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区升级为科技新城

3.2.2　从工业园到科技新城

1）新城理论简述

“新城”（New Town）是以“卫星城”（Satellite Town）演变而来的，而卫星城又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1915年，美国的泰勒（G.R.Taylor，1851—1938年）为了把工厂从市区迁入郊区，以分散特大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提出了在大城市郊区建立“卫星城”的概念。所谓“卫星城”是借用宇宙卫星和行星的关系，以表明子城与母城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般来说，卫星城是指大城市管辖区范围内与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与中心城市密切相关，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卫星城是现代化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按规划建设，有一定规模，可以分担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功能，是中心城市职能的延伸。卫星城可以是设计配套完整的“卧城”（Sleeping Town），也可以是功能较为综合的“新城”。192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通过了为防止城市的过度发展而应当建立卫星城市的决议。这次会议还对卫星城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认为卫星城是一个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具有现代城市性质的独立城市单位，但同时又是从属于某个大城市（母城）的派生产物。

在二战后期，为了能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次序，英国政府邀请艾伯克隆比教授（P.Abercrombie）和弗斯肖（J.H.Forsham）着手研究大伦敦地区的规划，准备在战后重建伦敦。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大伦敦规划”中，以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城市过大的弊病，将霍华德、盖迪斯和恩温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主张合理布局工业和人口，计划在伦敦外围建设8个新城镇，以此疏散伦敦中心区的人口和产业（图3－10）。起初他们将这些城镇称为卫星城，后来又改为“新城”，新城一词由此产生。

图3－10　1945年的大伦敦规划示意图

所谓“新城”，按照《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规划形式，其目的在于在大城市以外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医院和产业，设置文化、休憩和商业中心，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杨东峰（2006）认为新城是现代城市规划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具有丰富的内涵：①作为一种规划理念，它源于人们对大城市恶性膨胀问题的理性反思；②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在战后城市快速发展和大规模重建的背景下，他成为解决大城市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集中的应对之策，成为实现区域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有力手段；③作为一种建设实践，它在田园城市等早期实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二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规模新城建设的实践，并且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形成了遍布世界范围的新城建设浪潮；④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它与西方城市郊区化进程紧密相关。这种郊区化进程最终产生两种重要的空间形态：一种是在缺乏主动规划和在私人力量主导下，受到商业利益和消费者偏好驱动而产生的在大城市边缘呈现出无序蔓延的形态；第二种就是在政府宏观目标指引和规划控制下，有意识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规划建设起来的新城。美国基本选择了前者，而欧洲则遵循了后者。

大城市快速发展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通态势，二战结束后，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市中心人口密度过高，城市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拥挤，使城市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大城市都把在郊区发展新城作为疏散城市市中心人口的战略选择。在新城建设上影响比较大的有英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

英国的新城建设是二战后英国城市建设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它不但在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和工业疏散、地区经济的增长、住房建设的推动、就业通勤距离的缩短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广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被规划界誉为“规划皇冠上的明珠”。基于英国官方1995—2016年间的500万户住房计划的开展，新城建设仍是英国长期的战略对策。英国政府对新城建设一直予以高度重视。1944年，在政府的组织下完成了大伦敦规划；1945年，英国中央政府直接拨款成立了新城开发公司；194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新城法》；1952年，进一步通过《新城开发法》。根据这两个法案，中央政府组建了新城委员会，对新城开发公司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从职责来看，新城开发公司负责开发新城，新城委员会负责管理新城。新城委员会提出的新城开发一般原则主要有：①新城应该自给自足；②新城应该能够平衡就业和生活，保证新城居民能够就地工作和生活；③新城选址要与中心城市保持较远距离，选用地价较低的农业用地，而不允许选用建成区边缘地带土地。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先后建立了33个新城，这些新城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功能而开发的，每个新城由若干个居住社区和工业区构成。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英国新城的功能也由此从转移过剩人口和工业，转向协助大都市中心区的经济发展。早期英国新城的人口规模约10万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平均人口达25万人左右，目前在43万人左右。

日本将新城建设作为解决大城市不断膨胀、导致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而采取的对策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距东京城市中心25—60km的郊区，靠近铁路或高速公路干线，曾经建设了7座新城。在日本全国，300km²以上规模的新城约有30多座，其中多数是依附于中心城市的居住区，少数是有工业区的新城，还有2座科研和大学城。由于新城多为卧城，自身功能不健全，生产和生活服务不配套，其居民主要在中心城市上班和娱乐，因此对疏散大城市人口的作用不大；同时，因产生了新的通勤交通需求，使区域交通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多数新镇并未真正起到疏导大都市区人口和产业职能的作用，仅对缓解大都市住房紧张起了一定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开始了新城规划，在东京都1986—1995年的十年都市再开发计划中，规划建设了文京、半岛、新宿、泥谷计四个新都心，分担部分都心职能，并在东北地区、东京湾沿岸、西部和多摩等郊区建设和发展地方中心，分担部分市区职能，有效地促进了东京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变（图3－11）。

图3－11　东京环状大都市结构概念示意图

二战后，香港从一个小小的转口港，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际性城市。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人口也急剧增长，1951年香港人口约200万人，1961年人口增长到300万人，1973年人口则增长到400万人，短短20年香港的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而且长期以来，香港城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过度集中在港岛和九龙半岛，特别是维多利亚港两岸。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港九地区以全港面积的12%容纳着全港85%的人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房屋、社区设施等严重短缺，下层民众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港英当局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了“10年建屋计划”，决定从1973年开始在新界兴建新市镇。经过30多年的发展，香港的9个新城镇以群星拱月之势，紧密环绕在老城区周围，形成了中心城区与新市镇相结合的城市格局。港九中心城区作为香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整个香港的核心区；9个新市镇则构成了香港的次核心；此外还有具有乡土气息的其他小镇，全港大体形成了“三级城镇体系”。

综上所述，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新城都是在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规模时的产物。新城建设通常处在区域经济稳定发展、中心城市规模持续扩展、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期。促使新城建设的直接原因一般有：①大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造成城市膨胀的压力，因此建设新城自然成为疏解人口的一种有效途径。②对自然健康的环境和良好的住宅条件的追求，因为人口和产业的迅速增长对中心城市的环境造成巨大压力，降低了城市的居住质量，恶化了城市的生活环境，而郊区的开发成本较低，因此，开发新城就成了解决大城市住宅问题的重要手段。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新城建设都有解决住宅需求的原因。诸如日本的新城和新加坡的新城都是比较单一地为了解决住宅需求及缓解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而美国的郊外新城开发则是中产阶级对居住环境的追求所驱动的。③工业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当中心城市拥挤扩张，环境恶化时，基于地价级差，工业郊迁是必然趋势，其他的还有以发展高科技产业、科技研究和高等教育为目的的新城，诸如日本的筑波科研高教新城、贺高茂高教新镇等。④统筹安排区域的重大设施，这些设施包括商业、交通、市政等设施，是服务于大都市区域的，由于这类设施需要占用较大面积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趋于选择地价较低的郊区。而建设新城有助于为这些设施提供需要的就业人口和基本服务，见表3－3（张捷和赵民，2005）。

表3－3　各国典型新城建设情况比较一览表

表注：＊指规划人口，未说明哪年达到。

2）国外工业园的发展历程

作为理想，人们将一些并不令人十分喜欢的工作或生产场所冠以一个自然的、充满浪漫色彩的、作为世间天堂和休闲场所的“园”（park）字，从而产生了工业园、企业园、商务园、办公园及科学园。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家、发展商在极力美化其项目，使其更具有魅力，从而更具有商业价值，但它至少还有两层含义值得我们去挖掘：一是设想在一个充满自然风光的“园”中工作，说明了人们对自然美景的一种的追求；二是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科技园区或办公园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在“天堂中工作和生活”的理想（俞孔坚，2001）。

工业园从早期欧文、凯伯里等倡导的公司城及稍后的田园城市，到二战期间出于战备顾虑，英、美等国将工厂从城市迁往郊区，形成工业园。二战后，由于城市土地和税负的加大，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外迁，使得工业园不断发展、演变，建设城市新城。俞孔坚（2001）参照菲利普斯（Phillips，1993）的研究，将二战后的工业园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代工业园：生产与居住分离

二战期间及二战后，以备战和疏解大城市为发展目的，在城市边缘建设的工业园区，一般由一群工业建筑组成，多用于轻工业生产和零配件加工以及仓储。由于缺少住宅、服务设施等配套功能，只能是一个较纯粹的工业加工园区，对城市有较大的依赖，对交通的通达性有较高的要求。但它对解决社区就业、工业发展、城市转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而在英、美等国得到了大力发展。

（2）第二代工业园：企业加社区

从本质上来讲，第一代工业园区是基于工业而不是基于研究和商业及办公的，因此，工人的社区生活与工作场所相分离，这不仅加重了城市交通问题又使城市中心出现空心化趋向。这是第一代工业园区发展的教训，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美国和欧洲郊区化的教训。基于这些教训，开发商和规划设计师们试图将市区的社区生活与企业及办公场所相结合，形成新的环境。第二代工业园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园区规模不大，就业人口规模还不足以承受大型的休闲和娱乐设施以及大面积的绿地，但能够形成自我维持的、具有良好社会结构和认同感的城市单元。②在区位选择上，一般分布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干道的两边，以便园区员工的通勤交通可以通过公交车、自行车、汽车与附近社区联系。③工业园区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不是将自己孤立于大城市之外，而是填充在城市郊区已建成的居住区之间，从而使郊区化过程中被分离和孤立的、缺乏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的郊区得以繁荣起来。④利用产业更新的机会，工业园区已有一些研发、办公功能的建筑。

（3）第三代工业园：区域发展

工业园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发展，还使园区企业通过产业集聚获得边际效益、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员工又能安居。因此工业园作为城市发展、企业发展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式的发展（表3－4）。

表3－4　历年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高科技园区数目

续表3－4

表注：排序依各地第一个科学园区设立年份的先后顺序为依据。

工业园区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边缘地带已很难满足工业园区的空间扩张需求，使得工业园区向远郊发展，以解决园区规模扩张与近郊廉价土地资源及空间减少的矛盾，这是第三代工业园区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些园区地处远郊，因此它与城市的联系不再依靠公共交通，而主要依赖私人汽车交通。规模决定区位、区位又决定交通方式，而交通方式最终影响建筑密度（俞孔坚，2001）。在英美一些国家，其在大城市远郊发展的园区，建筑密度只有20%—30%。园区的内容也已远远超出“产业”或“企业”本身，大型的娱乐设施如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田径运动场、娱乐城，大型的绿地及环境保护区也随之形成。这使园区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不但为企业，也为公众和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娱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为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创新环境的形成，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景观和氛围。

（4）第四代工业园区——高科技城

第三代工业园区一般在一个新城的外围，它是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功能分区规划的工业区或商业区中发展起来的，而第四代园区则本身包含着综合的土地利用，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它包括居住、商贸、教育、休闲、娱乐等（表3－5，图3－12）。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或称为高科技城（high－tech village，high－tech city，technophiles）。在高科技城，形成了研发创新、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产业体系及城市功能的完善设施，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www.xing528.com)

表3－5　日本筑波科学城用地构成表

图3－12　韩国光州技术城用地构成

3）科技新城

开发区在国际上已有上百年发展历史，中国开发区的产生和发展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并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创建阶段（1984—1991年）

197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根据这一决定，广东省和福建省先后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亲临深圳特区视察，对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种政策。”

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84年3月至4月，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沿海部分城市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意见，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快步伐，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批准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行一步。这几个城市可以划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这一决定，1984年9月至12月，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广州、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计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获国务院批准建立；1985年、1986年、1988年国务院又先后批准成立了福州、上海闵行、虹桥、漕河泾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国家经开区”）的相继成立，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贸出口为主的道路。

回顾历史，我国设立国家经开区的初衷与设想是相当明确的。沿海14个城市扩大开放是以特区为参照的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是特区实验成功后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批复的内容看，国家经开区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工业，吸引外资，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实验园区。因此，所给予的扶持政策也主要是对工业而言。

与此同时，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国科技界、理论界掀起了科技问题的大讨论。人们开始关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科技发展现状，开始思考如何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等深层次问题。1984年3月，中国科学院赵文彦等有关专家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不要国家财政拨款，创办了各种以科技为后盾，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企业，探索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这更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为此中央领导专门批示给予支持。之后，比较有名的四通、信通、科海、京海（“二通”“二海”）及联想等一批自发创办的科技企业在中关村相继诞生。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给予18条优惠政策，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以推动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基本宗旨的“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1991年3月，继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国务院又批准建立了南京、沈阳、武汉等26个国家高新区。

（2）发展阶段（1992—2003年）

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热潮，开发区作为开放开发的桥头堡、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建设的新空间，得到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1992年3月至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兴办温州、营口、威海、昆山、融侨计5个“国家经开区”；1993年4月至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大亚湾、南沙、合肥计12个“国家经开区”；1994年8月，国务院同意设立北京、乌鲁木齐2个“国家经开区”。上述19个“国家经开区”大多是贯彻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贸出口为主的方针，少数有特定目标，如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建立现代创汇农业为主，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振兴侨乡经济为主，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促进地区综合开发为主。

1992年11月，在近100个城市要求批准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国务院经过分析和论证，又批准建立了苏州、无锡、常州等2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而使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布在大陆除西藏、青海、宁夏以外的所有省份。1997年6月，为推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解决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发展，国务院批准在北方农业科技和教育实力最为密集的陕西杨凌建立了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随着国家对开发区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也纷纷批准设立各级各类开发区，甚至乡、镇、村也开始举办开发区，掀起了全国性的“开发区热”。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初由各级地方政府自创设立的各类各级开发区总数达2 000多个，规划面积超过1.5万km²。在这些开发区里，有许多是只开不发，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还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此，国务院于1993年颁发了《关于严格审批和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并在1994年的《国务院批准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工作情况汇报的通知》中要求对开发区进行规范化管理。经过一年的清理和整顿，至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共有638个，规划总面积约为5 100km²，其中起步区面积为844km²。

1999年，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国务院决定在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设的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因此，2000年2月国务院批准合肥、西安、郑州、成都、长沙、昆明、贵阳、南昌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呼和浩特、西宁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1年5月、6月、9月，国务院先后批准南宁、太原、银川、拉萨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过程中，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开发区热”，5 000多个各级各类开发区相继成立，据统计至2003年，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达到6 866个，规划面积达3.68万km²，超过了当时全国所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如南京市，在第一次全国开发区热时有大大小小开发区9个，经过10年发展，到2003年第二次全国开发区热时，飙升到了56个开发区，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7家，市级10家，市级以下37家。为此，国务院于2003年7月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　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由国家商务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对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进行严厉的清理和整顿。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国家商务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发区清理整顿后公告》，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由6 866个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由3.68万km²缩减至9 949km²，同时，国家决定暂停新建和扩建各类开发区。

（3）转型阶段（2004年至今）

2004年12月，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国家经开区”已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出了一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吸引国外资金，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功之路。因此，在新形势下，开发区不是要不要继续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得更好的问题。会议根据温家宝总理对“国家经开区”在今后发展中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更加注重引进技术和开发创新，更加注重开发项目的质量和效益，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指示，提出了“国家经开区”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即：“以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为主，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以优化出口结构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促进‘国家经开区’向功能综合性产业区发展，以外资带动内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若干新的经济增长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005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高新区要始终坚持培育和发展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要始终坚持体制创新，坚持发展有利于高新区发展的软环境，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要始终坚持合理和节约利用资源，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要始终坚持稳定鼓励高新区发展的各项政策，切实解决高新区发展的各项问题”。2006年1月，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以自主创新为主线，到2020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持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把高新技术产业化提升到关系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规划和部署。

鉴于开发区在“一次创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形成了无可替代的优势，面对国际经济趋势和国内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国家从宏观上、战略上对“国家经开区”和“国家高新区”提出了新的目标、新的定位。因此，各开发区纷纷结合自己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进行“二次创业”。

（4）科技新城

新城科技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聚集地，是以研究、开发为主，兼具高新技术生产、服务功能的新型的自主经济区。科技新城的建立和发展对提高地区高新技术开发能力、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换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卓著（褚劲风，1998）。科技新城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技术集聚与扩散的高点，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科技新城，如硅谷、新竹，不仅在本国或本区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国际先进园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发展较快的一批国家高新区纷纷提出了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国际化科技新城”的目标，如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西安、无锡等高新区。“创新型国际化科技新城”中的“创新型”和“国际化”表明新城的建设必须以国际先进水平为参照，树立全球视野和国家理念，引领发展潮流。其规划的内涵和理念必须实现如下转变（表3－6）：

表3－6　美国新城、英国新城、韩国新城与科技新城的特征比较

一是在发展的总体定位上，要从原来比较单纯的经济功能区向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科技新城转变，从以往偏重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向注重城乡统筹、促进城市化，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转变。如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的定位就是“新城、新园、新产业”，把松山湖高新区建设成为规模优势明显、产业特色突出、创新创业活跃、科技人才荟萃的综合性生态型高科技新城，是未来东莞的经济、科技中心和产业支援服务中心。按照现代化新城的建设思路，规划应做到集科技与山水一色，融科研、产业、教育、生态、文化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松山湖高新区同沙湖、现有城区“三位一体”构成东莞未来的中心城区，成为一座现代化的生态科技新城。

二是在总体发展战略方面，要实施“新四化”战略，即经济国际化、科技产业化、区域城市化、社会和谐化。加快建立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与竞争的产业体系，面向市场的营销体系和参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高水平商务服务。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为依托的技术创新、科技产业化体系。教育是科技产业化的源头，高新区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是“孪生姐妹”。如无锡高新区已与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等国内外知名高校达成合作，开展产学研联合创新创业，力争每家院校在高新区设立一座分院或研究生院，一座产学研合作中心，形成“三院、三中心”。无锡高新区正在规划向太湖滨拓展，将无锡大学城拥之入怀，并继续完善现有的各类产业园区，扩大产业规划，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对总体规划布局进行重组和优化，形成先进制造业功能板块、商贸商务功能板块、空港物流园区功能板块、高科技创新研发功能板块、都市生态农业功能板块、生活居住区功能板块的合理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由以往以制造业为主体，转向坚持二、三产业齐抓，大力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与之紧密配套、城市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摆脱以往单纯产业园区的局限，突出科技新城的规划建设理念，开发建设要由偏重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以城市配套、功能完善为主导，由“以项目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按照科技新城发展的内在要求，强化城市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规划建设包括城市公共设施、社区公益设施和园区配套设施等基础设施，将工业化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注释】

[1]转引自颜鹏飞，孙波.2003.中观经济研究：增长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再思考［J］.经济评论，（3）：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