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化电视及媒体对社会认同的影响

早期媒体批评理论认为，电影造成观众与现实的脱离；广播电视疏远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比如削弱人们的户外生活，媒体使得人们退居家庭这个小圈子而疏远原有的社会大圈子。沿着这一理论思路，即媒体削减了人与现实生活接触，特别是出现众多年轻的电子游戏迷、因特网虫，等等。

有许多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并且对媒体使用行为十分着迷，这可能会使得他们更加孤立。然而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社会接触的减少是媒体使用直接导致的结果。人们对于“媒体迷”的关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媒体的吸引力”上转移开来。人们常感觉媒体使用是使得人们更加社会化，媒体成了“社会化代理商”——一种社会学习场合和一种参与更广泛社会活动的方法（Rosengren ＆ Windahl，1989）^[50]。

人们经常与别人分享参与媒体的经验，特别是在看电视、电影和玩游戏的时候。媒体（比如电视、音乐等）被用于取悦自我或他人，并使社会交往更加顺利，因为共同的媒体经历会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媒体体验；媒体的内容（新闻，故事，演出等）为人们提供谈资话题，特别在与陌生人接触时，讨论与媒体有关话题尤其重要，可以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家庭媒体经常是做家务或其他活动的背景，比如Kubey ＆Csikszentmihalyi（1991）报告，63.5%的电视开机状态下，人们在看电视的同时正在做其他事情。

Rosengren ＆Windahl（1989）的瑞典媒体小组在对儿童发展的长期研究中发现，许多儿童发展与媒体使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有着各样复杂关联的证据。他们发现“儿童电视观看和他们的社交活动间的关系”中，年龄（学校中的年级）、性别和社会阶级都影响他们的媒体使用。

有研究发现，对于7年级的中产阶层的男生（13岁），电视提供了“一个从家庭与父母中脱离，来到同龄的人社交中的通道”。对于那些经常看电视的9年级男生来说，电视是一个联系家庭、父母和学校的联系方式。作为一种社交化代理人的电视，显示出在社会角色特征方面的功用。(www.xing528.com)

日常社交活动非常复杂，并且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消磨时间方式。大多的媒体使用可以是社交性的，或者不是个人选择决定的，这主要看人们现实生活的资源如何（根据金钱、机动性、可交往的朋友以及社会接触）。这就是Rosengren 和Wingdahl（1972）所谓的“互动潜能”，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交往存在诸多不易，媒体使用通过提供一种现实生活社会交往的替代品，有助于减轻由于隔离造成的孤独和压力感。大众媒体可以加大，也可以缩减人们社会接触，甚至替代真正的与他人进行的交往活动。因此，个人的社会交往潜能可以通过大众媒体扩大，其程度正如同被大众媒体缩小的程度一样。如今，各类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印证了这一观点。不过，证明“社会孤立和媒体使用间是相关的”的例子很难的。（Canary ＆Spitzberg，1993；Finn ＆Gomm，1988；Perse ＆Rubin，1990；Rubin，Perse ＆Powell，1989）。

James Lull（1982）在进行家庭调查后提出了“电视的社会使用类型”，其中的一些观点也适用于其他媒体。他认为，第一类是“结构型”观点，依照这种观点，媒体为日常生活活动提供了一个时间表，由早间新闻播报开始，伴随着早餐，并且根据日程表继续下去，标志出休息时间，用餐时间，还有下班时间，甚至晚间的休息也伴随着熟悉的电视电台节目。这就是Mendelsohn（1964）所谓的“无线电的日程安排功能”。这种由媒体衍生出来的时间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情感上的陪伴，并且划分出每天的时间段，有助于安排事宜。第二类是“相关性”观点，它概括了前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并认为媒体内容是人们交谈的“交换货币”，媒体也是一种可以缓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的方法；第三类是“加入与回避”观点，这涉及社会关系的动态波动，即认为人们可根据媒体提供的内容选择以不同参与程度加入同一活动（比如电视上的足球比赛）。“回避”则更加多样，涉及对特殊媒体的使用，比如看书或者用耳机听音乐。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空间中，一个人阅读报纸往往表达着希望独处的意思。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不同房间分设多个媒体设备会分散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些设备单独的使用避免了搅扰他人，但也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由社会回归家庭原本的加入模式转变成再次分散。如今，许多家庭成员，每天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各自对着触媒（Iphone ＆iPad等），浏览属于各自的自媒体（微博、微信等），彼此的生活距离似在拉开，但同时可能多了些谈资。

Lull将媒体的最后一种社会使用称为“社会学习型”，这牵扯到在家庭中控制媒体使用的社会力量，从决定选择哪一份日报到电视遥控器的控制权，还包括媒体硬件软件的获得的决定权，这主要涉及利用媒体获取信息和专门知识，以及在同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接触中扮演意见领袖角色的专家的意见（Katz ＆Lazarsfeld，1955）。人类学在家庭中的研究表明：媒体使用非常复杂，这些因素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同的（Morley，198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