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科学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科学、知识与行动研究

5.3.1　柯林斯科学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

从身份上看，柯林斯本人是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上看，柯林斯思想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柯林斯开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斯学派”（Bath School）。虽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内涌现的专家、学者众多，但是，大体上可以将他们划分为几个主要的学术流派。柯林斯创建的巴斯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从成员构成上，除柯林斯本人外，巴斯学派还包括特拉维斯（G.D.L.Travis）、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哈维（Bill Harvey）和平奇（Trevor Pinch）。巴斯学派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对科学实验的微观研究见长，共同遵守由柯林斯创立的巴斯学派的研究纲领——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

其次，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上看，柯林斯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从时间上看，柯林斯是除布鲁尔之外，少数几个最先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成员之一。另外，最主要的是，从纲领的比较上看，布鲁尔的“强纲领”属于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宏观”纲领。因为，布鲁尔只是从宏观搭建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但是布鲁尔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科学实验室搞过科学调查（可能跟布鲁尔本人是一名数学家有关）。学界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纲领是由柯林斯开创的。柯林斯是最早进入实验室进行实地调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另外，在他的研究中，他往往是从实验中的细小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层层展开论证的。这种研究进路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走向微观研究，甚至对于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从柯林斯研究的内容上看，事实上，柯林斯思想中许多论题已经涉及科学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柯林斯的思想中与科学哲学有关的部分抽出来，看作是一种“科学哲学思想”。简单概括起来，柯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是在他对科学、知识与行动问题研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具体说来，柯林斯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在关于理解科学的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是把科学等价于真理，那么，科学实验的过程就相当于是发现真理的过程。然而，通过柯林斯对科学实验的实地调查，他发现了在科学的产生过程确实存在社会性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社会性因素是会影响到科学结果的产生的。只是，在科学实验顺利的情况下，这种非理性因素并不明显，不易被人发现；但是，当实验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这种非理性因素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因此，柯林斯认为，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社会建构”的。

围绕着上述观点，柯林斯对科学的产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具体说来，可以将柯林斯在理解科学问题上的贡献，概括为：（1）柯林斯重新定义了科学的本性。传统的科学观是基于思辨的层面上，认为科学是真理，科学是所有研究的典范。然而，柯林斯从实践的层面上，给了关于科学属性的一个新的界定，认为争论才是科学的本性。（2）柯林斯重构了科学的内在机制。传统的科学观中，默顿给出了一个关于科学产生的外在机制的研究，但是，关于科学产生的内在机制，却一直是个“黑箱”。柯林斯从科学争论产生的根源问题出发，提出了科学产生的内在机制——“核心层”理论。（3）柯林斯重构了评价科学的标准。在传统的科学观中，要么在关于如何评价科学实验的问题上无标准；要么是以“在复制实验时能否得到与被复制者相同的实验结果”为标准，事实表明，当遇到“实验者的回归”问题时，这个标准便失灵了。另外，在传统的科学观上，在如何评价科学家的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标准。针对此问题，柯林斯提出要评价科学，首先要看主流科学观对科学争论的评价，然后看与核心层的争论有关杂志的报道，最后看会议记录以及会议的论文集等文献。另外，柯林斯认为，可以通过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和对其文章的引用率对科学家进行评价。

其次，在关于理解知识的问题上。传统的知识观主要是针对明确的知识，即那些可以用符号明确表征的知识，而不注重对意会知识的讨论。另外，传统的知识观主要是从思辨的层面上来理解知识的。但是，柯林斯对知识的理解则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由于认识论视角的改变，使得柯林斯改变了对原有知识观的看法。他首先强调，无论何种形态的知识，都包含意会知识。在肯定了意会知识存在的基础上，柯林斯对知识观进行了重新建构。

其中，在柯林斯的一般知识观中，下列观点是值得重点关注的：（1）柯林斯重新定义了知识的本性。传统的知识观，是将知识看作是信息。柯林斯基于实践经验，明确反驳说，知识不等于信息。他从知识的获得过程以及知识的社会属性的层面上把知识定义为是一种技能，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技能。（2）柯林斯概括了知识转移的特点，认为既然知识不是信息，那么知识的转移过程也就不等于信息交换，知识转移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3）柯林斯基于对意会知识的考虑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分类，分为符号型、经验型、观念型与文化型四种知识。（4）柯林斯给出了获得知识的另外一条进路，即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知识。

此外，在柯林斯的知识观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自波兰尼提出“意会知识”的概念之后，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对意会知识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和研究重点。然而，从波兰尼的观点上看，波兰尼对意会知识的理解是在一种个体的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他认为科学家追求真理、渴望知识是一种本能，这是支撑科学家的信念，也是寄托。科学家都会本着一种责任感来从事科学活动。因此，科学研究行动不应当受到外界（包括官方与教条）的干扰。从这个层面上，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植根于科学家个体追求真理的信念，是一种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从这个意义上讲，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是无法与人分享的，因此意会知识是无法转化成明确知识的。(www.xing528.com)

然而，柯林斯是从一种社会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待意会知识，他认为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上看，意会知识应当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柯林斯通过下列研究，为意会知识转化成明确知识提供的一种可能性，是值得重点关注的：（1）柯林斯重新界定了意会知识的本性，认为意会知识是可以转化为明确知识的，因此是可以与人分享的，即意会知识具有社会性。（2）柯林斯从意会知识的获得过程上，将意会知识分为隐知识、不匹配的显著性、实指知识、未被认知的知识以及未被认知/不可认知的知识。（3）柯林斯明确给出了获得意会知识的三种进路。在当前对意会知识的研究中，柯林斯因其上述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美国现象学家休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在谈到柯林斯对意会知识的理解时，就曾经说过：“他是认真地研究意会知识并能达到真正理解的少数几个人之一。”^[37]（4）柯林斯给出了今后知识观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走向对专长（expertise）的研究。在当前知识观的研究中，对意会知识的研究是一个重点；然而，在意会知识的研究中，专长的研究又是一个重点。因此可以说，对专长的研究是知识观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目前对专长的研究仍属于一种试探阶段，尚未对专长的理解达成一种有效的共识。在对专长问题的研究上，柯林斯不仅给出了专长的层次划分，同时也给出了专长获得的三步骤，包括步骤一，无专长（no expertise）；步骤二，互动型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步骤三，贡献型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38]在对专长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不但吸引了包括美国与英国、甚至德国的学者，来到柯林斯所在的卡迪夫大学KES研究中心与柯林斯进行专门讨论，并且有很多学者对柯林斯的这一研究表现出了高度赞扬，例如，美国科学哲学家瑞普（Aire Rip）认为，柯林斯与埃文斯的专长的规范理论对当前的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是一个重要挑战。^[39]美国社会学家戈曼（Michael E.Gorman）认为，柯林斯的专长研究，对于促进多学科的互动具有巨大潜能，成为一种流行的、破除界限的技术。^[40]美国科学哲学家塞林格（Evan Selinger）评价说：“柯林斯对关于专长的现象学讨论的贡献是名副其实的。”^[41]英国社会学家科尔（Anne Kerr）说：“柯林斯与埃文斯的分类引发了一个关于专长的本质，以及在公众领域专家与门外汉关于科学的对话方式的问题。”^[42]

第三，在关于理解行动的问题上。传统的行动观是以“意向性”来划分行动，但是在具体关于行动的理解上，常常是把“行动”与“行为”概念混淆的。在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以及对人工智能问题的理解基础上，柯林斯认为，为了明确意会知识，同时厘清技能、科学争论、仪器的建造、仪器自动化以及科学理念的传播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与行动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柯林斯的行动观中：（1）柯林斯重新界定了区分行动与行为的标准。传统的行动观在判定行动的标准上是一维的，即单纯以意向性为标准。在此基础上，柯林斯建构了判断行动的二维标准——意向性与社会语境的标准。（2）柯林斯重新界定行为与行动的内涵。传统的行动观认为，行动具有意向性、行为无意向性。在柯林斯建构的新标准下，柯林斯进一步认为，行动具有“语境依赖性”而行为则是“语境无关”的。（3）柯林斯进一步对行动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区分了两种新的形态的行动——单态行动与多态行动。

除上述观点外，柯林斯科学哲学思想对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积极意义还表现在方法论层面上。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柯林斯采用的是一种经验研究的方法，即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柯林斯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物理学实验上，一个是建造TEA激光器，另一个是探测引力波实验。以引力波实验为例，柯林斯从1972年起，开始关注引力波实验，采访了所有正在建造引力波探测器的英国实验室，并于当年秋天采访了所有建造引力波探测器的北美实验室。此后的三十年里，柯林斯的足迹已经遍布了世界上所有建造引力波探测器的实验室，包括英国、美国、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国。甚至，如今的柯林斯已经成为世界“探测引力波”协会的一员了（除柯林斯之外，其他成员均为科学家）。通过对引力波案例的社会学调查，柯林斯提出了“实验者的回归”论题，解决了哲学上的归纳问题……所有围绕着他的科学观、知识观与行动观的科学哲学思想均是建立在对探测引力波实验的分析基础上的。

总结柯林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三个步骤组成：首先，柯林斯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行动，为自己的研究积累资料；其次，柯林斯会从原有的经验研究中摆脱出来，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作进一步思考；第三步，柯林斯会选取一些其他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例证。柯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是在经过上述三个步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柯林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看作是一个“去语境”与“再语境”的一个过程。简单说来，柯林斯的整个研究经历了从经验一形而上思考一经验的过程。

通过柯林斯的研究方法，反观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首先，我们的科学哲学理念是来源于我们对文献资料的阅读。然后，基于对文本的理解，逐渐形成我们的科学哲学理念。简单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过程，就是从一种形而上思考一另一种形而上思考。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忽略了经验研究。这样，科学中的一些不易被人发现的问题，往往也被我们忽略掉了，例如，“实验者的回归”论题等。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柯林斯的经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基于对柯林斯科学哲学思想理论层面的积极意义剖析，可以发现，柯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于解决科学中面临的某些实际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柯林斯的行动观理念对于解决科学上的人工智能问题具有实际意义。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最大障碍，是机器无法模仿人类的所有行动。在柯林斯看来，机器之所以不能模拟人类行动，主要是因为机器无法感知人类的社会文化。通过柯林斯对人类行动的划分，他认为，可以用单态行动代表机器的行动，多态行动代表的则是人类的行动。这样，就为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研究方向。

其次，柯林斯的知识观，尤其是“专长”研究，对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关于中医的看法问题，有很重要的启示。在“能否将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看做是科学”的问题上，大部分学者站在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立场上认为，不能把中国的中医理论看作是“科学”。然而，如果转换一种认识论立场，从意会知识、尤其是“专长”研究的范式下，重新思考的话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本身就是在意会知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按照柯林斯的观点，“科学发现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会知识”。从这个层面上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是“科学”的。至少，柯林斯关于意会知识的理解，能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医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