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IZHANG CHUNQIU ZHANGUO SHIQI QIGUO DE JIANZHU XINGZHI JI TEDIAN
4.1 先齐地域的建筑型制及特点
先齐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甚早,已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形成了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古文化序列。
4.1.1 北辛文化时期
1)概况
北辛文化是继后李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齐地的一种区域文化,距今7 500~5 950年,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省大部分地区。
2)主要遗迹
北辛文化发现以来,已发掘10余处,其中以北辛、东贾柏村等遗址比较重要。
①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西北距滕州约25 km。遗址附近主要河流为薛河,遗址东、西、南三面临水,地处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拔高度100多米。经过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 583 m2。遗址东西长约500 m,南北宽约100 m,面积约5万m2。遗迹主要为灰坑,共发现62个,以椭圆形为主,还有圆形和不规则形。
②东贾柏遗址:位于汶上县东贾柏村东南,西北距汶上县城2.5 km。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m2,并且大部分保存较好。发现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多呈椭圆形或圆形(见图4.1)。居室地面多平整或内凹,周壁较直,有阶梯状门道,居室面积较小。全貌呈瓢形,居室为椭圆形,长径3.6 m,短径3.0 m,面积10.8 m2。室内地面较平,居住面为较硬的青灰色,穴壁较直,近底部内弧。室内外各有3个柱洞,阶梯状门道位于东北侧。
图4.1 东贾柏F2平、剖面图
(来源:栾丰实著,《东夷考古》)
3)建筑特点
根据资料表明,北辛文化已形成了完整的聚落,聚落面积较小,一般在5万m2左右。房屋是聚落内的主要遗迹之一。其主要的建筑特点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多见圆形和椭圆形;房址面积一般10 m2左右,小的只有3~5 m2,明显小于后李文化的房址;室内地面和墙壁有的经火烧烤,呈青灰色或砖红色;设有阶梯状或斜坡状门道。
4.1.2 大汶口文化时期
1)概况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由北辛文化发展而来,距今6 100~4 600年,前后共延续了1 500余年。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2)主要遗迹
目前,仅山东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时期的遗址近500处,已经发掘的遗址有50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里河遗址、呈子遗址、北庄遗址等。
①三里河遗址:位于胶州市北三里河村西的河旁高地上,北距胶州约2 km,东南距黄海的胶州湾约10 km。现存范围南北长约250 m,东西宽约200 m,面积5万m2左右。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
②呈子遗址:位于诸城市南15 km,遗址东西长约200 m,南北宽100 m,面积约2万m2。呈子遗址的房址发现1座,为一近方形地面建筑,东西长4.65 m,南北宽4.45 m,面积约20余m2。基槽内柱洞密布,多达50个,柱洞间距为0.15~0.25 m,应为木骨墙结构。房内有4个柱洞,中部两个较粗大(见图4.2)。这种结构的房址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地面建筑甚为相似。
图4.2 呈子F1平面图
(来源:杜在忠,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1980年《考古学报》)
图4.3 北庄F11平、剖面图
(来源:严文明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1987年《考古》)
③北庄遗址:北庄位于庙岛群岛西部的大黑山岛东海岸,隶属于长岛县黑山乡,东南距半岛大陆蓬莱约20 km。范围南北约200 m,东西约140 m,面积在2.7万~2.8万m2。遗址中房址共清理出90多座,皆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房址主要由居住面、灶、土台、墙基、门道、柱洞等几部分组成。平面近圆角方形,东西长4.4 m,南北宽4 m。门道设于东南角,为斜坡形,长1.04 m,宽0.5 m,门道内缘有一条弯弓形门坎。东壁下有一“箕形灶”,由灶面、灶坑和灶圈三部分构成,通长1.1 m,宽1 m。灶坑长0.92 m、宽0.17 m、深0.2 m。现仅存9个柱洞,柱洞分布很有规律,按常规南壁中西部还应各有1个柱洞(见图4.3)。按柱洞排列方式,房顶应为攒尖式,房坡则为四面或六面。
3)建筑特点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房址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主要遗迹之一。其主要的建筑特点有:
①从房址特点来看,大多房址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房址的面积一般为5~10 m2。
②从房屋的布局看,房子大多由居住面、灶炕、四周土台、墙基、门道、中心柱和四周柱洞等部分组成。
③从建筑的形式看,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到了大汶口文化后期,先齐地区的建筑形式并没有实质的变化,但建筑面积有所增大,已扩至10~20 m2,建筑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房址四周一般都挖有基槽、柱坑或柱洞。
4.1.3 龙山文化时期
1)概况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4 350~3 950年。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今属山东省章丘市)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2)主要遗迹
目前仅山东境内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约1 300处,经过发掘的遗址有6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城子崖遗址、东海峪遗址、桐林(田旺)遗址等。
①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遗址坐落在镇东武原河畔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遗址范围南北长500余m,东西宽400余m,面积超过20万m2。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侧城垣弯曲并随地形向北凸出,城垣拐角呈弧形,南北最长540 m,东西宽约455 m,面积约20万m2。现已发现南、北两门,两门之间有道路相连接。城始建于龙山文化较早时期,从筑城技术上看,早期比较原始,如缺乏平整的夯层,做不出像样的夯窝遗迹等;晚期则明显有所进步,如已出现层面比较规整的夯土层,并有稀疏的夯窝等。
②东海峪遗址:位于日照市东海峪村之西北,面积约8万多m2。房址是东海峪遗址龙山文化主要遗迹之一。房址共发现12座,均为方形土台式建筑,方向一致,皆向西南,联系遗址整个情况看,这里是一处较大的中心聚落遗址。房址由土台、墙基、土墙和护坡等构成。这种房址的建筑程序是,先筑起夯土台基,然后在台基上平地起建或挖槽建土墙,墙基多为黄黏土夹石块垛成,墙外设置护坡,室内地面采用黄黏土和砂铺垫而成。室内地基和护坡均采用了分层夯筑方法(见图4.4)。台基式建筑的出现和夯筑技术的使用,开创了中国传统的夯土台基式木结构建筑的先河,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4.4 东海峪F301平面图
(来源:1975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
③桐林(田旺)遗址:位于临淄西北部,2001—2002年国家文化局组织考古部门对桐林(田旺)遗址进行了调查测绘和试掘,发现该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面积约20万m2。同时,发现城外侧面积约200万m2的龙山文化遗存。桐林(田旺)遗址在史前是一处规格很高、埋藏丰富的中心聚落,其发掘的龙山时期半地穴房址,经清理此房址为单室,有柱洞、灶、墙基、门道等遗存(见图4.5)。
图4.5 桐林(田旺)遗址
(来源:摄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3)建筑特点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时期是齐地建筑技术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其主要的建筑特点有:
①龙山文化时期的建筑形态可分为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台基式三种类型。
②建筑的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三种形制,除少数的双开间和连间排房外,多数是单间。
③这时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原始村落,在建筑方面甚至出现了最早的建筑规划。例如,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的房屋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建筑的代表之一,在发掘的房基中,这些房基全部都是方形的土台式建筑,且方向一致,都是西南向,表明这时的建筑已经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④具备了较完备的现代房屋雏形。例如,从东海峪遗址看,当时的房子一般由土台、墙基、墙外护坡、室内地基、灶址及出入口等构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墙基的表面有许多自然石块,尤其是在四个拐角部分石块更多,这些石块显然是为增固墙基而刻意加砌的。
⑤基本显现后代民居建筑的形制。从东海峪遗址出土的柱洞和墙体的位置看,当时的房屋形制应该是中间高为顶,南北两面坡式的屋顶,房内三根木柱是支撑顶部的重要支柱,屋顶的南北两端可以直接搭放在南北两面墙上,这种形制与后代民间住房的建筑比较相似。这类台基式的居住建筑在别处的原始社会遗址中尚未发现。这种由台基、土墙、护坡、室内地基构成的地面住房,不仅比以前的地面建筑有了重大发展,而且在技术上已显现出台基式土木结构建筑的端倪,从而显示出这个时期建筑的重大进步。
⑥从建筑材料看,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石灰,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和使用石灰的技术,这在建筑史上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发明。例如在尚庄、王油坊、尹家城、南陈庄等遗址,都曾经发现地面和墙壁涂抹白灰的房屋建筑。其中在王油坊遗址还发现了3座石灰窑。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的大量出现,是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建筑的一个突出特点,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龙山文化先齐地区大量城垣的出现,标志着齐地的建筑在龙山文化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堡建筑遗址。城内东西宽约4.55 m,南北最长处540 m,面积约20 万m2。城墙系挖基槽分层夯筑而成,四面的墙基尚完整地保留于地下。该处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最大的古城堡遗址。同时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古城堡遗址,曾被列为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南北长约360 m,东西宽约330 m,城内总面积约为11万m2。城墙外有一条宽20 m、深3 m的大壕沟,城墙与壕沟相结合,起到了双重保护作用,充分体现了“城郭沟池以固”的城堡防御建筑的特色。这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先民的城堡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防御中心。先齐时期齐地的城市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①选址重平原。从出土情况分析,当时齐地的城大都坐落于平原地区近河的台地上,地势一般都比周围略高。
②均为夯土城墙。从构筑的方法上看,城墙的建筑方法一般是采用原始的堆筑法,在平地上开挖基槽或直接起建,个别的城址已经采用了版筑法。建筑技术早期粗糙,没有平整的夯层,夯层上也找不到夯窝。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墙建筑技术则有明显的进步,不仅出现了层面比较规整的夯层,而且有了稀疏的夯窝。
③有台城和环壕城两大类型。台城就是利用自然台地,在台地边沿构筑城墙,城内高于四周许多;环壕城就是在平地上挖壕沟建筑城墙,就地取土,所挖成的壕沟又自然变成了城的护城河。
④当时的城只是最早的城市雏形,通常面积都不是很大。
总的来看,齐地的建筑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在筑城技术、平面形状与结构类型以及内涵特征等方面,是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重要开端,无疑为商周以来城邑或城市走向成熟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在聚落与城市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4.1.4 岳石文化时期
1)概况
岳石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山东夷人土著文化,它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早期,距今3 900~3 600年,处于夏代纪年之内。此类文化遗存早在1960年平度东岳石遗址被发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和龙山文化分离,被确立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岳石文化。
2)主要遗迹
目前山东境内已发现岳石文化遗址或有遗存的遗迹近300处,已发掘的遗址有3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照格庄遗址、伊家城遗址等。
①照格庄遗址:位于牟平县宁海镇照格庄村西约0.5 km处,西北距县城约1.5 km。遗址范围东西约220 m、南北约180 m,总面积近4万m2。灰坑为照格庄遗址岳石文化时期的主要遗迹之一。灰坑数量较多,口部大多数为椭圆形,少数呈不规则形,并以锅底状者为主。灰坑中有少数带斜坡或阶梯状通道的二联、三联坑,较具特色,为一带台阶式通道的三联坑。前、中、后三室呈南北向排列,中间以矮墙间隔(见图4.6)。中、后两室共发现10个柱洞,直径在10~15 cm。前室东北壁与中室交接处有四级台阶,应是出入的通道。坑内未发现用火痕迹。
②伊家城遗址:伊家城遗址岳石文化时期的房址平面形状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类,均为平地起建的地面式建筑。长方形房址中又有单间和双间的区别。多数房址有数量不一的柱洞,数量多者均成排规则分布。房内往往铺垫纯净的黄土或黄杂土,筑打坚硬,表面平整光滑。有的房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圈垫黄土,当做户外活动场所。
图4.6 照格庄H42平、剖面图
1—后室;2—中室;3—后室
(来源:韩榕,山东牟平照哥庄遗址,
1986年《考古学报》)
3)建筑特点
岳石文化的齐地建筑技术已经处于比较发达的水平,与龙山文化时期相比,有显著的进步,城墙的构筑技术也明显比龙山文化成熟。从民居看,岳石文化的建筑特点如下:
①面积有所扩大。
②建筑方式更为合理。面积较大的房子中央部位挖有大型柱洞,以竖立顶梁柱。虽然墙体还是“木骨泥墙”,但在墙基的底部已经通过火烤作了防潮处理。进步最为明显的是屋顶的处理,这时的屋顶覆以茅草,并定期更换,这种技术甚至在今天农村建筑中仍在使用。
到目前为止,岳石文化中还没有发现规模较大的“宫殿式”建筑遗址,但在泗水尹家城遗址发现过两个直径80 cm、深40 cm的柱洞,洞外的间隙用9层黄、灰相间的填土层层筑打,这类柱洞应该属于较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因此在先齐时期,齐地的建筑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时期的发展是相衔接并不断进步的,这为后来齐国建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1.5 商代建筑
1)主要遗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见之报道的齐地商代遗址有443处,其中通过考古发掘认定的仅有33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济南大辛庄遗址、滕州前掌大遗址及桓台史家环壕遗址等。
①济南大辛庄遗址:位于济南东郊大辛庄村东南侧的缓坡地上,距市区5余km,这是一处以商代遗址为主,并保存有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堆积的遗址,面积约30万m2。大辛庄第二期房址发现5座,其中4座为地上建筑。房址西南部安灶坑,套间房为双间串联式,坐南朝北,东侧一小间的北墙开一门,房内界墙也开一过门,墙壁版筑而成,保存较差。
②滕州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城区南部25 km处的官桥镇前掌大村,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这处遗址,后经多次发掘,证明前掌大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既有居住生活的遗迹,又有高规格的贵族墓地。前掌大中字形大墓上的享堂为一地上建筑,面阔3间、进深3间,屋顶做四阿(四面坡式顶)重檐式,周围由21个立柱支撑,支柱立于柱洞内,洞深60 cm,直径45 cm,内以青灰膏泥夯打并垫以石础,坐北朝南。又从南北两侧墓道内外的柱洞布局看,应各有长廊式建筑覆盖。
③桓台史家环壕遗址:位于桓台县西北、史家村西的一个高埠之上,遗址南北长500 m,东西宽500 m,面积约25万m2。遗址北部为商代墓区,隔环壕向南为祭祀区,西南部则为居住区。其中以龙山—岳石—商代连续使用的环壕、岳石文化晚期木构架水井和晚商时代祭祀坑最为重要。
2)建筑特点
①宫殿、宗庙建筑:齐地的商代考古已发现国君级别的墓地两处,贵族中型墓也发现数处,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发现他们居住的宫殿、宗庙和大型建筑。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既有类同殷墟西北岗王陵的居高气势和结构规模,必也有不低于殷墟甲、乙、丙三组建筑群数量的宫殿和宗庙建筑,这从1991年前掌大中字形大墓上的享堂建筑规模结构遗迹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根据资料表明:当时大建筑是由正殿、廊檐式回廊等构成,屋顶形式当是四阿(四面坡式顶)重檐式。
②普通房屋:山东商遗址中所见房屋多为平地起建,是一种先挖基槽立木骨,再填土夯筑墙壁,后盖屋顶的房子。平面有长方形、圆角方形。结构为单间和套间式两种,另外还有少量地面抹白灰面的半地穴式房子。
③半地穴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建筑。大汶口晚期已通用地上建筑了,但因半地穴式有冬暖夏凉,建筑上省工省料的特点,到商代仍为许多居民采用。其建筑程序是:先在平地挖0.5~2 m深的浅坑,坑壁作墙,倚墙立柱,室中央立一大柱撑顶,屋顶多作四角攒尖式,或利用两面墙的内柱建成两面坡式顶。穴壁一边铲挖出台阶通向地面为门道,地面一角有半圆形灶,穴壁之上垒短墙,墙上开小窗。
④辅助建筑:房屋周围常设有深浅不一的窖穴等辅助建筑,有圆形、不规则形,用于储藏。有的周壁及窖底经拍打,留有上下门道。窖穴废弃之后,成为垃圾坑。
4.1.6 总 结
先齐地域建筑的特点如下表4.1:
表4.1 先齐时期地域建筑特点
(来源:自绘)
4.2 齐国建筑的型制及特点
4.2.1 建筑类型
1)礼制建筑
在建筑史领域中,始终没有对礼制建筑的概念做过专门的、明确的解释,只有一些著作在叙述过程中提到过有关礼制建筑的内容。如“奉祀祖先神位的房屋称为‘庙’,奉祀自然神灵的台形建筑称为‘坛’,可合称为‘坛庙’。中国建筑史学或称其为‘礼制建筑’,是中国数千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的最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1]
仅从字面意思来讲,礼制建筑是用于古代礼制目的,举行有关礼制仪式活动的建筑。
“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齐国的礼制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只能从一些考古出土器物的图案上加以推测。例如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郎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此墓位于临淄区齐都镇郎家庄东侧,北距齐城南城墙半公里左右,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墓主人是齐国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残片,其中一个残片的图案反映了当时齐国礼制建筑的形制。此图案即有平面,也有立面,图中共画有四座房屋,分别处于东、西、南、北方向,每座房屋面阔三间,屋顶皆为中平外坡,有短柱支承,柱头有斗。图中人物共12名,有的躬身相向而立、有的腰佩刀剑、有的手举器物等。图像中央绘有圆形图案,四周环形水纹(见图4.7)。
图4.7 东周,漆器图案,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
(来源: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1977年《考古学报》)
图中那两两相对的四座房子很有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明堂辟雍”的真实写照。
2)宫室建筑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生活的进步,才开始出现宫室。何谓宫室?《尔雅•释宫》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和室都是房屋的意思,区别开来,宫是总称,指整所房子,包括外面的围墙;室只是其中一个居住单位。上古时代,宫指一般的房屋住宅,没有贵贱之分。秦汉之后,只有王者所居才称为宫。
齐都临淄故城是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其中小城是齐君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宫城。在其北部偏西有一座夯土台,称为“桓公台”,是齐国宫室建筑中一座高台建筑的台址(见图4.8)。
图4.8 桓公台建筑遗址实景
(来源:网络)
据探测得知,此台东西长86 m,南北宽70 m,台基呈椭圆形,现台高14 m,为齐故城的制高点。台南坡稍缓,东、西、北三面呈陡壁。桓公台东北150 m外,原有河沟围绕,是小城内的排水系统,现已淤积如平地。在桓公台东北约1 000 m处,现存一处6 000 m2的宫阙遗址,高出地面约0.5 m,俗称“金銮殿”。它是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建筑群的一部分,曾经在此出土了铺地花纹方砖、屋脊砖,及有树木双兽纹、树木卷云纹瓦当等。登台远眺,齐故城万象尽收眼底,令人生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之叹。
在齐故城大城区域内,还存有多处建筑台基,是当年齐王的离宫别苑,主要有“雪宫台”“梧台”“遄台”等。
雪宫台位于临淄区皇城镇曹村(原名雪宫村)以东,现台高4 m,南北长30 m,东西宽50 m(见图4.9)。
雪宫因近齐故城雪门而得名。据史书记载,雪宫是齐国的宫外之宫,是齐王的离宫别馆。雪宫初建,在公元前600—585年。《晏子春秋》记载:“齐侯见晏子于雪宫”。齐宣王时对雪宫进行了扩建,筑馆阁、浚池沼、植树木、畜鸟鱼,方圆四十里,可以宴宾客、恣游猎,但不许百姓进入。
图4.9 雪宫台遗址实景
(来源:网络)
梧台位于齐国故城西北10 km处,是齐国宫台遗址中最雄伟的一座。梧台始建于春秋时代,是齐国议事的宫室,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经下榻的地方。它状如山丘,现高18 m,周长220 m,占地16亩(见图4.10)。台东有康浪河,自南向北流去。登台西望,可见寓公山下的棘邑故址,东南望可见故城遗址。
图4.10 梧台遗址实景
(来源:网络)
遄台位于临淄区齐都镇小王村南约1 km的地方,是一夯筑台基。台高5 m,南北长60 m,东西宽50 m(见图4.11)。它虽历经2 000多年的沧桑风雨,仍高大如丘。台上松柏成林,台的东部已经尽失原貌,西部仍可见明显的台阶痕迹,并有古槐数棵。沿着舒缓的东坡,登上宽阔平坦的台顶回望,故城遗址尽收眼底,顿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感。
图4.11 遄台遗址实景
(来源:网络)
遄台又称歇马台、戏马台。关于这个名称的来历,一种说法是,齐国时这里是边疆信使进入都城的最后一个驿站。信使鞍马劳顿来到这里,要进行适当的休息,因此才有歇马台之称。另一种说法是,当年齐王经常和那些贵族、大臣们在这里赛马,马跑累了即在台下休息,故有歇马台之说。传说台下平地就是先秦时代齐国军队操演集合的地方,也是国家赛马场。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时,齐国宫室为夯基、土木石结构。管仲曾在《管子•形势解》中比喻说“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新爱也,不以其理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也记载,齐景公“欲以圣王之居限”来招致诸侯,晏子便针对景公这种想法,详细讲述了古代圣王爱民行善、德义治国的事迹。井言“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即建筑宫室时,土石垒砌不讲究文饰,用木支撑不讲究文饰、不讲究镂花漆红,让百姓看到后懂得节约,启发景公认识自己大兴土木、不厌雕饰的错误。这就道出了当时从上到下建筑的主料为土、石、瓦、木。(www.xing528.com)
齐国的宫室建筑主要由堂屋和庭院两部分组成。堂屋是宫室的主体建筑,一般用来接待宾客、祭祖和举行较大典礼仪式。《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就载有:“君之来速,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堂后的建筑为室,用于寝居;两侧的夹室称为厢;堂前的走廊如果廊中建有房子的则称庑;不建房子的称廊。
所谓庭,即指堂前的露天空地,面积一般较大,庭中一般还种植槐、柏等树。堂后与室之间,一般也有露天空地,称后庭、后世或称为院。所以,《管子•明法解》有“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的记述。
从史料记载和遗迹发现来看,由于当时齐国国力强盛,且齐君以高为贵,所以齐国宫室为高大的台榭建筑,气势雄伟,装饰富丽堂皇(见图4.12)。此外,齐国统治者还认为修建高大华丽的宫室台榭建筑也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管子•事语》中记载到:“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管子•乘马》中进一步讲到:“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图4.12 齐王宫微缩景观
(来源:解维俊主编《走进齐都》)
3)住宅建筑
住宅建筑是建筑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也是最基本、数量最大的一类建筑。齐国的住宅建筑包括大夫住宅和民宅两大部分,目前在考古中还没有实物出土,只能从文献资料中来探寻齐国民居的建筑特点与装饰艺术风格。《仪礼》中曾比较详尽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士大夫们的住宅制度。根据记载:当时齐国士大夫的住宅大门为三间,中央明间为门,左右次间为“塾”;门内为庭院,上方为堂,是生活起居、会见宾客和举行仪式的地方;堂的左右为“厢”,堂后为寝。住宅由这些门、塾、堂、厢组成。这种形制相沿至汉代无大的变化。
齐国的民宅与士大夫住宅相比,则简单许多,面积也小许多,基本上是以平房为主(见图4.13)。
图4.13 齐民宅微缩模型
(来源:自摄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齐国住宅建筑的组合布局基本上采用大致均衡对称的布局方式。大多是沿着纵轴或横轴线进行布置,其中多数住宅以纵轴线布置为主,横轴线布置为辅,这样可以保证住宅坐北朝南,获得良好的朝向。住宅建筑的组合布局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纵轴线或横轴线上先布置主要建筑,再在院子的两侧布置两座体量较小的次要建筑,构成“门”或“H”形的三合院(见图4.14);另一种是在主要建筑对面再建一座次要建筑,构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庭院,也就是习惯上我们所称的“四合院”(见图4.15)。四合院的四角通常用走廊、围墙将四座建筑连接起来,构成封闭性较强的整体。
图4.14 齐国住宅三合院推想图
(来源:自绘)
图4.15 齐国住宅四合院推想图
(来源:自绘)
这种布局方式是受我国古代社会宗法和礼教制度影响的结果。由于这种居住建筑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长幼、男女、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使家庭内部的等级区别得到较好地处理,既保证了居住安全,又形成了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堪称形式与功能完美结合的设计,所以成为当时齐国的一种主要的民居形制。这种建筑型制后世变化不大,无论宫殿、衙署、祠庙、寺观、住宅等都较广泛地使用这种四合院的布局方法。
4)作坊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国力强盛,民众殷富,工商业发达,齐都临淄是众诸侯王国都城中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考工记》记载:有关百工之事,分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六部分30个工种,分别对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诸器等制作做了详细记载。这就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已具有了明确的手工业专业分工,齐国的冶铁、冶铜术、建筑术、制车术、制陶术、纺织术、煮盐术都在诸侯国中处于领先地位,齐都临淄也是当时中国手工业的科技中心。
据考古资料表明,齐国故城内,已经发现冶铁、冶铜、铸钱和制骨四种手工业作坊遗迹,其中以冶铁遗迹发现最多,小城两处,大城四处;冶铜遗址共发现两处,一处在小城南部;另一处在大城东北部;铸钱遗址发现两处;制骨作坊遗迹范围较广,主要在大城东北部。
根据资料表明,当时齐都临淄的手工作坊主要集中在小城的南部和大城东北部和北部,这与《管子》的四民分业定居的思想密不可分,即“工贾近市”。手工业作坊建筑基本上是以平房为主,由于工种不同,平面形态没有固定的模式,建筑的平面布局一般为平房建筑围合成院子,工匠们在院子中加工制作各类手工业产品。院子面积大小根据工种不同有大有小,院子四周由四面建筑或三面、两面甚至一面建筑加围墙进行围合(见图4.16)。
图4.16 齐手工业作坊(制车)微缩模型
(来源:自摄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5)商业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统治者采取了诸多优惠工商的政策发展贸易,如“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2],这就说明当时不准重复征收税赋。再如减轻关税,其税率规定为五十分之一。还有为来齐国经商的人提供优质服务,设立专门机构《有司》等。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各国商贾来齐,如孔子的大弟子,大商人子贡也是“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于之抗礼”[3],子贡一直在齐国经商到死。
由于这些优惠政策,当时齐国商业繁荣发达,人民富足,齐都临淄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会,与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并称为全国三大商品集散地。
齐国商业建筑的类型有诸多,主要有酒馆、各类手工业产品的零售商店、娱乐场所等。另外,许多手工业作坊不仅可以制作手工业,也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这样可以极大地节省运输成本。齐国商业建筑基本上是以二层左右的房子为主,既有平房,也有二层房子。由于商业类型众多,所以商业建筑没有固定的平面形式。根据“处商必就市井”的原则,商业建筑大多都是沿路两侧设置(见图4.17)。
图4.17 齐沿街商业建筑微缩模型
(来源:自摄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6)军事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频繁激烈,因此城市普遍设防非常严密,这成为当时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齐国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在称雄争霸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军事斗争是其扩张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此,齐国产生了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军事建筑艺术。齐国在争霸过程中经常是烽烟四起,战火不断,为了自卫和防御,在具有外来威胁的边境地区常筑长城堡垒以拒敌,中国的长城修筑自此掀开序幕。齐长城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为争霸天下而修建的军事防线,位于鲁中丘陵的南北分水岭上,全长600多km(见图4.18)。据文献记载,齐长城不是一次筑成的,而是经过多代君王自西向东不断修筑才完成的。它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比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早400多年。
图4.18 齐长城遗址
(来源:网络)
齐长城的建筑特点主要包括齐长城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功能的设计与完善、建筑技术等方面的内容。齐长城是齐国多代国君集全国之力而修建的一项涉及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永备性的军事战略工程。自古有“兵者,国之大事也”之说,因而在兴建齐长城之前或修筑过程中,肯定要有周密的规划设计,这种规划设计的制定,又必然是从齐国当时所处的整个地理环境出发的,也就决定了齐长城建筑的第一大特点,即齐长城选址的科学性。从现存遗址看,齐长城基本是建在整个泰沂山区和胶南高地南北分水岭上,这条分水岭因齐长城行经其上,所以在许多史志中一般称作长城岭。将长城建在分水岭上的好处如下:
①可以充分利用分水岭这一天然屏障的优势。由于泰沂山区的分水岭具有连续、陡险的特征,这种地形在冷兵器时代原本就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且不说战车,就是徒手士兵也极难翻越,因此在有些地段可以用天然的山险来代替城墙,从而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②将长城建在分水岭上,可以避免雨季洪水对长城的破坏,从而提高长城建筑的安全性。
③将长城筑于分水岭上,有利于提高防御效能。因为分水岭本身在地势上就高于两侧,将长城建在其上更可居高料敌,提高防敌备战的功能。《孙子兵法》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齐长城的规划设计正是充分借助了地形地势之利。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发挥功能与便利的设计原则,是齐长城建筑的又一特点。齐长城在设计和兴建过程中,为了充分满足建筑功能的需要,仅建筑型制就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夯土长城、石砌长城和山险替代长城。夯土长城主要出现在平原和矮丘地段。土城墙一般就地取材,从现有的资料看,黄土、黄黏土、沙土、砂砾土都有(见图4.19)。从夯筑技术看,当时的技术规范还是比较严格的,位于长清县广里村北夯土长城的夯土就是用圆木棍夯而成,结构致密坚硬,夯层大都呈水平分布,厚度基本相等,夯窝密集。齐人在筑长城时,还使用了许多辅助的加固技术。
图4.19 齐长城遗址长清段土筑城墙
(来源:张光明著,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①基础加固,如临朐、安丘的一些夯土长城地段就是先用天然大石块砌成墙基,以提高城墙坚固程度,然后再在其上进行夯土筑城。
②有些城段的墙体是沙土混筑的,为了提高坚固程度,一般都用了加盐水板筑的方法,至今某些墙段还可见盐渍。
③在城墙上栽种棘丛以达到加固墙体的目的,这是在其他长城中所少见的。
石砌长城最具特色的是体现了《孙子兵法》“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的军事原则。齐长城的石砌城墙一般都是按此原则来构筑的(见图4.20)。
图4.20 齐长城遗址博山石砌城墙
(来源:张光明著,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从建筑技术特点上看,随山势而筑的城墙,多数是由大小不一的自然石块砌成,一般不用灰浆等物凝固。石砌长城的建筑技术并不突出,但是采用的施工方法是多样的,目前可见的有用石块干垒构筑的,有内外墙体石砌而中间填充砂土碎石的,有为了提高坚固程度而采用层叠筑城技术的。石砌长城的最大特点主要体现在山险替代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
从功能设计上看,无论是夯土长城、石砌长城,还是山险替代长城,其中的共同特点如下:
①能够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与技术性。
②能够充分利用地势的特点,以降低建筑成本,从而大量节约人力、物力。
③使军事防御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总之,齐长城作为齐国历史上延续修筑时间最长、工程总量最大的军事建筑防御工程,是齐国科技和国力的综合体现,是齐国军事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
7)陵墓建筑
齐国的葬俗有其地方特色和自身特征,反映了齐地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齐墓可分为大型国君墓、大中型贵族墓和小型平民墓。其特点是西周以前一般为土坑竖穴小型墓,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规模宏大、封土大、封土高,其墓形制为“甲”“中”字形墓室,盛行木质棺椁,石构棺室,常有大量车、马、狗等殉物。殉人和殉马葬俗是其葬制的主要特点。
图4.21 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平、剖面图
(来源:张光明著,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殉人是奴隶社会大型贵族墓葬出现的葬俗之一,盛行于晚商时期,西周时期渐少,东周时期随着封建制确定而渐被木俑或陶俑取代。而东周时期奴隶杀殉葬俗在中原地区已不存在,但齐地还较普遍存在,是为齐墓葬俗的特征之一,至战国晚期齐国人殉葬俗消失。如临淄郎家大墓,此墓为春秋战国时期,发现殉人9具,陪葬者17人(见图4.21)。
至迟自春秋战国之际,齐国也实现了由车战到骑兵的转变,出现了骑兵。马的重要作用历来受到人们特别是帝王将相的重视和喜爱,在古代盛行厚葬的情况下,马就成为重要的殉葬品之一。地处我国东方的齐国,原为夷人居地,齐承夷俗,自始就有厚葬和杀殉之葬制,齐地发现车马殉葬亦所必然。如临淄齐故城齐景公墓大型殉马坑,该墓位于齐故城东北,1972年发掘,此处也是西周至春秋时期齐国君王墓地。现发掘陈列106匹,勘探知殉马坑成曲尺形,东西各长70 m,北面为75 m,全长215 m,宽5 m。1964年发掘了北面54 m,发现殉马145匹;1972年又发掘清理了西面南端30 m,发掘殉马83匹。据此排列密度推算,全部殉马应当在600匹上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所见空前。该墓殉马分两行,井然有序,马头向外,昂首侧卧作奔走状,排列在前的5匹,颈系铜铃,是临战威姿(见图4.22)。
图4.22 临淄东周墓殉马坑
(来源:自摄)
4.2.2 建筑的装饰艺术
与齐国建筑的形制相比,建筑装饰艺术是齐国建筑当中最富有地域特色的部分,虽然当年的齐国建筑没有实物保存下来,但是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建筑装饰艺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材料
随着建筑科技的进步,西周时期板瓦、筒瓦、人字形断面的脊瓦和圆柱形瓦钉等新材料在建筑领域层出不穷。这些建筑新材料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以前草顶所带来的漏水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屋顶的防水能力,而且提升美化了房屋的整个外观形象,使整个房屋具有很强的装饰美感。瓦的使用是中国古建筑进步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建筑的屋顶已广泛大量使用青瓦覆盖,齐国也不例外。这时除板瓦以外,还出现了瓦当,瓦当是古代宫室屋檐上的筒瓦之头。齐瓦当纹饰可分为素面、画像纹、图案纹、文字瓦当,临淄发现的多数是图案纹瓦当,主要有树木双兽、树木双禽、树木卷云、树木双目等,文字瓦当也占有一定的数量,都是写一些吉祥、祝愿的话语。齐瓦当的纹饰图案布局极富特色,一直是以树木纹占主导,这是齐瓦当的独特之处,也是与秦瓦当以及其他地区瓦当纹饰的区别所在。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所发现的瓦当相比,齐国的瓦当以务实、开放、创新的齐文化为基础,无论从形状、主题、纹饰等方面来讲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出土瓦当的种类和数量来讲,其他国家的瓦当也不能与之媲美(见图4.23)。根据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出土的不同纹饰的齐瓦当就达500余种,数量达1 000多件。而河北易县燕国都城燕下都发现的不同纹饰的瓦当只有30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齐瓦当,以简洁洗练的装饰手法和浪漫唯美的艺术风格,成为齐国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
图4.23 临淄战国齐瓦当拓片
(来源:张光明著,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总之,齐瓦当作为实用建筑构件与美术创作相结合的艺术产品,是我国古代最具有写实美学风格的瓦当。它不仅以质朴率真、真实活泼的个性特征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而且还有很高的学术、考古价值,对我们了解齐国人的建筑习俗以及审美心理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砖的方面,当时齐国已开始应用条砖、方砖、空心砖、花纹砖等砖材,有些砖材的表面有精美的花纹装饰,这些新出现的建材被应用于建筑领域以后,丰富了齐国建筑的装饰元素,使整个建筑的装饰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2)色彩
建筑色彩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时建筑性质和规模都有严格等级要求,而建筑的色彩是体现等级的重要方面。因此,齐国建筑色彩也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观。比如,房屋中柱子的颜色就有等级之分,《春秋榖梁传注疏》载有:“楹,天子丹,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黈。”这里所描述的楹即是柱子,意思是说帝王房子中的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大夫阶层用青色,平民只能用黄色(木材本色)。
由此可见,当时宫室建筑基本上由灰瓦、红色木构架、粉墙三种色调构成,形成色彩鲜明的时代特征。
3)结构构件
齐国建筑的结构构件与色彩一样,也具有严格的等级观。例如建筑中的重要结构部件斗拱,统治者往往把斗拱层数的多少作为衡量建筑等级的标准之一,斗拱层数越高,表明此建筑物的重要性越高;反之,则越低。只有宫室、寺庙及其他高级建筑,才允许在柱上和内外檐的枋上安装斗栱,平民百姓的房子不允许使用斗拱,只能用木挑檐。《礼记•礼器》所载的“管仲……山节藻梲”,也是指建筑物的重要构件,其中节是坐斗,梲是瓜柱。其意思是说在坐斗上画山,梁上短柱画藻文。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建筑的结构构件上已施彩画,彩画的内容和颜色也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4.2.3 建筑技术
“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4],我国古代传统的木构建筑始终以这样一种建筑模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建筑也不例外。阶是建筑的基础,梁以上部分为屋顶,而连接台基与屋顶的则主要是墙和柱。按照这样的划分,对齐国建筑技术的分析主要从基础、柱、墙体、地面及墙面和屋顶等方面着手。
1)基础
齐国宫室筑土前先夯实墙基,砌垫石块,这就是“基”。在木构架的每根支撑柱下往往也要垫上大石块以防地基下沉,称其为“础”。目前齐都临淄城的多处宫室遗址为当时建筑的基础。《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曰:“景公为西曲潢,其深灭轨,筑室于曲潢之上,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就是说,齐景公建筑宫室,要筑基础,还要修筑雕绘。
2)柱
我国古代土木结构建筑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墙体不是主要的承重结构,屋顶的大部分重量都由柱子来承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建筑常有墙倒而屋不塌的现象。所以柱子的建造对于整个房屋来说非常重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房屋的坚固程度和使用年限。齐国的柱子主要是木材质的,木柱又分为墙内柱和墙外柱,墙体中的柱,除起加固作用外,还负担着房顶的重量,有时甚至墙体主要起隔绝室内外空间的作用,房顶的重量主要压在柱上。墙外的柱既起着承担房顶重量的作用,也可以分隔室内空间。
齐国宫室建筑在基础之上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在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通常是用横向的枋联络柱的上端,并在各层梁头和脊瓜柱上安置若干与构架成直角的檩。这些檩上除排列椽子承载屋面重量外,檩本身还具有联系构架的作用,以增强整体的稳定性。这样的两组木构架形成的空间称为“间”,一座房子通常由若干间组成。一座建筑的间数,除少数例外,一般都会采用单数。
3)墙体
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的大量出现,城墙普遍使用夯筑技术,也促使了夯土墙在房屋建筑中的广泛应用。从残存的齐故城大面积宫殿建筑遗址看,齐国宫室多以土捣实作墙。
4)地面及墙面
我国古代传统房屋建筑的室内是相当潮湿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建筑大多建在自然土壤上,由于自然土壤的毛细现象,水分不断上升到表面,特别是阴雨天时,这种湿气不断上涌造成屋内是十分潮湿的,长期居住,必然会伤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墨子》中就有“下润湿伤民”的记载。所以智慧的齐地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潮措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烘烤,也就是将地面和墙壁烘干,这种方法从史前到夏商周时期十分普遍。但是这种烘烤方法的作用时间有限,时间一长,作用就大为降低,于是齐国人民就在房屋的地面和四周墙面涂一层防湿气侵入的材料来达到防潮的目的,同时此举也可使室内环境整洁、美观。
综合起来,齐国时期对房屋地面及墙面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烘烤:这是从史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处理方式,在齐国时期仍然比较常见。
②垫土:地面铺垫一层干燥坚硬的土并经夯打。
③铺砖:在桓公台周围曾多次出土铺地花纹方砖等,这说明齐国宫室建筑已经开始用砖来进行地面铺设。
5)屋顶
屋顶是齐国建筑中最重要的结构形式。目前齐国房屋顶部的建筑实物早已不复存在,不过可以从考古发掘、文献记载、青铜器上的建筑图像所提供的信息中,对齐国建筑的屋顶技术作出推测。
“根据春秋战国时期木结构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推测,纵向构架应是这时期的主要结构形式之一,即沿房屋的纵向布置立柱,柱头上搭置纵向的横梁、楣、檐额一类的构件,作为主要承重梁架,其上再架设斜梁、大叉手或直接置椽,形成坡屋架。”[5]由此可见,当时齐国的屋架结构形式可能为纵向构架。
根据东周时期青铜器上所反映出来的建筑图像表明,当时建筑屋顶的形式均为中平外坡。概括起来其特点主要为:屋顶为阶梯式,如图4.24下面的台榭建筑,建筑屋面分为三段,中间部分的檐口略高,并作为“阶梯式”,腰檐也作为阶梯式;屋盖均为瓦覆盖,如图4.25上面的建筑屋顶刻画出条条瓦线;屋顶的具体形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形(见图4.26),图4.27与此形基本相似,只有屋盖呈凹曲线,中央屋顶两侧的披檐作形且低于中央,使整个屋顶外观具有错落有致的装饰美感。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齐国的屋顶形式可能为中平外坡且由瓦覆盖。
图4.24 战国,铜柸刻纹,上海博物馆藏
(来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
图4.25 春秋末至战国初,铜匜刻纹残件,江苏六合和仁出土
(来源:吴山菁,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1977年考古)
图4.26 战国,铜鉴錾刻纹,河南辉县赵固区1号墓出土
(来源: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图4.27 战国中期,铜盘残片刻纹,江苏淮阴高家庄出土
(来源: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家庄战国墓,1988年《考古学报》)
4.3 齐文化对建筑的影响
建筑与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1943年梁思成曾讲道:“要能够把建筑与产生它的文化土壤结合起来方可。”因此,对于齐国建筑的研究必须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中,齐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齐国建筑极富地域文化特色,齐文化的特点也决定了齐国建筑的特色与发展。齐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多元化的建筑类型,从宫室建筑到住宅建筑,从作坊建筑到商业建筑,从军事建筑到陵墓建筑都表明了齐国多样的建筑类型;齐文化的变革性、智慧性对齐国建筑的装饰风格影响极大,从极具地域特色的齐瓦当到建筑组合布局,都极具齐国的地域特色和浪漫主义海洋风格。
齐国建筑极强的地域特色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建筑文化。相反,齐文化的兼容性也决定了它对其他建筑文化的精华做到了吸收与创新,齐国建筑就是在不断地吸收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本章小结
由于建筑的延续性,本章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先齐时期的建筑特点和齐国时期的建筑特点。首先论述了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时期的建筑形式,并总结了其特点;然后,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齐国建筑的类型、装饰艺术、建筑技术的内容,并总结了齐国建筑的特点;最后阐述了齐文化对齐国建筑的影响。
【注释】
[1]萧默.中国建筑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38.
[2]摘自《管子•问篇》.
[3]摘自《史记•货殖列传》.
[4]摘自北宋沈括著的《梦溪笔谈》。
[5]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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