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吉思汗南下攻金、金朝皇帝迁都于汴梁之后,抚州道就成为从中原前往草原的重要交通路线。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奉旨前去西域觐见成吉思汗,走的就是抚州道。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下了经过抚州前后的情况:“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野狐岭下,蒙古军曾大败四十万金军,丘处机等人亦在此凭吊战场。此后,“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碱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
此后,抚州道成为通往漠北的驿路正道。从燕京北上,驿路要经宣德、宣平,出野狐岭,过抚州,转向东北,行至滦河上游,然后继续北上。元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前往漠北去见忽必烈,走的就是这条驿道,并留下了更明确的记载:“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即野狐岭——引者)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毡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木华黎——引者)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始入沙陀。”[12]
李志常和张德辉的记载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野狐岭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点。二是野狐岭是“汉地”驿站与蒙古驿站的分界点,而这条驿道,就称为“孛老(孛落)站道”。三是抚州及其邻近地区,经过战争之后,人烟稀少,抚州城已经荒废。
忽必烈即位之前,往来于这条驿道的人很多,不少人留下了诗作。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僧子聪(刘秉忠)著有《过也乎岭(野狐岭——引者)》和《桓抚道中》两诗:
一夜阴云风鼓开,岭头凝望动吟怀。烟分雪阜相高下,日出毡车竞往来。天定更无人可胜,智衰还有力能排。中原保障长安道,西北天高控九垓。
老烟苍色北风寒,驿马驱程不敢闲。一寸丹心尘土里,两年尘迹抚桓间。晓看太白配残月,暮送孤云还故山。要趁新春贺正去,朋头年不愧朝班。[13]
忽必烈幕府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郝经,在《北岭行》中,有“中原南北限二岭,野狐高出大庾顶”的诗句,并著有长诗《沙陀行》,不仅描述了沙陀的自然景象,还铺陈了草原地区的生活和蒙古君王的卓著武功。[14]
两都制度确立之后,从大都前往上都,开辟了以下四条道路:(www.xing528.com)
(1)驿路。驿路改为在怀来北上,不再经过隆兴路。驿路全长八百余里,设有十一处驿站。
(2)黑谷东路,俗称“辇路”,是皇帝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专道。该路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全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十八处纳钵。
(3)东道。经古北口赴上都的东道,全长八百七十余里,也是一条“禁路”,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
(4)西道。西道就是原来的“孛老站道”,依然通过隆兴路辖境。在驿路改线之后,这条道路变成了“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15]的运输道路。
尽管一般人员前往上都不再经过隆兴路,但是这一地区在元朝交通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皇帝每年“东出西还”,也就是从大都出发后经辇路到上都,但是从上都南返时则要走西道。为此,在西道上共设置了二十四处纳钵。从进入隆兴路境到沙岭,设有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隆兴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九处纳钵,其中野狐岭的纳钵,建在山岭上。[16]
隆兴路改为兴和路后,野狐岭(隘狐岭)、石垛岭、危台岭和萱草岭,仍是该路下的四个重要山岭。[17]
正是由于这条道路重要,元朝政府特别注意维护道路的畅通。泰定二年和三年(1325—1326),特别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18],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既然皇帝每年都要经过这一地区,就必须建立专门的供应机构。元顺帝朝跟随皇帝往来上都的周伯琦所记兴和路的情况是:“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丛多,可三千家。”[19]这里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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