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 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的影响及受到的批评
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褒贬不一的评论。在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内部,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批评的声音则主要来自科学哲学家。大致可有代表性地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在巴斯学派内部,柯林斯的追随者除了继续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考察与研究其他的实验案例,以便进一步为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提供更多的实验基础之外,平奇(T.J.Pinch)与比克(W.E.Bijker)在1984年合作发表的《事实和人造物的社会建构》一文中,通过对十九世纪自行车设计的研究,把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的观点直接推广到“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延伸了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的应用范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用技术建构论的观点来反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平奇与比克认为,人造物的设计与制造是依赖于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同一种技术设计或制造给予不同的解释;不同解释之争的终结取决于社会群体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同样也是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网络和政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人造物的意义是由相关的社会群体赋予的。
其次,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受到了科学哲学家劳丹的批评。劳丹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劳丹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柯林斯断言社会学家明智地假设,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是与世界毫无关系的观点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这种断言最终否认我们的信念来自与物理世界中的客体的因果相互作用,事实上,只要人们承认,我们在形成信念时,自然界起到了一种因果性的作用,那么,自然界就会对物理上可能的信念形成许多约束。(www.xing528.com)
其二,劳丹认为,柯林斯把相对主义与经验主义混合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经验主义的前提假定,我们的科学理论与科学信念一定是建立在有效证据的基础上的,关于科学的先验推测应该让位于详细的经验案例研究;另一方面,强相对主义则主张,我们关于自然界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世界的。这两种观点很难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他把强相对主义的论点说成是根据案例研究确立起来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在任何一个经验研究的领域内寻找证据都是寻找反映了世界某些特征的陈述。证据这个概念是表示一种关系。证据总是某物的证据。因此,柯林斯是打着相对主义的旗帜,干着经验主义的事情,是在“同时拥护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75]
柯林斯针对劳丹的这种批评回应说,一个假设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似真性,也不在于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所凸显出的职业价值。就此而言,职业本身有好有坏。他自己所推崇的是,社会学家应该以像科学家探索自然界那样的精神来探索社会世界。柯林斯强调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相对主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自然态度。社会学家的职业是社会世界,尽管好的科学社会学家理解有时是分享自己学科关于自然实在的自然态度,但是,他的工作仍然是要把这种态度悬置起来,以便进行其他类型的观察。当自然科学家把自然界体验为是社会建构的时候,有助于社会科学家把握时机,做到这一点。站在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上来看,关于自然界的相对主义的态度,有助于他们抓住时机观察到,明显确定的实在是在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中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家悬置关于自然界的自然态度,却坚持了关于社会世界的自然态度。正像自然科学家的职业不可能考虑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一样,社会科学家的职业也不可能考虑到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社会科学家正是在社会世界中发现所确立的令人信服的实在。[76]
第三,美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谢廷娜(K.D.Knorr-Cetina)也对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首先,谢廷娜认为,就相对主义的运动而言,社会学虽然是后来者,不过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学家的工作是证明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存在的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研究目前的自然科学家之间的理论共识是如何形成的。谢廷娜认为,对于经验主义来说,柯林斯关于限制解释的灵活性的机制是无效的,因为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共识的达成是建立在不断积累的实验证据以及实验结果与先前接受的知识断言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经验主义是理性的而不是社会的。
其次,谢廷娜对“那种基于实验证据的积累及与过去被认可的实验结果的声明相一致”[77]的“社会学”表示怀疑。她怀疑社会学家在亲身参与实验的过程得到的那些实验观察、了解到的那些科学磋商过程是否具有科学合理性。认为柯林斯最大的问题就在他所提出的所谓的相对主义上,他的那些可替换的相对主义解释并没有解释清楚科学实在的内涵,没有解释清楚所谓的科学机制。对此柯林斯回应说他的论文中确实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结果但其目的在于解决争论。在争论中充满着大量带有政治及修辞色彩的策略,某些实验只是为了再次印证既有理论的可信性。同时柯林斯认为相对主义的社会学确实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并不是“特殊的相对主义”所关心的。社会学的方法论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建构问题是保持分离的。当试图凭借参考科学方法的规范版本为特定的社会学方法辩护时,科学知识社会的发现只需要充满社会学。在这里,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能具有有益的效应。[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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