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别将柯林斯的思想与“前SSK”的代表人物布鲁尔以及“后SSK”的代表人物拉图尔的思想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都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标签下展开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在认识论、方法论等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可以推断，“科学知识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甚至，各种学派在思想上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印证此观点，本书进一步选取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两名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凯（Michael Mulkay）与谢汀娜（Karin Knorr-Cetina），与柯林斯的思想做进一步比较。
除拉图尔之外，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另外一位与柯林斯分歧较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是马尔凯。马尔凯对科学最初的理解是建立在对默顿的科学规范的批判基础上的，此后，在其几十年的研究中，马尔凯的思想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因此，大致上可以将马尔凯的思想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马尔凯采用的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主要研究的是“解释社会学”；第二阶段他采用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话语分析”纲领；第三阶段他采用了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语言范式，主要研究“新文体形式”（new literary form）。也就是说，只有在第二阶段上，马尔凯做的才是与柯林斯相似的工作。
对于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纲领”，简单说来，就是通过搜集科学家信件以及对科学家进行采访的方式，对科学家的语言进行分析，以此达到理解科学的建构过程的目的。马尔凯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证据（文字材料）无法反映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活动。
对柯林斯而言，他对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纲领并不认可。他认为，话语分析未能正确地评价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中知识制造的普遍弱点，他们也没有理解科学的社会分析并不是想去表明科学是错误的；根据同样的理由，话语分析除了表明SSK是正确的，其他就没有什么了。[30](www.xing528.com)
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谢廷娜，主要是以“实验室研究”著称。谢廷娜所谓“实验室研究”指的是，在“自然”场所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四个特征[31]：（1）这些研究“占领”了社会与行为这一新领域，开启了我们理解知识与科学的一座隐蔽而具中心位置的殿堂；（2）这些研究基于一些经验性的分析，使用“分子”层次上的混合方法——最重要的是使用观察与种族论、人种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因为专家对自己工作方式的了解大多是隐性的，所以会谈方法并不有助于澄清这些工作方式；（3）实验室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们对在实验室中发生或者似乎与实验室相关的所有实践与事件的包容性；（4）实验室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并提出了耕耘这一领域的一种文化构架，而且还在于这一事实，即“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
基于谢廷娜对“实验室研究”的描述来看，柯林斯的研究是符合谢廷娜所列举的上述条件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柯林斯的研究视作是一种“实验室研究”。另外，显然从时间上看，柯林斯开展“实验室研究”的时间要比谢廷娜早得多。因此，可以说柯林斯的思想对谢廷娜的研究是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的。谢廷娜在评价柯林斯时说：“众所周知，柯林斯是认真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几个最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样才使得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转向了SSK，也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32]“我由衷地钦佩他的吸引人的贡献。”[33]
然而，从方法论上来看，尽管二人同属于“实验室研究”的范畴，仍存在明显差异。在谢廷娜的研究中，她主要针对的是一项科学实验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社会学调查和分析。对柯林斯来说，他的研究则是围绕着一项科学实验，通过对不同的实验室进行社会调查来完成的。例如，围绕对建造TEA激光器实验的田野调查，柯林斯曾经访问了英国的七个实验室和五个北美的实验室。围绕对探测引力波实验的田野调查，柯林斯走访了包括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所有建造引力波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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