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就业结构环境效应分析

二、西部就业结构的环境效应分析

1．劳动力滞留农业的环境负效应

劳动力资源的禀赋状况一般用劳动力集中指数来反映（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如果劳动力集中指数高，意味着该地区具有比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潜在比较优势。胡国良的研究显示，2002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潜在比较优势，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截止2005年底，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容纳了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从西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对农村环境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人地矛盾突出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一个地区农业自然资源对于农业所能够承载的劳动力数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丰富时，这个地区能够承载的农业劳动力就越多，富余劳动力就相对较少。西部地区农业自然资源对农业发展的限制明显，尤其西北地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排斥力度较大。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大中城市下岗工人增多，地方政府为了安置下岗职工，保障城市社会稳定，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进城，这种限制客观上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设置了障碍，减少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农业资源的不足，加上离开农业的障碍，这无疑加剧了西部农村人地资源矛盾。其中，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与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最普遍。由于人地矛盾、人粮矛盾突出，为了增加农业产出，农民开垦荒坡种植庄稼，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天然植被的破坏。同时，现有耕地的连续耕作，失去了休耕闲置、恢复地力的机会，使得土地肥力逐渐下降，耕地表层土壤净流失的速度加快。西北一些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大量开荒，除了造成土地盐碱化外，还造成了水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浪费，导致生态环境退化。

⑵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运用机械设备代替手工劳动成为一种必然。目前，西部有些农村使用了一些现代农业机械，但大部分地区沿袭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在云南、贵州和宁夏等多山地区，大部分耕地位于山坡上，且陡坡地居多。当地农民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法，诸如乱伐林木地造田、烧山积肥、顺坡耕作等。这类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的侵蚀严重，作物产量也很低。牧业方面还保持着原始游牧的作业方法。例如，在青海和西藏两省区，牧民们习惯牲畜混群放牧，不严格实施季节性转场制度，造成草原长期超载畜牧，引起草地退化、沙化和石化的恶果。农牧业的这些粗放生产方式破坏了地表结构，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而且，在沙漠化过程中，每沙化一部分土地，就会对周围余下的耕地和牧场产生更大的压力，从而加速它们的沙漠化过程。

⑶农闲时间采集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西部农村工业化程度太低，除了一年中农忙季节，其他时间农民都赋闲在家。由于农业分散经营模式，广大西部山区和丘陵地带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为了谋求更高的家庭经济收入，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兼业成为必然的选择。青壮年男子一般选择外出打工的形式，而一些青壮年妇女利用农闲时间采集薪柴、挖掘药材和野菜。尤其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近年来发展藏药工业，大肆采集中药材使得一些名贵药材资源枯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西部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了解决家庭生活能源的不足和增加牲畜的青草料，利用闲暇在山坡地埂铲草皮或者将退耕还林的幼林地上的杂草全部清除干净。由于植被遭到破坏，土地的水和养分循环处于不稳定状态，土壤处于雨水冲刷和阳光爆晒下，肥力急剧下降。

2．劳动力非农化的环境正效应(www.xing528.com)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可能导致农业粗放经营和环境的恶化。因为农业较低的比较利益，使得部分高素质人才远离农业，农业经营管理水平下降。而部分留守劳力消极怠工，要么撂荒耕地，要么粗耕粗种，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土地租用者可能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从事短期掠夺行为，容易造成对耕地、林木、草原、水体等农业资源和生态的极度破坏。但从积极的方面看，非农化有利于实现农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

⑴劳动力脱离农业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西部区情之一就是人地矛盾尖锐，生态问题突出。所以，让部分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可以缓解人地矛盾，人口不断向农业、农村以外的领域和地区拓展生存空间，从而减少对草原、荒漠、山区以及有限水资源的攫取，避免人口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扰动，使得脆弱的生态环境获得休生养息的机会。劳动力脱离农业就是通过调整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来减少农村生态消费。据统计，新疆由于对土地和水资源不合理的开发，使80多个县市和90多个农垦团场近2/3的耕地和1200多万人口遭到沙漠化威胁，沙漠化土地已达9．61万km²。因此，转移农村人口是缓解新疆绿洲日益增长的生态压力的要求，若第一产业和农村留存过量的人口，会造成对土地和水资源过度的压力，加上对资源不合理的开垦利用，势必会使新疆原本就特别脆弱的干旱沙漠绿洲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

⑵非农化有利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为土地转租和承租市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土地的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而土地的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新技术的使用和资金投入，也有利于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非农化有助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农村非农化发展往往是对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它不仅把长期以来闲置或浪费掉的资源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提炼，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有利于追求产品质量而非产品数量，这种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实质上有益于保护环境。总之，非农化提高了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能力，可以避免因人口压力而对农业生产资源盲目、过度地开发利用。

⑶价值观念转变有利于减小农村人口压力。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力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的要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的费用较之以前大大增加，这有利于降低人口增长速度。非农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人口再生产带来影响。首先，农村劳动力本身所接受的教育是有限的，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他们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重活，他们比其他农民更深刻体会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也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其次，非农化往往与人口城镇化联系在一起，城镇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形成。此外，即使农业劳动者不进入城镇而就地转化为非农业生产经营者，其生育观念和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农村非农业生产经营同样对劳动者智力素质要求高于对劳动者体能的要求，客观上产生了对人口质量的追求动力（朱农，1999）。对于农村地区而言，重视人口素质必然有利于缓解人口压力。

⑷技术水平提高有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用有限的农业资源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同时，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为农业生产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发展。如，四川省1994年和1995年分别有550万、518万农民工外出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仅汇款先后两年达107亿元和170亿元（朱农，1999）。此外，一些农村青年在非农业领域掌握了新的技术和管理，又返回农村发展农业经济或从事非农业经营，这相当于把现代技术和管理向农村转嫁，有利于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