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思想与默顿思想的比较-柯林斯与默顿：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5.1.1　柯林斯思想与默顿思想的比较

在当前学术界，在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起源问题上，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之间，存在一种继承关系。甚至，还有学者将默顿创立的“科学社会学”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当然，不可否认，“科学社会学”对于推动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在谈到“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关系的问题上，柯林斯曾经明确强调，两种研究进路不但不存在继承关系，甚至，还是一种相互竞争或对立的关系。^[1]至少，对柯林斯的“巴斯学派”来说，是这样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问题，首先需要将柯林斯的思想与默顿本人的思想进行比较：

从时间上看，柯林斯思想的形成与默顿思想的提出，在时间上的间隔并不长。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真正确立，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他的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标志。柯林斯的社会学研究工作最早开始于1971年，那时的他着手对科学家们建造TEA激光器的实验展开调查，并于1974年发表了他对该实验调查结果的论文，标志着其思想的产生。在对柯林斯的采访中，他声称没有受到过默顿的影响，在他看来，“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并起的。尽管这样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偏激，但是，由此可见，柯林斯对于外界把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来源的看法，是持否定态度的。

尽管柯林斯与默顿所作的工作都是围绕“科学”做社会学剖析，但是在大的研究背景下，他们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点上的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默顿来说，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这一阶段的科学。而这正是一段动荡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主义对科学和民主的迫害，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科学家、保障科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使科学传承下去……这是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的局势依然不太平，又出现了美国与苏联冷战局面。在这样动荡的国际社会局势下，默顿提出一套规范的科学机制，以及强调科学家的精神气质等研究理论，就不足为奇了。从根本上看，默顿的研究体现了他对科学家的保护、对科学的一种人文关怀的思想。

然而，对于柯林斯来讲，在他的研究阶段上，科学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国际社会局势已经趋于稳定，科学技术正在飞速发展。然而，科学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问题、科学中的伦理问题、科学政治问题……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得科学家手中积聚了大量的资本和社会资源，而作为局外人的社会公众，却对科学本身缺乏了解。此时，如何能够使公众了解科学、如何理解科学家的行动以及拉近科学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同时，借助公众的力量形成一种针对科学的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以柯林斯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中心议题。

因此，从研究对象的时间点的截取上，可以把默顿的社会学研究看作是针对“小科学”时代的研究，而柯林斯的研究则主要针对的是科学发展中的“大科学”阶段。在小科学时代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实验可以由一位或几位科学家独立完成，实验者对该实验有高度的自主权，实验花费不大，实验结果已知。而在柯林斯看来，大科学则是一种花费巨大且需要多个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一种公共行动。在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化的过程中，大多数科学家相应地会失去某些自主权和一定的地位。^[2]

另外，从思想来源上，默顿受到的是美国研究传统的影响。在默顿的代表作《科学社会学》一书中，他在开篇的扉页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皮季里姆·索罗金、塔尔科特·帕森斯、乔治·萨顿、L.J.亨德森、A.N.怀特海，他们共同培养了我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兴趣……”

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是默顿的导师，主要以社会学的宏观研究见长。在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他试图从基本的“文化心态”中找到各个方面的知识。为此，他区分了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知识观中的三种“文化心态”——包括观念心态、感性心态以及“混合型”的文化心态。索罗金的研究为默顿搭建了一个优越的学术平台，培养了默顿社会学研究的兴趣，引导他走上社会学的研究道路。然而，如果说，是索罗金把默顿引到了社会学研究这条道路上来，那么，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进路的最终确立起到重大影响作用的当属帕森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同样是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创立了社会学研究的功能学派，也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一点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直接影响到默顿关于对科学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www.xing528.com)

另外，在科技史方面，当默顿在撰写他的代表作之一《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时，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点拨，甚至，默顿的此论文是在萨顿的直接指导下撰写完成的。文中，默顿分别从经济、军事、宗教、历史等不同的层面上考察了它们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默顿对这些论题的研究中，都依稀可以寻找到萨顿科技史思想的影子。后来，在萨顿的资助下，默顿将该文发表在由萨顿创立的杂志《奥里西斯》（Osiris）上。此外，在科技史方面，默顿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亨德森（L.J.Henderson）的思想。对于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默顿的影响来说，怀特海在其研究中发现，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尽管有时也存在冲突，但是，某些宗教却在无意间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怀特海的上述观点，具体启发了默顿对十七世纪英国“清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默顿思想来源的回溯，可以发现，从思想的来源上看，在默顿与柯林斯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本书在第一章谈到关于柯林斯科学哲学思想形成的背景问题时，已经表明，柯林斯的思想，在哲学层面上主要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理念的影响，在科技史层面上主要受到了库恩“范式”理念的影响，此外柯林斯还受到了一些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上述研究对象、思想渊源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柯林斯与默顿在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认识论立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风格等方面。对于默顿而言，他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上，从精神层面研究科学的结构问题。在关于对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因素问题的讨论上，默顿讨论的是社会中的精神现象对科学的影响，并且，他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例如，在谈到“清教”对当时英国科学研究的影响时，默顿说：“正是这一社会的主导精神，通过去驱除贬损科学的社会态度的梦魇而灌输有利于科学的态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3]

与默顿的研究进路相反，柯林斯对科学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于他丰富社会学调查后的经验积累。他对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围绕着对建造TEA激光器实验、探测引力波实验以及超心理学实验的社会调查，柯林斯发现科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圣，在科学产生过程中充满着争论，围绕着争论的解决，科学家们常会采用一些非科学的技巧和论证策略。例如，他说：“科学家们需要相信实验结果的理由……这需要技巧。”^[4]

通过对两种以“科学”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的比较，可以看出，两种进路不但不存在继承关系，甚至对柯林斯而言，他对默顿的研究进路是持批判态度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柯林斯认为，默顿的社会学研究只是强化了科学存在的合理性，目的在于更好地解释科学。其中蕴含了一个假设，即所有的科学结果都是对自然的反映，没有人为因素。在柯林斯看来，这样的假设是与科学发现的事实相悖的。按照默顿对科学的建构模式，根本不需要社会性因素的介入。^[5]

其次，柯林斯认为，默顿所描述的科学机制，事实上并非科学独有，默顿没有把科学机制与其他社会机制区分开来。柯林斯认为由于默顿的研究中缺少比较研究，因此单纯说科学比其他机制更具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性是不够的。^[6]尤其是“普遍性”原则，柯林斯认为不仅科学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其他的公共生活领域中都有普遍性。

第三，柯林斯明确反对默顿在对科学进行研究时所持的一种实证主义立场。柯林斯认为默顿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把科学知识假设成客观的、可证实的，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就应当是自主的、不受干扰的。因此，在默顿看来，科学本身存在着一套完善的自我运行机制，不受社会机制的约束。柯林斯认为，默顿的做法等于是把科学做“黑箱化”处理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会将社会学研究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制约以科学为对象的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使得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越走越窄，最后不得不被赶到死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