据西部各地农村教育和学生的兴趣爱好，中小学的课程中加入与农业发展、工业等方面的技术有关的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基本职业技术理论知识的教育；在中学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教育，依据学生的爱好，进行各种专业技术知识理论和实践的教育，聘请农村种植能手、技术人员或企业技工等有技术专长的人员讲课。通过技术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使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也能够成为农村需要的人才，或者为他们进入企业打下基础。第二，形成劳动力转移前和转移后职业培训一体化格局。职业培训机构在继续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要增加职业培训的功能，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前、后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前的培训按照“先培训后输出”、“先培训后就业”的要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地或异地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前进行培训。转移后的培训，主要是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的岗位适应培训和用工单位规章制度教育。2003年10月，国家劳动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六个部联合颁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规划指出，要以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重点依托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格局。

不过，《农民工培训规划》只是为农民工培训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能不能搞好农民工培训工作，关键要看贯彻落实。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营造一种让“农民愿意参与培训、能够培训得起、培训能增强技能、培训后能够就业”的环境和条件。为此，首先应建立就业准入制度。早在1993年，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就业准入制度的政策和行政法规，推进工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没有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加之参加培训需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使得农民工上岗培训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实行就业前培训，单靠农民工自己出资难度较大。没有健全的劳动预备制度，培训过的农民工是否与城市待业人员享有同等就业机会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要做好岗前培训工作，一是“出门”培训。即农民工在离开家乡，到外地找工作之前，当地政府对他们组织培训。二是“进门”培训。即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政府部门加强对用人单位用工监察。如果用工单位要招收大批工人，也可采取先招工后培训的办法进行。其次，制定可行培训项目。农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挣钱养家，而参加培训必须有利于找到更优越的工作，挣来更多的钱。因此对农民工的培训项目要切实可行，易于实施。因此，培训项目必须兼顾实用性、易学性和前瞻性。就实用性而言，进城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职业有家政服务、客房餐饮、美容美发、建筑装饰、护理保健、缝纫制作及家电维修等。培训机构在制定培训计划时，要从这些项目入手，让农民工感觉到学有所用。就易学性而言，进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能力也相对较差，在制定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在讲授课程时，要少讲抽象理论知识，多讲实际操作程序，用他们易于接受的方法实施教学，这样可增强其学习热情。就前瞻性而言，主要是针对出国务工人员培训。要了解和预测国际劳动力输入地区的需求，有针对性培训劳动力；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劳务输入国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基础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还要加强安全常识、公民道德规范、外语、输入地法律法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培训，提高出国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实力。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成功模式

①浦东整体转移培训模式。上海浦东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农民成为工人，让农村变成大都市。新区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社区教育蓬勃兴起，各类成人学校、社区学校、村民学校成为农民岗位培训和市民化的有效载体，促进了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1年，新区所属的254个村和141个居委会中，实现“每个村（居）一所村（市）民学校，一间村（市）民活动室、一个有线电视网络、一个村（市）民健身点”的社区教育建设目标。现有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64个，其中，学历教育机构31个，非学历教育机构33个。面向劳动人口的成人教育与培训事业蓬勃发展，据统计，2002年从业人员接受教育与培训的数量达727497人次。浦东新区整体转移模式在深圳、部分省会城市、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有明显体现，通过社区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短期内迅速实现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我国依托大城市，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②安徽农科教统筹模式。安徽是全国率先实行农科教统筹结合的省份。安徽的农科教结合发端于农村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继而发展为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为重点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普职成三教统筹，然后上升到政府统筹，突破条块分割的旧体制，促进相关部门有机结合。1983年前后，以休宁、蒙城等地为代表，一批率先进行农村教育为农服务的典型，初步形成“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的思路。1989年3月，省委、省政府推广休宁县溪口经验，并决定建立黄山、滁州两个试验区，11个试点县和102个试点乡镇。1994年6月，省委、省政府把“农科教结合”由点上试验转到面上推广，实行整体推动，到1998年底，地（市）、县两级全部实行了农科教结合，65%的乡镇开展了这项工作。安徽的经验在全国很多地方具有代表性，把农科教等方面工作的结合点放在农村职业教育上，比较容易成功。这与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在农村实施的“燎原计划”、“丰收计划”和“星火计划”，以项目带技术，以技术促培训，以培训带推广相结合，收效显著。

③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基地模式。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创建于1983年。多年来学校在北京市教委等支持下，为北京市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积极为外省、市服务，为贫困地区服务。近几年来已经为内蒙古、河北、江苏、贵州、四川、新疆等地在京培养了两千多名学生，一半已经毕业并择优在北京推荐了工作。具体做法：第一，与地方学校合作办学。学制上，普通专业采用在当地学校学习2年后，再到本校学习1年的2＋1的办学模式；技术含量高的专业采取1＋2模式；特殊专业采用初中毕业后经中考合格直接到昌平学习的模式；在教学上，采用昌平学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由当地学校参与管理的联办方法；在招生上，学生都是当地中考合格、正式录取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第二，智力型劳务输出。学校先后创建的“下庄扶贫”、“香堂促富”、“东沙治鸭”、“兴寿治梨”、“黑山寨经济沟设计及治理板栗空筵篷技术”、“农民绿色证书培训”、“景文屯科教兴村”、“百亩农业科技示范园”、“乌兰牧骑式培训学校”等，进行科教兴农示范实验，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面向三农灵活培训。与地方政府合作，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培训农民实用技术。昌平基地模式是依托职业学校，直接面向三农，服务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有效形式，对于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④山东宁阳县职教中心网络模式。山东宁阳县以职教中心为龙头，成立教育就业服务中心，建立“县－乡－校”三级培训网络，以县职教中心为依托、以乡镇成教中心学校为骨干、以村文化技校为基础，构建起了县、乡、村三级成人教育就业服务网络。2004年，县教育就业服务中心建立了3216万人的“宁阳县农村劳动力信息资源库”，该信息库收集了全县从18周岁到50周岁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信息。同时，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27个，培训农村劳动力13000人次，培训农村党员干部1226人次，推荐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3525人。另外，开展联姻式合作。打破学校壁垒，县职教中心与乡镇成教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合作，提高农民的种植水平。在盛产大枣和水果的葛石镇开设了果林专业班；在主要产粮区伏山镇开设了农学、蔬菜专业班；在产棉大镇东疏镇设立了棉纺、机织专业班；在汶河南岸适于发展畜牧业的蒋集镇举办了畜牧兽医班。通过三级培训网络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宁阳职教中心网络模式是我国一个贫困县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