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主要讨论的是知识、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早在社会学的鼻祖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那里,就曾提出过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必须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孔德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是临时性的和预备阶段。第二阶段,实际上是解体性的变化阶段,仅包含单纯的过渡目标。第三阶段才是惟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性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1]孔德的“三阶段”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关于“知识”与“社会”关系问题最早的论述。
明确将“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念,是由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舍勒在其《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书中,舍勒首先强调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认为所有思维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人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各种心理活动“形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必然始终受到共同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结构的共同制约。[2]舍勒对知识社会学的定位,是把知识社会学看作是文化社会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知识社会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全部知识的社会本性问题、全部知识的保存和传播问题。[3]
在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中,他明确反对孔德提出的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在舍勒看来,宗教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早已鲜明地区别开了。而孔德却认为,形而上学是由宗教“发展”而来的、科学又是由形而上学“发展”而来的。因此,舍勒认为孔德在关于“宗教”、“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三者的概念上是混淆的,这乃是导致“三阶段”理论错误的根源。[4]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舍勒转换了一种认识视角,认为与其把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知识,或者换一种说法,关于拯救或者救赎的知识、关于文化的知识以及实用知识或者关于控制自然界的知识,看作是知识的三个阶段,不如看成知识的三种类型。
重新回到孔德的视角上,舍勒认为从思维过程的角度上,知识属于人为的世界观形式、或者说属于“习得的”世界观形式的知识类型。[5]从人为性的程度上,舍勒进一步把知识细分为下列七种类型:(1)神话和传奇;(2)自然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4)神秘知识;(5)哲学一形而上学的知识;(6)实证知识以及人文学科;(7)技术知识。[6]同时,舍勒还指出,知识的运动是随着人为性程度的增强而增强的。比如,就三种基本类型的知识来看,形而上学知识比宗教知识变化快,但是比实证知识的变化慢。
另外,在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舍勒还明确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标准:其一,舍勒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不研究个别性事实、个别性事件,而是研究各种规则、各种类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研究各种法则。其二,舍勒认为社会学还应当分析人类生活中间的各种关系。[7]从舍勒给出的这两种研究标准上看,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非常注重对“社会秩序”问题的讨论。在这一点上,舍勒的“知识社会学”与柯林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路有共通之处。柯林斯在研究知识产生过程中,主要关注的是知识产生的规则(或秩序),甚至,他的代表作也是以“改变秩序”命名的。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先驱,舍勒同时还是一位深邃的哲学家(他是现象学早期运动的领导人物),因此他的论述中充满着思辨与激情,有很重的哲学色彩。然而,尽管舍勒才华横溢,其思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广受赞誉。但是,由于舍勒的英年早逝,加之又缺少弘扬其思想的后继者,使得舍勒在知识社会学上的影响远不如在他之后的曼海姆。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知识社会学成长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正式确立下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同样受到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的影响,他对知识的理解来源于他对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的思考。曼海姆认为,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取决于他所在社会阶层。因此,对知识的认识过程以及知识的本性问题的理解,不但要立足于传统的认识论、心理学,还要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思考。用曼海姆的话来说:“人们用来陈述各种问题的认识论方式、心理学方式以及社会学方式,是他们在提出有关的认识过程之本性的问题和对这种本性进行调查研究时所采用的三种重要的形式。”[8]此后,曼海姆逐渐将他对知识的考察的视角从哲学的认识论层面转移到社会学的层面上来。(www.xing528.com)
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定位,是把知识社会学视作社会学最年轻的分支学科之一;作为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生存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历史学一社会学研究,它则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已经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轨迹。[9]
如果用一个术语来简单概括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的话,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曼海姆将马克思思想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到对知识社会学讨论上来。这构成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马克思主要是用意识形态来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本性的掩盖、歪曲和欺骗。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下,“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讨论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时,马克思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意识形态并非剥削阶级独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由其本身潜在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对曼海姆而言,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再拘泥于马克思的阶级批判的立场,而是回归到关于意识产生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层面上来。他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类型—特定的意义和总体性的意义。当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表示我们对由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的观念。[10]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主要针对马克思语境下的意识形态。
在曼海姆的语境中,“意识形态”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它指的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当我们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11]这就意味着,在曼海姆构建的知识社会学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它反映的是某一社会阶层的人们所共有的“观念”或者说“世界观”。
这样,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上看,曼海姆认为,不仅统治阶级有意识,被统治阶级也有意识。反之,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在意识的产生中也都必然经过了“无意识”阶段。曼海姆基于这样的理解,进一步以“集体无意识性”为标准,区分了其知识社会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其中,意识形态指的是统治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而乌托邦则主要是受压迫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曼海姆认为,在意识形态中,统治阶级在思维过程中,会使其浓厚兴趣完全集中在某种情境上,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进一步看到某些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而在乌托邦中,某些受压迫的群体从理智角度来看,对破坏和变革某种既定社会状态极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的只看到了那些存在于情境之中的、倾向于否定这种社会状况的成分。[12]这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中,统治阶级关注的是现实状况,而无视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在乌托邦中,被统治阶级关注的是如何超越现状、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而无视现实存在本身。
围绕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念建构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旨在希望通过对上述两个概念的精神状态的勾勒,考察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产生的社会构成,继而探究思想过程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达到检验思想与知识真理的目的。
从舍勒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上看,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舍勒是以全部人类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而曼海姆主要是以社会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但是,二者对知识的理解都是基于对知识产生的认识论层面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从这一点上看,柯林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科学哲学思想,实际上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是延续了“知识社会学”的传统的。在柯林斯的研究中,他非常关注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对科学家的信念问题的讨论。例如,柯林斯对探测引力波实验进行社会学调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关于为什么有的科学家相信引力波存在、而有的科学家则认为引力波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此,可以将柯林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看作是“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层面上的推广。然而,尽管柯林斯与知识社会学家在认识论立场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柯林斯也给出了他的研究进路与“知识社会学”研究进路的根本差别—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个体信念产生的原因;而柯林斯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是社会性而非个人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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