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硅谷的经验和模式
1）硅谷的经验
有人曾恰当地把20世纪的硅谷现象与14—17世纪（1350—1600年）起源于意大利而盛行于全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两者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可以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类似的动力源泉（俞孔坚，2001）。
一是努力创新与积极创业。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技术革命和艺术创新一样，成千上万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忘我的创业精神和敬业态度，在硅谷夜以继日地奋斗着，有的是初次创业者，有的已经创业成功进入富人行列甚至进入了美国前2%最富裕家庭的行列，但他们仍然留在硅谷继续努力工作或再创业。如出生并生长于乌克兰基辅市的马克斯·列弗琴，前苏联解体后，列弗琴一家迁往美国并定居芝加哥。从伊利诺斯大学毕业后，列弗琴创办的公司与一家做金融服务的网站合并改名PayPal公司（开发网络支付系统）。在列弗琴开发PayPal系统期间，他吃住都在办公室，床具就是一个睡袋。他的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住所：毫无秩序地混乱，让人看了惊慌，纸箱就是卧室家具，废弃的电脑盒权当餐桌。正是这样的努力，2003年27岁的列弗琴创业成功并将PayPal以10.54亿美元卖出，而他自己则落袋1亿美元，成为硅谷最出名的年轻富翁。成功的列弗琴并没有享受安逸，无所事事，而是选择了再次创业再次拼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脑子中充满了下一次比赛的概念，随时想着各就各位，预备，跑！这时候就不会考虑其他事情了。”
二是鼓励尝试与容许失败。硅谷几十年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允许失败的创新。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激励人们不断地尝试、不断地闯荡。同时日臻完美的风险投资机制更是激发了硅谷人的冒险精神，使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冒险与机会同在，冒险才有新的发展机会。因此，硅谷人对失败也就极为宽容，“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的失败孕育着成功”“失败对人的发展是一种财富”的理念已得到硅谷人的普遍认同，也成为硅谷人冒险创新的一种内在精神动力。应该说，硅谷这种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特有文化氛围是人类智慧发展、文明发展达到一个新层次的新升华，是硅谷创新文化、创新精神的核心。
三是崇尚竞争与平等交流。高科技产业是世界性的，竞争也是世界性的。在硅谷，每个公司每个人不仅要在现实中生存，而且要在未来中生存，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竞争，感受到危机。但硅谷人鼓励冒险、崇尚竞争。硅谷的施瓦希公司总裁戴夫·鲍特鲁克曾说：“雇员们曾问我什么时候会停止竞争？永远不会。我们永远不会有终点。想着有朝一日我们会达到某一顶峰，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在竞争的同时，硅谷人又注重向对手学习，崇尚尊重对手，在平等中交流。硅谷有许多马车轮、圆屋、俱乐部、会所等，下班后大家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进行着非正式的交流，获取有关竞争对手、顾客、市场和技术最新情况等重要信息，许多新思想、新创意正是在餐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诞生的。硅谷人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风格，使硅谷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观点。硅谷工作中最基本的方法是开放，用开放吸纳各地各种人的思想，并会在充分讨论、评价的基础上，认真吸纳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硅谷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人员的高流动性上，高人才流动率和有效人才激励机制是硅谷人才因素的显著特点，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开放性。萨克森宁（1999）认为，“高流动率迫使科技公司就经验丰富的工程人才展开激烈竞争。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里猎头公司比比皆是。公司开始用慷慨的奖金、股票期权和有趣的项目来吸引顶尖人才。试图用法律阻止员工离开公司的早期努力付诸东流，大多数公司开始接受高流动性，将其视为该地区的经营成本”。因此，硅谷成为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区，硅谷人才流动的比率是3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动率一般在15%—20%。开明的意识、开放的环境、活跃的人才流动使得人们有机会学到更多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建立起各自广泛的人际网络并使企业增加活力。可见，这种高流动性、高开放性，对吸引、凝聚高素质的人才，对充分发挥高科技人才的创造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四是以人为本与团队精神。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仅依靠个人奋斗就能实现，而必须依靠协同、合作和群体的力量。硅谷高新技术产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集聚，而人才的集聚则主要依靠“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强调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和根本地位，强调人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都应得以实现，强调每个人都应有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应该说硅谷精神是一种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这个理念的一种充分体现。法兰克·派斯特（1997）认为，“成功与胜利绝不是偶然的，必须由团队合作，全员努力，当然还要有卓越的领导者扮演改革和火车头的角色，才能带领团队走出阴霾迎向阳光，进而挥别失败超越成功巅峰”。萨克森宁指出，“即使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内在的忠诚及对优势技术的共同协议也把本行业的成员们团结起来。本地区的公司又都在竞争市场份额和技术领导地位，同时它们又都依赖这个地区独树一帜的合作实践”，“‘硅谷悖论’在于竞争需要不断创新，而创新反过来又需要公司间的合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硅谷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创新和人本。硅谷的诞生起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在这里的创业，这些开创先河的人们使硅谷成为学术充分融入产业，产业又依靠学术发展的创新圣地。硅谷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营造包括竞争压力、忧患、风险投资和协同作用氛围，构成硅谷精神的核心内涵。这个内涵又感染、影响了一切新到硅谷的人。硅谷的空间充满了求异求新的气息，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本精神体现在硅谷对个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形成科技人才的创造力和创业潜力得以发挥的社会文化氛围。
2）硅谷的模式
硅谷经过六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是技术层面或经济层面的，还包括社会和文化层面。何顺果（2002）认为硅谷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创造了政产学研为一体的发展模式
这种“硅谷现象”是科技发展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是硅谷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硅谷产生了四大划时代的变化：
第一，改变了硅谷生产力的结构，使得知识成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即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力中劳动者的结构以及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功能。硅谷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知识即脑力劳动成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而且这一手段比体力劳动能更快地创造更多的财富。早在1969年硅谷个人和家庭收入就已超过了州和国家平均水平。2006年，硅谷地区人均收入7万多美元，是美国全国人均收入的2倍。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年薪为1.42亿美元，比华尔街上市公司的执行官人均700万美元的年收入高出20倍。
第二，改变了硅谷的经济结构，使硅谷直接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即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第一次使非物质生产在硅谷经济中远远超过了物质生产，硅谷渐渐变成一个高水准的研究和控制中心，即硅谷主要的微电子公司的总部和复杂的研究、产品设计以及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公司建立的场所，而不是生产和制造中心。
第三，改变了硅谷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即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在内的技术专家阶层，这一阶层已经替代了农场主成为硅谷劳动力中比例最大的阶层。硅谷中有70%以上的劳动力是直接在高科技部门工作的，其余的大部分也是在高科技综合体的服务性和支持性部门中工作。(www.xing528.com)
（2）遵循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中小企业是硅谷最有活力的力量，也是知识经济中一支重量力量。因为在知识经济中，企业不是依靠自然资源而是依靠智力资源即科学和知识来发展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企业不需要大规模，小批量生产、柔性制造、开放式的经营模式更为合适。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调查表明，小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大企业的2.4倍。小企业更灵活、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本能。乔治·基德尔（George Gilder）认为硅谷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微观世界法则”：小的创新公司在高技术时代新的“微”技术发展中比大企业更具有天然的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的未来属于小型和灵活的企业。
迈克尔·皮奥星（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认为，硅谷的发展形成了他们小企业理论的高技术版，即小公司网络作为经济和技术组织的一种形式，比大公司更加有效。硅谷形成了有机合作的高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小公司在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既保持小规模，又具有全球竞争力，在公司规模变大时，硅谷则选择裂变的方式，将高新技术产业中标准化产品的制造部门迁往其他地区，而硅谷则保留研究和开发的功能。高新技术小企业的这种发展趋向也使硅谷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多样化的工业结构和生产结构，同时改变了硅谷的空间布局。
（3）独特的文化模式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硅谷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是它成功的最深刻而持久的因素，是美国传统的民族特性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等和现代文化在高科技时代的典型体现。《硅谷热》的作者E.M.罗杰斯认为，硅谷的这种高科技文化转变成美国人普遍的生活形态。这种渗透性的高科技文化模式有四大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新型创新文化，即允许失败的创新。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创新不仅包括科学技术，而且还包括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交往模式等各个层面。因此有人说：在硅谷，只有两种东西——人和观念最重要。硅谷对人力资源的重视超过了对其他经济因素的重视，这是硅谷创新文化的核心。
第二，它是一种佯谬文化，即似非而是的悖论或反论文化。硅谷又被称为“佯谬谷”（paradox valley）。这是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电子学就像19世纪的机械物理学一样影响了人类的世界观和逻辑观。因为电子既有波的特性，又有粒子的特性，这两种特性是相对的，而以往的逻辑认为一个物体不能同时是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样，电子学就使我们传统的逻辑失去意义，并证明我们以前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整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第亚尼（Marco Diani）提出“逻辑原则的总体失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其特征是相反的和矛盾的现象总是同时出现”的论断。这种技术上的似非而是的悖论对人们的心理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荡。硅谷人以开放、灵活、轻松的民主自居，但他们同时又是最爱“走极端”的人。英特尔总裁格洛夫曾说过：“硅谷崇尚人文主义管理和信息共享，但硅谷的公司对技术的保密却是极端化的。硅谷的建筑是封闭的，但思想都是开放的”。这种极端化为“二进制，不是0就是1”。所有这些与其人本主义特色是相矛盾的，然而正是这种佯谬文化成为硅谷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人才的超流动性、直呼上司的名字、随意穿着、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工作、雇员所有——雇员拥有股票等。这种看似随意性的“车库文化”，已成为硅谷企业文化的代名词。
第四，硅谷文化是一种时间文化，即速度文化。比尔·盖茨曾说：“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速度化时代。”硅谷的发展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速度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不是说时间在以前不重要，而是它不像现在那样具有决定性。在后工业社会，时间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对时间的争夺代替了工业化时期对空间（即对自然资源和工业原料）的争夺。这种时间文化改变了硅谷人的工作模式和劳动制度，人们不再按照工业化时代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而是按照创新的需要安排时间；不是将时间细化，而是将其大段大段地分割，经常性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工作到深夜或凌晨几乎是今日硅谷高科技人员统一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电子网络改变了工作和休息的含义。在硅谷盛行的弹性工作制尽管首先是一种劳动方式的变化，但也反映了硅谷人在时间观念上的改变，新的时间理念改变了硅谷的福利结构，与美国其他地方关注物质福利不同，假期时间在西海岸一直是历史性的最受欢迎的福利，周期性休息在硅谷高技术企业中已司空见惯，30%的海湾地区雇主提供雇员在工作一年以后享受三周以上的带薪假期，而全国的比例仅为17%。
（4）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互动的模式
硅谷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风险投资也成为促进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硅谷地区成功发展的实践证明，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催化剂。美国是世界上风险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已占世界风险投资50%以上，而硅谷则吸收了全美约三分之一的风险资本。另外，美国几乎50%的风险投资基金设在硅谷，最集中的地方是门罗公园市的沙岭路（Sand Mill Road）3000号，它已成为风险投资的代名词，在硅谷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有200多家。因此，可以说硅谷是高科技中心，也是全美风险性创业投资的主要活动中心。大量的风险资本的发展和大批风险投资家的涌现，促进了硅谷的发展；而硅谷的发展又促进了风险资本和风险业务的扩大，为风险资本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二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发展。图4－3描述了典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周期中风险资本的不同功能变化。
图4－3 风险资本循环图
由上所述可知，硅谷模式是一个复杂的高科技发展的产物，且在不断地演进，现在还很难给它一个完整的定论，因此，可以说硅谷的发展模式不是僵化的，不是大学、科技园区和资金的机械“三合一论”。这种模式是有机的，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有利于高科技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制度环境以及支持高科技发展的理念和文化。尽管硅谷的发展还在完善，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离婚率高，经济过热甚至20世纪80年代还引起一场“非增长”运动，目前的金融危机也使硅谷面临着转型的发展，但这些问题不能泯灭硅谷发展的成就，特别是它对高科技产业以及整个美国经济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也将最终促使硅谷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