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西部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简析人口素质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比较刘易斯理论与舒尔茨劳动力转移理论可以发现，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力数量过多，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质量太低。我们姑且不论两种模型的是与非，舒尔茨的理论至少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命题：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对于劳动力转移有直接影响。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方面，宏观上可以牵涉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更是数不胜数。不过，本研究始终围绕人口素质进行分析，故定性分析人口素质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显得极有必要了。

1．人口素质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机、转移方向、转移层次以及转移的成败、转移的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影响信息处理能力和迁移动机。信息因素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面临同样的流动机会时，获取工作信息的能力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而这种能力的大小往往与农民素质高低成正比。这是由于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他们比一般的农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比如，利用招聘广告、媒体等渠道寻找符合自身条件的工作。而较低文化素质的农民只能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取信息，获取信息的质量不高、数量有限，再加上缺少科学的分析方法，因此转移决策经验性强、盲目性大。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实现转移，取决于其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一般说来，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因其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迁移动机和意愿会更强烈。(www.xing528.com)

（2）影响职业流动和竞争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偏低，极大地限制了其职业流动。由于综合素质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往被迫进行低层次、非稳定性的转移，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农产品粗加工业、建筑业、服装业、商业饮食业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很难胜任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农村劳动者的低素质，既制约了其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转移层次的提高。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普遍偏低，容易导致低层次就业市场的过度竞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效应”。“循环效应”往往会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钟摆效应”，即一些综合素质较差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不得不频繁地游移于城市和乡村（张晓霞，2006）。

（3）影响转移成功率和巩固率。劳动力转移成功率和巩固率的高低对转移的规模、速度和成本有直接的影响。较高素质的农民除了择业门路宽、收入来源广、生存能力强外，他们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民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对市场交易活动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转移也更容易、更彻底和更持久。而转移的成功率、巩固率越高，就越能降低转移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提高转移的效益。素质高的农民成功转移后对其余的剩余劳动力有较大的吸引力，产生一种示范带头作用，成为一种转移模式（李治邦，2005）。素质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能力完全摆脱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他们属于兼业型的“亦工亦农”式转移，其就业状况并不稳定，转移也很不彻底。在农闲时大量涌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在农忙时又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张晓霞）。

（4）影响转移地域选择和产业选择能力。一般而言，素质较低的劳动者比较关注职业所在地域和直接的经济报酬，而对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保护状况等方面不太关注或力不从心；素质高的劳动者则更注重个人才能发挥的程度、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注重把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方式、发展前途和比较经济效益作为选择职业时的重要因素考虑。素质高的劳动力择业范围广、就业门路宽、谋生渠道多，受外部条件制约少，而素质低者受自身文化素质、技能、就业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只能在很有限的地域和行业范围内选择就业（李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