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与布鲁尔：科学哲学思想比较

5.2.1　柯林斯与布鲁尔思想的比较

1976年，布鲁尔出版了他的著作《知识与社会意向》，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时代的到来。书中，布鲁尔给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研究范式，共分四个信条：（1）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2）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3）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它应当具有返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17]布鲁尔把上述四个信条也称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

柯林斯早期曾经参与过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建设，之后，又独立提出了巴斯学派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即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从个人感情上，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一直与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以及学术关系。例如，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的“步骤三”，即“把结束科学争论的制约机制与更广阔的科学文化、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工作就是由爱丁堡学派成员夏平（Steve Shapin）、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和巴恩斯（Barry Barnes）来完成的。另外，在所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中，柯林斯的纲领与布鲁尔的纲领最为接近，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布鲁尔本人认可的纲领。

尽管柯林斯与布鲁尔、甚至是巴斯学派与爱丁堡学派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从两种纲领的比较上看，依然存在着细微差别，主要表现在：

虽然柯林斯与布鲁尔在纲领的提出上，都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但是，从思想来源的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柯林斯主要受到了库恩“范式”理念的影响；而布鲁尔的强纲领则要追溯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纲领的成长”理念。例如，布鲁尔说：“人们一旦把这些观点运用于学术领域，它们就会造成下列结果，即使一种知识体系变成一个自主的王国……我们可以在卡拉托斯那论述应当如何撰写科学史的理论中，找到这种观点在目前流行的变体。”^[18]

如果说，上述思想来源上的差异并不足以体现纲领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在下列问题上，柯林斯与布鲁尔之间在研究进路上的差异就显得极为突出了。在看待关于强纲领的上述四个信条的问题上，柯林斯对于信条（2）和（3）是没有歧义的。但是，关于信条（1）和（4），柯林斯却认为，它们解决的是关于社会解释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好里说，它们会使纲领变得分散，说得不好听点，它们就是一种实证主义障碍。尤其是信条（4），会使纲领陷入瘫痪的危机。^[19](www.xing528.com)

在认识论立场的选择上，柯林斯认为，布鲁尔的立场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他本人则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当然，布鲁尔对此观点并不认可，他把柯林斯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称作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主义”。^[20]尽管两种学派试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但是，如柯林斯自己所说，没有能够达成共识。

此外，柯林斯与布鲁尔之间最主要的差别还表现在实践的研究方法上。布鲁尔的研究是一种“哲学风格”的社会学研究。他对科学的理解，来自他的思辨研究以及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而柯林斯的研究，则来自于他对科学实验的田野调查，他本人更偏好物理学，尤其是实验物理学实验。柯林斯通过实践，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不能完全依靠关于真理、理性成功或进步（即TRASP）的标准来解释科学，^[21]而要从行动者的“行动”角度上来理解科学的。

从纲领的比较上看，强纲领的“强”就强在布鲁尔首先提出了在科学的内部、科学知识产生的中间也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布鲁尔本人从未真正进入过实验室进行过社会学调查，他的研究主要是从思辨的层面来理解科学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布鲁尔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践”研究进路，则始于柯林斯。正是在柯林斯的努力下，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逐步走向更微观的层面。如柯林斯自己所言：“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爱丁堡学派的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在方法上和程序上更接近于‘巴斯学派’的进路。”

另外，“强纲领”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关于“返身性”论题，导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争论不断。“返身性”在解构了科学的同时，也解构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相反，柯林斯的“相对主义”却得到了更多的推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柯林斯的思想视作是对布鲁尔思想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