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思想与吉恩思想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

5.1.2　柯林斯思想与吉恩思想的比较

作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默顿学派”不仅包括默顿本人，还包括他的弟子，如朱克曼（Zuckerman Harriet）、巴伯（Bernard Barber）、科尔兄弟^{[分别是哥哥史蒂夫·科尔（Stephen Cole）与弟弟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Cole）]}等。“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活跃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入本世纪以来，显然“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经难复当年的辉煌。现阶段，默顿学派仍活跃在人文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代表人物是默顿的关门弟子，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吉恩。

2003年2月23日，默顿在纽约逝世，他的弟子吉恩以“我的老师”为题撰文悼念。文中，吉恩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大师，他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对科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或规范结构，抑或社会矛盾情绪的自我实现，或角色定向……默顿为我们留下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指南，而不仅是如何去做。”^[7]

吉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师从于默顿。他对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创立了社会学的“边界研究”工作。作为当代“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以及“默顿学派”掌门人的身份，决定了吉恩的研究必须恪守默顿创立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然而，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崛起，给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冲击，尤其是对科学社会学。对吉恩来讲，似乎他本人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更感兴趣。因此，从整体上看，似乎吉恩的研究有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左右摇摆的倾向。或者说，吉恩试图在这两种研究进路之间，找到一种中间路。

作为与柯林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兼柯林斯的好友，似乎吉恩所做的试图缩小“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差异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柯林斯的认可。由于各自所持的立场不同，即使是现在，这两种社会学研究进路之间的差别依然明显，具体表现在：

首先，柯林斯与吉恩对关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吉恩认为，事实上在默顿学派的研究工作中，已经涉及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许多内容。例如，默顿学派后期对科学评价、科学奖励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吉恩看来，在“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中，已经涵盖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因此，吉恩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存在是“多余的”。具体说来，吉恩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至少有三种观点是多余的：（1）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科学知识是似真的，科学家无法确定他们的信念，在科学结果的确定性上有争论、磋商以及怀疑；（3）科学家的信念及假设决定后来的“新的”科学信念的建构：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8]

对于第一种观点，吉恩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在默顿的工作中就曾涉及。吉恩指出，在默顿1945年的文章《知识社会学的范式》（“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中，默顿曾经谈到：“……这种探索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就在于这样一种假说，即不仅错误、幻想或未证实的信仰，而且真理的发现也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9](www.xing528.com)

第二种观点是说，鉴于科学知识的可错性，科学家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常常是迟疑的，常常需要通过磋商达成共识。关于这一点，在默顿的科学规范理论中也已经指出，“有组织的怀疑”既是方法论的要求，也是制度性要求，它鼓励科学家向“包括潜在可能性在内的涉及自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实问题进行发问。”^[10]在吉恩看来，这也就是说，在默顿的科学规范中，是允许有包括科学家的反对、犹豫或者怀疑等行为的产生的。

关于第三种观点，吉恩认为，它实际上反映了默顿与库恩在对“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是社会规范在起作用，还是认知规范起作用”问题理解上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默顿强调，在科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只有社会规范在实际发挥作用。此外，关于此问题，吉恩认为，除默顿之外，默顿学派的其他学者如巴伯与朱克曼等，都对此问题有过多方面的论证。

对柯林斯而言，他认为，“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研究目标不同。在柯林斯看来，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试图创建一种科学研究的“规范机制”。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来说，他们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科学”而是“知识”。柯林斯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知识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只不过，因为科学是知识的发源地以及知识最典型的范例，在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包括柯林斯在内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才开始关注科学。这也就是说，两种进路关注的视角是不同的，默顿学派研究的是制造知识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知识本身。^[11]

其次，柯林斯与吉恩在研究的认识论的立场上仍是对立的。对吉恩来讲，他秉承的依然是默顿学派在理解科学上的“实证主义”立场。因此，在吉恩看来，柯林斯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是一种“倒退”（retreat）。吉恩给出的原因如下：（1）相对主义的观点解释不了例如“双盲”实验等科学现象；（2）相对主义限制了科学社会学的“局部分析程序”（local accounting procedures）的研究。^[12]吉恩认为，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立场使我们远离了对关于“与其他机制相比科学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观点的科学机构研究。^[13]

对柯林斯而言，尽管对许多人来说，“相对主义”是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哲学形式，但是，他却认为他所选择的相对主义形式是一片令人神怡的林间通道……相对主义的不同林间小径，也能引导至铁路到达的目的地。^[14]柯林斯所指的“相对主义形式”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柯林斯认为，它的存在，不但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无害，甚至有助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在柯林斯看来，如果“自然”是明确的，那么找到了它得以从事科学研究的关键点，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认识论问题。柯林斯的进路是把相对主义推向更远，远到“自然”不被打扰为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