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人口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结果

三、西部人口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

（一）环境意识调查指标设定

1．国内外的环境意识测量指标

目前，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在学术上广泛认同的环境意识的操作化定义。其中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是Maloney与Ward以及Dunlap与Van Liere的定义。Maloney与Ward把环境意识划分为四个维度：一是口头承诺维度，指个体是否有实⑺际的环境保护行为；二是实际承诺维度，指个体实际发生的环境保护行为；三是情感维度，指个体对环境问题所持有的情感特征；四是知识维度，指个体是否具有与环境问题有关的知识。Maloney与Ward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有34项问题的量表，该量表因其效度与信度较高而被西方学者广泛使用（刘辉，2006）。Dunlap与Van Liere则在其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中将环境意识看作是一种与传统意识相对立的全新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这种意识可以通过一组指示项来加以操作化与测量，共包括12项内容。2000年他又将这一量表修正为15项内容，使其内涵更具代表性。洪大用对中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调查，就是采用的Dunlap教授关于环境意识的测量量表。该量表的内容包括：⑴目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⑵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⑶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⑷由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⑸目前人类正在滥用和破坏环境；⑹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⑺动植物与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⑻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⑼尽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⑽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环境危机”，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⑾地球就象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⑿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治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⒀自然界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乱；⒁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⒂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70余次不同规模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由于不同学者对公众环境意识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故测量公众环境意识的角度和方法也有多种，或采用单一指标，或采用复合指标；或让被访者主观自评，或使用客观指标测评。正因为没有应用较统一的测量指标体系，使得最后的调查结果只能得出较强或较弱这样模糊的结论，不能进行横向甚至纵向比较，也就是说，无法对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有效评估，无法对环境意识水平进行精确测量。中国学者对环境意识的测量有三种：一是单纯测量公众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认知；二是从环境认知和环境行动两方面测量环境意识；三是采用西方学者环境意识量表进行测量（洪大用，2005）。

2．本书关于环境意识测量指标的设定

尽管西方学者的环境意识量表对于环境保护的比较和评价十分有益，但是邓拉普（R．E．Dunlap）环境意识量表的内容采用专业术语，中国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而要将这些指标通俗化又难免词不达意。鉴于以上考虑，本书参照洪大用教授的方法，尝试从两个不同角度测量居民环境意识状况：一是让被访者主观自评，二是根据王民教授关于环境意识组成的划分，从环境科学知识、环境忧患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法制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及行动五个方面进行测量。在具体指标设计中适当采用一些邓拉普环境意识量表中的内容。

主观自评法比较简单。在问卷中设计了一道问题：“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打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0分，那么，整体上讲，您认为自己可以得多少分？”。另外，为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知”和“行”的差异，我们对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保护行为分别设置了自我评价选项，选项赋值从高到低为5、4、3、2、1。综合指标测量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对设计内容的态度，然后通过赋值加总，计算被访者环境意识得分。得分计算如下：被访者对调查内容进行选择，对问题的选项进行赋值。比如，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正向问题，被访者回答：非常同意/很清楚、比较同意/较清楚、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依次被赋值为：5、4、3、2、1，以此类推；而反映公众环境意识是负项问题的，被赋值为：1、2、3、4、5。在被访者逐项回答的前提下，整个指标体系的分值范围是43分－200分。其中，环境科学知识分值范围15分～70分，环境忧患意识分值范围7分～33分，环境法制意识分值范围5分～18分，环境道德意识分值范围10分～48分，环境参与意识与行为分值范围6分～31分（表2－8）。

表2－8　环境意识测量指标赋值表

（二）人口环境意识调查方法

在参阅近年来我国同类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西部实际情况，咨询专家和验证修改后确定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采用多级分层抽样与重点目标组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西部地区抽取典型省份：甘肃、四川、新疆为第一级样本抽取单位，然后在以上省区进行第二级的重点目标地区即省会城市，并随机在三省区分别抽取一个中小城市和一个县或区（农村调查），最终确定兰州、白银、会宁、成都、新津、广元、乌鲁木齐、石河子和145团农场等有代表性的市（县）作为样本分布点，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调查的乡村进行第三级随机抽样。为了进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我们采取同样的方法在东部的广东、江苏和河北三个省，抽取了广州、东莞、增城、南京、连云港、灌云县、石家庄、秦皇岛和昌黎等9市（县）作为样本分布点，每个样本点投放样本70～80份，调查对象为15岁以上的当地居民。本次实地调查主要采取调查员入户面访的方式，样本规模为1350人，经人工和计算机逻辑检验有效样本1279人，有效率为94．74%。自2006年7月开始问卷设计与调查员的组织与培训，到完成实地调查以及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前后历时1年有余。

为考察环境意识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次对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收入等背景信息进行了调查，内容分类如下：一般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居住地；政治面貌，以是否中国共产党员、民主党员、团员为标准划分；职业与职位，其中职位用是否从事管理工作来反映；个人健康状况，包括对自身健康情况的自述认可和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两项内容；教育程度，以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及研究生等为标准划分；收入情况，包括家庭年收入和个人年收入两个变量。

图2－3－A　东部被调查人口居住地分布

图2－3－B　西部被调查人口居住地分布

本研究有效调查所涉及的1279人中，其年龄分布于14～82岁，其中，西部地区20岁以下（含20岁）有124人，20～30岁的171人，30～40岁的175人，40～50岁的有91人，50～60岁的46人，60岁以上34人（有5人年龄数据缺失）。东部地区20岁以下、20～30岁、30～40岁、40～50岁、50～60岁和60岁以上各有157人、223人、104人、77人、31人和26人（15人数据缺失）。东、西部4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各占78．3%和73．3%。从性别上看，东、西部男性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52．9%（其中2人性别资料缺失）和51．9%，男女比例适当。图2－3显示的居住地分布也符合抽样要求，东部和西部被调查者居住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34．91%、30．33%、34．76%和35．14%、33．28%、31．58%。另外，被访者文化程度的分布情况也有代表性：东部调查对象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大专、大学和研究生等层次的比例分别为3．2%、3．9%、16．9%、43．6%、12．5%、17．7%和1．7%，西部地区上述各项比例为1．4%、5．7%、24．8%、29．9%、15．0%和4．2%，其中，东西部中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分别占60．5%和54．7%。

（三）东西部地区人口环境意识调查的初步分析

在环境意识调查的初步分析中，不采用各选项的赋值，仅通过SPSS基本统计分析中的频数分布表或图来比较东西部地区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差异。

1．环境科学知识的知晓

（1）环境知识有关概念的知晓

调查显示（表2－9），东、西部地区被访人口（后文简称人口）对于“环境保护”概念比较清楚（包括很清楚）的比例分别为51．8%和55．3%，这说明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概念不够清楚，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其中，西部人口对“环境保护”概念不清楚和不太清楚的比例为7．6%，东部为13．3%，因此，西部地区人口对“环境保护”概念的知晓程度更高。可见，环境保护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并不是广为人知，只有半数被调查者知道该概念，这反映了我国目前尚缺乏让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基础，环境教育问题值得重视。

从表2－10环境污染知晓情况的调查看，东部地区知道“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问题的占被访者的28．0%和9．5%，西部地区知道以上两个概念的比例为32．5%和12．4%，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的人口在东部占4．7%和19．6%，西部为3．7%和11．1%。如果计算上对两个概念“了解一些”的人数，西部被调查者了解“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的比例分别为96．3%和88．9%，东部为95．3和80．4%。可见，了解“环境污染”的人数比例东西部比较接近，而了解“环境公害”者西部地区的比例高8．5个百分点。事实上，对于普通群众而言，环境污染与环境公害是难以区分清楚的，更多被调查者是凭借感觉做出判断的，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表2－9　对环境保护概念的知晓

表2－10　对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的知晓

（2）环境保护节日与法规的知晓

“地球日”的影响使许多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通过“世界环境日”等纪念活动的不同主题，可以让公众了解当前主要的环境问题，以此来唤醒公众注意保护环境。而“植树节”能够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热情，促进国土绿化。中国爱鸟周自1981年设立，通过“爱鸟周”的宣传，能够加强人们的护鸟意识，使人们更加了解和爱护身边的野生动物。从表2－11中的调查结果看，不知道环境保护节日（世界环境日、植树节、爱鸟周）的人在东、西部分别占14．8%和13．8%，比较清楚地知道和了解环境保护节日的人在东部占21．6%和63．5%，在西部地区有25．2%和61．0%，这说明东西部地区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节日的知晓均比较高。当前，我国已颁布了一批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法规，它们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武器。对环境保护法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知晓的调查，回答“知道”和“了解一些”环境保护法规的在东、西部分别有89．3%和93%，只有1/3的被调查者不知道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3）环境问题的了解

在问卷中设计了表2－12中9项有关环境知识的选项，调查人们对当前环境热点问题的知晓情况。其中，很了解臭氧层破坏、不可降解塑料、温室效应、全球变暖、酸雨、沙漠化、淡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绿色食品的在东、西部的比例为13．4%（14．2%）、16．9%（15．0%）、19．1%（16．7%）、19．7%（17．5%）、17．2%（14．7%）、14．7%（19．5%）、15．2%（18．3%）、14．1%（13．2%）、21．2%（24．6%）（括号内是西部数据），两个地区的比例接近，其中差距最大的是“沙漠化”选项，西部高4．8个百分点，可能与西部地处沙漠化区域有关；差距最小的是“臭氧层破坏”一项，西部比东部高0．8个百分点。没听说过臭氧层破坏、不可降解塑料、温室效应、全球变暖、酸雨、沙漠化、淡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绿色食品的人在东西部大致占7%～17%，但西部比例相对更高一些。

表2－11　对环境保护节日法规的知晓

表2－12　对环境问题的知晓

注：东部地区对“温室效应”的知晓1人缺失（632人）。

（4）日常危害环境行为的知晓

为了掌握居民的环境保护知识，问卷设计了13项生活中常见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表2－13），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认为有害环境的行为进行选择，结果显示：除了毁林开荒（包括围湖造田）和滥杀野生动物两项，西部选择比例略高于东部以外，其余各项东部选择人数更多。其中，认为使用一次性餐具（筷子、饭盒、水杯等）有害环境的在东部有74．6%，西部仅64．4%，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认为浪费电、纸张和水有害环境的人数在两个地区最少，接近或低于50%，这反映了两地区有半数或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浪费水、电以及纸张对环境没有多大坏处，也说明为数众多的人将直接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理解为危害环境的行为，但并不真正了解生产生活本身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认识上容易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割裂开来看待。

表2－13　对日常危害环境行为的认识

（5）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拥有丰富的环境科学知识是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的基础。掌握一定的环境科学知识，了解环境污染产生的危害，有助于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念。关于居民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的调查表明，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的在东、西部分别占61．1%和83．9%，认为环境保护“较重要”的在东、西部分别占36．7%和14．4%，认为环境保护“可有可无”的在东、西部占1．9%和1．5%，认为环境保护“没有必要”的在东部地区只有0．3%，西部地区没有人认为环境保护“没必要”，以上数据说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更深切的认识。究其原因，可能与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环境更恶劣有些关系。

（6）环境保护知识的自我认定

问卷中设计了让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环境保护知识进行自评的选项，结果显示（图2－4－A、B），东、西部各有39．34%和38．45%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较多或非常多”，13．59%和10．08%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较少或非常少”，自我评价环境保护知识“一般”的在东、西部分别占47．08%和51．47%。这反映了两地都有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偏少。由于我国缺乏必要的环保知识教育体系，绝大多数公众主要是通过亲身感受和新闻媒介获得环境知识的，对自己的环保知识水平评价偏低是难免的。这反映的不仅是公众环保知识的不足，也是全民环境教育的现状。

图2－4－A　东部居民环境保护知识的自评

图2－4－B　西部居民环境保护知识的自评

2．环境忧患意识

（1）对周围环境污染的感受

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已相当严峻，而公众对此问题有怎样的认识呢？东西部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其中东部的比例为87．7%（555人），西部比例略低（85．5%/552人）；东、西部各有11．5%（73人）和11．3%（73人）的人认为环境污染不太严重；而认为当前环境污染“没有任何问题”的比例更低，东、西部依次为0．8%（5人）和3．3%（21人）。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少数被调查者未体验到环境污染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这也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要求，而目前环境状况远远不能让他们满意。

（2）日常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东部6．3%的被调查者“经常谈论环境问题”，西部“经常谈论环境问题”的人数比例高于东部（68人/10．5%）；“有时谈论环境问题”的人数比例在东、西部各为54%（342人）和57．1%（369人）；在东部“极少谈论环境问题”和“从不谈论”的人数比例合计为39．7%（251人），而西部这两项的比例为32．4%（209人），比东部低7．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西部调查对象日常谈论环境问题的频率更高，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这可能与被调查者现实所处的环境状况有关，一般来说，遭受环境危害的人更加关注环境问题。

表2－14　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态度

（3）环境污染治理的态度

为了解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态度，问卷设计了两个问题（表2－14）。问题一：您是否同意“下一代肯定会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我们现在不必为环境问题过分操心”这种说法？问题二：您是否赞成“现在环境治理不好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种说法？问题一的调查显示，东部被调查者“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以及“完全不同意”该说法的比例为4．9%、6．2%、13．1%、35．5%和40．1%，西部的比例依次为8．5%、10．2%、7．7%、30．2%和43．3%，其中，“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第一种说法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11．1%和18．7%，“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第一种说法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75．6%和73．5%。可见，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际责任问题，东、西部大多数被调查者不同意将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留给下一代，但东部被调查者更加倾向于承担当代的环境治理责任。问题二的调查显示，东、西部地区的公众“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该说法的比例为7．1%和13．2%，“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该说法的人数，东、西部分别为76．8%和76%，两地非常接近，这说明东西部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态度是积极的，而西部持悲观情绪的人更多一些，这可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有关。

（4）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优先问题

为掌握公众对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关系的认识，问卷设计了这样的问题：假设您所在地区有个经济效益很好的造纸厂，当地人（包括您）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造纸厂，但造纸厂的废水排入了附近河流，污染了下游地区水源，国家要关闭这家工厂，您是否赞成？调查显示：对关闭造纸厂持完全赞成、比较赞成、一般、不太赞成和完全不赞成态度的人数比例，东、西部依次为25．1%（41．3%）、33%（24．3%）、23．7%（13．6%）、15．2%（13．9%）和3%（6．8%）（括号为西部数据）。其中，赞成和比较赞成关闭造纸厂的人数，东、西部分别有58．1%和65．6%，不赞成和不太赞成的人数，东、西部分别为18．2%和20．7%。可见，当环境保护涉及自身的经济利益时，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居民，或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居民，40%左右的人对环境保护态度暧昧。事实上，由于多数城镇居民难以设身处地设想，况且为数不少的人对于假设和真实事件的反馈也大相径庭。因此，当环境保护影响自身经济效益时，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经济收益而放弃环境保护，这也是当前大多数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程度。

（5）环境教育的态度

相对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全民化和环境教育的社会化，目前中国环境教育更显不足。问卷中专门调查了公众对我国中小学开展环境保护教育的态度，调查结果见图2－5－A、B，东、西部公众认为中小学环境教育非常必要、较有必要、一般、不太必要和完全没必要的比例为59．6%（76．5%）、34．6%（18．6%）、4．4%（3．9%）、1．1%（、1．1%）和0．3%（0%）（括号为西部数据）。其中，认为“非常必要”和“较有必要”的人数在东、西部地区分别为94．2%和95．1%，认为“不太必要”和“完全没必要”的人数在东西部地区分别为1．4%和1．1%，这反映出东西部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于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持肯定态度。根据有关调查，我国70%的少年环保知识来自于学校课堂，说明中小学阶段的环境教育对提高青少年的环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图2－5－A　东部居民对中小学环境教育的态度

图2－5－B　西部居民对中小学环境教育的态度(www.xing528.com)

（6）环境问题的地位

为了反映环境问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问卷中设计了10类当前主要社会热点问题，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出最关心的5个问题（表2－15）。统计结果显示，东部被调查者认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第一是环境污染（75．2%），第二是社会治安（70．3%），第三是升学就业（64．7%），第四是廉政建设（56．2%），第五是贫富差距（55．8%）。西部被调查者最关心的5个社会问题依次是：环境污染（75．5%）、社会治安（67．6%）、升学就业（61．3%）、廉政建设（60．5%）、贫富差距（54．5%）。从社会热点问题的排序看，两地极其相似，且各选项的人数比重也比较接近。这表明环境污染问题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排在社会治安、升学就业、廉政建设、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之前，居第一位。如果以公众对于环境问题及其它社会问题关注程度之间的差异为标准，不难看出东西部居民都非常关注环境污染问题。

3．环境法制意识

（1）对环境破坏行为的态度

为了了解公众对环境破坏行为的态度以及采取的行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两个问题：对于身边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单位或个人）环境破坏行为（如乱伐森林、破坏草地、污染环境等），您会采取那种办法？当环境污染（污染水源、排放废气等）影响到您的切身利益时，您会想到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吗？调查结果见表2－18，对第一个问题的统计表明，面对与自己利益无关的环境破坏行为时，东、西部居民找有关部门反映的占50．9%和50．5%，保持沉默的在东部有31．4%，西部地区更低（25．9%），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亲自劝阻的人，东西部分别占17．1%和23．7%。以上数据说明，当环境破坏行为不影响自身利益时，三分之一左右的居民选择不作为即保持沉默。当环境污染影响到自身利益时，东部76．8%的被调查者会想到用法律武器维权，西部高达86．2%的人会这样做。统计表明，公众对环境污染是否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污染结果对自身的影响程度，对于涉及个人利益的事件，人们基本可以做到积极和主动；但若涉及对社会上其他个人或单位危及环境行为的制止，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大打折扣。

表2－15　当前社会热点问题选择

注：东部的10个社会问题均缺失1人，表内数据为肯定回答。

表2－16　对不同环境破坏行为的态度

（2）对噪声干扰的态度

当日常生活中面对噪声干扰（影响正常休息和生活）时，选择有效解决途径的情况见表2－17。大多数的居民首推的解决途径是“到环境保护部门反映”，在东、西部分别占50．6%和62．1%，其次是“亲自与厂方交涉”，东、西部选择该方式的分别有35．9%和24%，说明当环境污染直接侵害了个人利益时，85%以上的人愿意采取行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另外，东、西部约有1/10以上的居民对噪声干扰采取消极忍耐的态度，要么关紧门窗忍受，要么搬家，或干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主要是我们在宣传环境保护时，往往侧重于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公民应履行的义务，而较少关注公民在环境中的权益和管理监督作用。

表2－17　公众对噪声干扰的态度

（3）维护环境的行为和态度

近年来，东部地区为解决环境问题参加投诉的人数比例为12．3%，西部地区仅占9．3%，这说明公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纠纷的主动性较弱。但对于破坏环境的个人或单位，东西部地区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处理的比例分别高达97．5%和98%，这反映出人们对于环境破坏行为的严惩持肯定态度，但现实中真正利用法律武器解决环境纠纷，维护自身权益的人微乎其微，这主要与法律途径的成本过高、司法的公信力以及群众运用司法手段的能力偏低有关。

4．环境道德意识

（1）环境问题的个人责任

为了从侧面掌握公众对环境污染之个人责任的认识，问卷中设计了以下两个问题。问题一是：您是否同意“单靠个人的努力是难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应由政府、企业、国家等去解决”的说法？问题二是：您对“只要不影响他人生活，个人行为带来少量的环境污染没有关系”这一说法的态度如何？结果显示（表2－18），东、西部公众对第一个问题，持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态度的比例为20．5%（38．5%）、25．1%（29．9%）、19．3%（9．1%）、28．3%（15．8%）和6．8%（6．7%）（括号内为西部数据），其中，持“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态度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55．6%和68．4%，持“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态度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35．1%和22．5%。这表明两个地区有五至七成的被调查者，在认识上将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推到了政府、企业和国家。对于问题二，持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态度的比例，东部地区依次为1．7%（5%）、4．9%（9．9%）、16．7%（13%）、50．9%（36．7%）和25．8%（35．4%）（括号内为西部），其中，“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第二种说法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76．7%和72．1%。统计说明，虽然为数较多的居民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缺乏紧迫感和责任感，对于公众个体（包括自己）的环保作用持否定态度，倾向于将环境保护完全看作政府或企业的责任。但是，人们对于个体危及环境的细微行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说明公众并不是有意推卸个体所承担的环保责任，只是对个体的力量心存顾虑或者信心不足，这或许与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之缺陷有关。

表2－18　对环境污染的个人责任

表2－19　对环保主体重要性的认识

图2－6－A　东部居民家庭垃圾分类态度

图2－6－B　西部居民家庭垃圾分类态度

（2）环境保护主体的重要性

当今社会能够发挥环境保护作用的5类主体，对其重要性的判断结果如表2－19所示：东部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重要的环保主体排序如下：企业（57．2%）、中央政府（56．7%）、地方政府（51．4%）、个人（42%）、自发环保组织（29．2%）。西部被调查者认为非常重要的环保主体依次是：中央政府（68．4%）、地方政府（59．8%）、企业（59%）、个人（49．4%）和自发环保组织（38．4%）。统计表明，两个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公众认为企业是最重要的环保主体，其次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西部居民将中央政府列为最重要的环保主体，其次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反映出东西部居民在环保问题上比较依赖政府和企业，对于个人和自发环保组织应该做和能够做的环保工作缺乏清晰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有责任参与的事情，认为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责。这说明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自身对环境保护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公众参与环保的认识不够，参与意愿不强。西部公众更加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环保中的作用，东部居民更倾向于企业发挥重要的环保主体的作用，这可能与东西部企业发育程度及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有关。实践表明，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单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难于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要改善和保护环境，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公众的共同协作与努力，尤其离不开公众的自觉参与。可见，公众“谁受益，谁负担”的环保责任感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增强其环保自律和自觉行为。

（3）家庭实行环保的态度

目前，垃圾分类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开展并且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中垃圾分类尚未全面启动，农村垃圾基本处于放任状态。由于考虑到垃圾分类管理是必然趋势，因此，本研究调查了公众对家庭垃圾分类处理的态度，结果在图2－6－A、B中。对家庭垃圾实行分类处理持“完全赞成”和“比较赞成”的人数在东部占74．5%，西部地区比例高达82%。这反映出大多数公众对家庭实行垃圾分类处理持肯定态度，说明我国垃圾分类处理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完善硬件设施，垃圾分类处理是不难实现的。另外，对居民日常消费中是否考虑环保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居民日常购物时经常考虑和偶尔考虑环保因素的人数比例是18．8%和63．4%，消费商品时从不考虑环保的有17．7%（该项缺失0．1%）；西部居民日常购物时经常考虑和偶尔考虑环保因素的人数比例是25．8%和58．7%，从不考虑环保的占15．5%。这些数据说明，西部的被调查者在消费时经常考虑产品环保性的人数更多，不考虑环保的人则更少。不过，我们的调查结果只反映居民日常消费时的一种意愿，现实消费过程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消费者考虑商品的环保因素，也可能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价格过高）不选择购买环保型产品。

4．个人收入与环境保护优先问题

在对个人经济收入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一般情况下，人们希望既增加收入，又能保护环境，但实际中人们常常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故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同意“提高个人经济收入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这一说法吗？调查结果表明，东、西部居民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该说法的比例为5．1%（13．6%）、13．6%（21．7%）、31．4%（20．9%）、40．8%（31．7%）和9%（12．1%）（括号内为西部），其中，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这种说法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18．7%和35．3%，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数在东西部分别为49．8%和43．8%。可见，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保护问题重于个人收入，但西部1/3以上的人更倾向于个人收入优先于环境保护。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最关注的自然是与他们生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收入问题，应当说这也比较符合常理。事实上，经济收入与环境保护关系问题本身难以处理，除了调查对象的生活状态影响其对收入与环保的选择意愿外，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更不可忽视。虽然我们无法深入调查到精神层面，但一般情况下，一个精神享乐主义者与一个物质享乐主义者，其对待生活和收入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5．环境保护参与行为

保护环境最终要落实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行为上。那么，当前公众环保参与行为的实际发生状况如何？积极的环保态度是否伴随相应积极的环保行为？这里所说的环保参与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或代价就能实现有利于环境的行为。通俗地讲，就是不论衣、食、住、行等与生活关联的行为都能从保护环境的理念出发，有意识地减量化和朴素化。这类环保行为，不需要掌握太多保护环境的专业化知识与技能，只需个体具备相关的认识与态度以及情感的积极性，或通过培养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即可实现。

（1）日常简单环保行为

对简单环保行为的调查主要针对表2－20中列出的8项内容，统计显示，日常节约水电的居民东西部各占85．5%和80．5%，但大部分人承认自己节约水电是为了节省开支，但结果也是环保的。绝大多数人在家庭中能够做到节约水电，而在公共场合缺乏这种意识。对广大公众而言，关注和爱护自己身边的社区、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的环境，是衡量一个人环境意识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日常能做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和自觉维护周围环境卫生的居民，在东、西部地区依次占85．5%（83．9%）、76．3%（70．3%）和57．3%（67%）（括号内为西部），两地大多数被调查者能做到不乱扔垃圾和不在公共场所喧哗，但自觉维护周围环境卫生的人数比例较低，40%左右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似乎和不乱扔垃圾相矛盾，其实环境卫生的范围更宽泛一些。清洁卫生的公共场所是环境质量好的重要标志之一，爱护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是公众最常遇到和最容易做到的，是具有良好环境意识的重要体现。公众在调查中表现出的对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消极意向值得重视。

表2－20　日常积极参与的环保行为

另外，对动植物以及文物保护行为的调查显示，参加植树活动的居民在东、西部各占39．5%和52．5%，西部比例更高，原因是西部实行退耕还林、绿化荒山等工程，植树造林的政策和氛围更有利于开展植树活动。东部的被调查者拒食野生动物和保护文物古迹的占42．5%和43．4%，西部地区分别有38．7%和45．2%，大约有50%以上的居民不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也不保护文物古迹。访谈中了解到，很多人食用野生动物的心态是“有人给了就吃，没有不吃”，他们承认自己不会因为饱口福轻易伤害野生动物，但不反对摆在餐桌上的野生动物美食。而优先消费绿色产品的人数比例比较低，东西部各占29．7%和37．5%，这说明目前绿色产品消费尚未形成大气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2）为保护环境而付出代价的意愿

目前在国际上，为保护环境付出代价意愿是衡量公众环境意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尺度。本次调查中设定了以下问题来了解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之意愿：“您是否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接受较高的商品价格？”统计结果见图2－7－A、B，东、西部地区居民持愿意和不愿意态度的比例为19．3%（25．4%）和19．9%（23．2%）（括号内为西部），这也显示出公众为保护环境而牺牲个人经济利益的意愿不够强烈。当然，个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对两种产品的差价难以承受是主要原因。对“为保护环境而接受较高的商品价格”，认为“不好说”，也就是根据情况选择的人数比例东西部分别为60．8%和51．4%。访谈过程中发现居民消费过程中不愿意为环保付出更高价格，主要是由于环保产品价格昂贵且真伪难辩，有的商家打出环保产品旨在迎合市场需求或追求广告效应，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如果市场上能够获得货真价实的环保型商品，多数城市居民是愿意付出经济代价的，这就是大多数人选择“不好说”的原因。

（3）垃圾处理行为

为了了解居民日常生活中是否注意保护环境，问卷调查了家庭垃圾处理和公共场所垃圾处理行为。统计结果见表2－21，对于家中（住处）垃圾的处理，选择“自己分类袋装，然后放到垃圾箱”的，东、西部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7．5%和23．8%。但据我们了解，其中一些居民仅仅是将可回收的垃圾如易拉罐、啤酒瓶以及废纸张等分离出来，卖给或者送给垃圾回收者，并非将垃圾分类投入不同的垃圾箱，所以该项统计人数高于实际进行垃圾分类的人数。采取“自己集中装袋投入垃圾箱”的人数比例东西部各为76．9%和71．1%，这代表了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垃圾处理现状。将垃圾“放在门口”的东部和西部各有4．1%和2%，这主要是一些小市镇和城市边缘区的居民，住家周围不具备垃圾投放条件。“随便扔在门外”的人在东西部依次有1．4%和2．3%，只有人口稀疏的农村居民才这样做。

对于“在没有垃圾箱的公共场所，您如何处理食品袋、果皮等废弃物”这一问题，回答“先带着，然后找垃圾箱扔掉”的东西部的比例一样，均高达87．2%。可见，在缺乏必要的公共保洁设施的情况下，仍有绝大多数的居民能够自觉地保护公共场所的环境。但我们也注意到，选择“扔到街角不显眼的地方”的东部有9．5%，西部有9．8%，两地比较接近。“趁别人不注意时扔掉”的在东西部分别占1．7%和2%。少数人以隐蔽的方式抛扔废弃物，说明他们知道乱扔废弃物不符合公共道德规范，但缺乏足够的自觉。另外，还有少数（东部1．6%，西部1．1%）人“随手扔掉”垃圾。其实，由于一些被调查者出于“遮丑”的心理，即便现实中随手扔垃圾者，也可能在调查中选择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刻意说谎。

表2－21　垃圾处理行为与减污行为

（4）日常减少污染物的行为

近年来，我国城市居民丢掉了菜篮子、布袋子，采购都使用塑料袋及其它塑料制品，为的是“方便省事”。餐厅、办公室乃至家庭中，一次性口杯和一次性碗筷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美其名曰“清洁卫生”。塑料包装物和一次性生活用品的重复使用率极低，且使用后被抛弃，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破坏。针对这种现象，问卷设计了此问题：“日常生活中，您会尽量少用塑料包装袋和一次性生活用品？”，调查显示（表2－21），“坚持这样做”的人在东西部仅有14．8%和19．8%，“偶尔会这样做”的人数比例东西部分别为59．6%和53．7%，“没有做过”和“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在东部各占9．5%和16%，西部“没有做过”和“没想过这个问题”比例是14．2%和12．2%。可见，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经常或者适当少用塑料包装袋和一次性生活用品，其原因也不仅仅是保护环境，还有节约开支的考虑。20%以上的人基本不节制使用这类产品，说明我国倡导绿色包装和绿色消费十分必要，也很迫切。2008年6月1日我国对塑料袋实施有尝使用后，塑料袋使用有所缩减，但限于局部。

图2－7－A　东部居民对自己环保行为的评价

图2－7－B　西部居民对自己环保行为的评价

图2－8－A　东部不同年龄段人口环境意识打分

图2－8－B　西部不同年龄段人口环境意识打分

（5）对环保活动的支持情况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陡增，机动车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日益严重。许多国家以及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倡议“每月少开一天车”。为此，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您是否支持＇每周上班少开一天汽车＇活动”？其中，东、西部地区非常愿意、愿意、不知道、不太愿意和不愿意支持该项活动的比例依次为23．2%（31．4%）、44．2%（42．4%）、23．4%（18．7%）、6．3%（5．6%）和2．8%（1．9%）（括号内为西部数据）。可见，东西部有六、七成以上的公众愿意响应环保倡议，只有近一成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开车的权利。此外，有两成左右的人因没有私家车而不好确定自己的选择。不过，绝大多数有车族是支持这种倡议的，态度不明确的无车族将来也有望成为拥护该行动的人。对于参加有组织的环境保护活动的态度，调查显示，东部地区“非常愿意”和“愿意”参加有组织的环保活动的人数占80．6%，西部高达90%。“不太愿意”和“不愿意”参加的人数比例东西部分别有6．7%和1．9%。另外，两个地区约有1/10的人不知道如何选择而左右为难。总体上看，西部被调查者参加环保组织的积极性更高，这可能是现实环境逼迫或者激发出来的愿望。

（6）环保参与行为的自我评价

居民自我认定的环保行为测定结果表明（图2－7－A、B），东部6．6%的居民认为自己对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很积极”，31．3%的居民认为自己对于环保的行为“积极”，两项合计为37．9%。有7．9%的居民认为自己环保参与行为“不太积极”，1．4%的居民认为自己环保参与行为“很不积极”，两项合计仅为9．3%。另外，东部有52．8%的居民认为自己环保行为“一般”。西部居民认为自己环保行为“很积极”和“积极”的比例分别为9．1%和41．6%（两项合计为50．7%）。认为自己对于环保参与“不太积极”和“很不积极”的占4．3%和0．6%（两项合计为4．9%）。而西部有44．3%的人认为自己环保参与行为“一般”。可见，不足一成的被调查者认定自己环境保护参与行动不够积极，这与前面日常环保行为的调查结果也比较一致，反映了大部分人自我感觉具备一定的环保道德感，在日常行为中有一定的自律行为，也表现出较好的环保行为意向。但该调查中，高达半数的人呈“低度参与”状态，这表明我国要真正形成公众共同参与环保的局面还有待时日。

6．环保意识主观评价

在问卷调查的最后，要求调查对象给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打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0分。统计结果显示，东部60分以下（不包括60分）的占7．9%（47人），60～69分的占22．3%（132人），70～79分的占25．8%（153人），80～89分者占30．8%（183人），90～99分的占12．0%（71人），100分的只有1．2%（7人），有6．3%（40人）的人没有回答，即该项缺失。西部60分以下（不包括60分）的有4．5%（29人），60～69分的占17．9%（114人），70～79分的占23．5%（150人），80～89分者占35．6%（228人），90～99分的占16%（102人），100分的仅2．5%（16人），有1．1%（7人）该项缺失。

结合年龄对环境意识自我评价进一步分析，结果如图2－8－A、B（曲线中数据采用四舍五入法）。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环境意识自评各不相同。东部居民年龄越大，环境意识的自我打分越低。西部未呈现出这种规律，50～60岁年龄段的居民自我评价最低，20岁以下年龄段的居民自我评价最高。但总体上，西部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自己环境意识的评价比较接近，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相差无几，而东部不同年龄段的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相差达13分之多。从居住地来看，东、西部农村居民自我环境意识评分最低（东部平均为70分，西部为75分），大城市居民评分次低（东部为75分，西部为77分），小市镇居民评分最高（东部平均是77分，西部平均达80分）。

从职业上来看，东西部不同职业人群对自己环境意识的评价也有明显差异。东部不同职业人群环境意识自我评分自高向低依次为离退休人员（79分）、在校学生（77分）、技术人员（76分）、办事人员和其他未从业人员（75分）、单位负责人（74分）、失业下岗人员（73分）、设备操作人员（72分）、商业和服务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71分）、农业生产人员（64分），西部的排序为失业下岗人员（85分）、单位负责人员（82分）、办事人员（79分）、技术人员（78分）、设备操作人员和在校学生（77分）、其他从业人员（75分）、离退休人员（74分）、农业生产人员和其他未从业人员（73分）、商业和服务人员（71分）。从职位上分析，东部居民环境意识自我评分随职位的升高而增高，非管理者和一般管理者评分仅75分，中层管理者77分，高层管理者85分；西部居民评分随职位升高先升后降，高层管理者最低（74分），非管理者、一般管理者分别为76分和78分，中层管理者打分高达80分。由于环境意识评分是个人的自我评价，涉及个体自我感觉程度、心理因素等，即便客观上环境意识相同的人也可能出现自我评价迥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