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都上都研究：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二、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前面已经说过,元代诸帝每年巡幸上都,都伴随有庞大的扈从队伍,其中包括宗教人士。经常扈从巡幸的宗教人士,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人,其次是道教中玄教的道士。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系,创建于吐蕃。藏传佛教萨斯迦(地名,今西藏萨加)派最早与大蒙古国发生联系。蒙哥汗三年(1253年),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出征云南归来的忽必烈,备受崇敬。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东还。蒙哥汗八年(1258年),他在开平举行的释道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已见前述。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帝师成为元代特设的一种最高神职,由萨斯迦派僧侣世代相袭,享有极高的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14]

忽必烈是在上都举行忽里台登上帝位的。“龙飞之初”,便命八思巴起寺于“大内之西南”^[15],可见八思巴是伴随他一起到上都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于上都大安阁举行佛事,帝师在座。^[16]上都每年六月举行游皇城仪式,常由帝师主其事。^[17]由此可知,帝师是常在扈从之列的。不少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受到元代历代皇帝的宠信,在巡幸时指名扈从。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师胆巴(1230—1303)。胆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即朵甘思,今青海西部)人,幼习梵秘。经帝师八思巴推荐,得到忽必烈的优遇。后因遭人中伤被贬逐,元成宗即位后,遣使召回,“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18]。前面已说过,象舆在当时是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胆巴扈从时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见受宠信之深。此外,许多扈从的诸王、贵族也都有藏传佛教僧人随从,如达益巴(1246—1318),西域人,“少为苾刍,凡事帝师十有三年”,后“事二圣(元武宗、元仁宗——引者)于潜”,“往返二都,虽雨夕风朝,恒在宫壸”^[19]。因此,在每次巡幸的扈从队伍中,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直接扈从的藏传佛教僧人之外,还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人假借各种名义,追随巡幸的队伍,前往上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发令旨:“站赤好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无勾当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拣者。”^[20]“八哈失”是蒙古语师傅的音译,“西番八哈失”即指藏传佛教僧人。他们纷纷前往上都,为数甚多,使站赤难以负担,而官府又不敢阻止,只能由皇太子出面干预了。正式扈从的和自行设法前往的藏传佛教僧人,为数愈来愈多,对有关部门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中节省上奏:“秋间起程时,僧人每一时去呵,车辆铺马不敷有。今后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调者,好生分拣,休交泛滥。必合随驾的僧人合骑铺马呵,交节续起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21]可见列入扈从队伍的,除了“必合随驾的僧人”之外,还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滥竽其间的。而中书省郑重其事上奏“分拣”,正说明随驾僧人之多。

元代道教主要有四派。北方是全真道、太一道和真大道,以全真道为最盛,南方是正一道。经过释道之争,全真道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太一道和真大道,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正一道的首领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代相传。占领杭州后,忽必烈立即诏谕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毋以易主,遂生疑贰……宜趋命驾,毋多辞让。”^[22]张宗演来朝,受到优礼,“命主领江南道教”^[23]。次年(1277年),张宗演南还,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侍奉宫廷。张留孙才能出众,很快便博得忽必烈和太子真金的欢心,“赐廪给裘服,俾岁从北巡”^[24]。至元十八年(1281年)焚毁道经一事发生后,他通过真金向忽必烈进言:“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忽必烈“集儒臣论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自此以后,他实际上成了道教在宫廷中的主要代表。忽必烈死,元成宗铁穆耳即帝位于上都,张留孙率门人吴全节等北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25]元成宗即位后改善了道教的地位,张留孙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他先后经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备受宠遇,元代统治者允许他自立门户,称为玄教,并授予他以玄教大宗师的称号,以及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等荣誉头衔。

元成宗即位时张留孙北迎,其弟子吴全节为元成宗所赏识,“特敕公(吴全节——引者),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26]。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张留孙死,吴全节嗣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另一弟子夏文泳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博得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青睐,“命独任本宫承应法师,有司岁给车马,扈从往来两京,出入禁卫无间”^[27]。元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是为元仁宗。夏文泳继续受到优遇。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吴全节死,夏文泳就成了第三代玄教大宗师。从上所述可知,玄教的首领和上层人物,都是经常在扈从之列的。^[28]

能够经常参与扈从之列,说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特殊重视。藏传佛教于元初由吐蕃传入蒙古和“汉地”,元朝统治者抬高它的地位,既是出于控制吐蕃地区的需要,也是为了抑制“汉地”原有的佛教各宗派。张留孙原是正一道门下,元代统治者对他加意扶植,让他自成一派,显然也是为了压制原有的道教宗派,便于控制。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元代统治者之所以要两者的首领和上层人物扈从,还因为他们都擅长招神驱鬼、呼风唤雨的法术,能为皇帝驱除巡幸中的不祥,保证平安。以藏传佛教来说,皇帝巡幸动身以前,“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29],旨在祛除不祥。国师胆巴便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胆巴善持秘法,据说能作佛事退敌军,又能祷疾致愈。有一次北巡时“过云州龙门,师谓徒众曰:‘此地龙物所都,或兴风雨,或惊乘舆。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电果作,四野震怖,独行殿一境无虞。至上都,近臣咸谢曰:‘龙门之恐,赖师以安。’”^[30]以玄教宗师张留孙来说,“上与昭睿顺圣皇后驻日月山,后疾甚,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上大喜,命为上卿”^[31]。神道设教,本不足凭,但对迷信神鬼的元代统治者来说,则无疑从中既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又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就使得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神职人员成为扈从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除了藏传佛教僧人和玄教道士之外,扈从队伍中有时也有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但都是临时性的。例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全真道掌教苗道一的门人“井公制授诸路道教都提点、洞阳显道忠贞真人,转教于大长春宫,有司给驼马,扈从车马,巡幸上京”^[32]。全真道道士得以参与扈从之列,是很罕见的。(www.xing528.com)

这些宗教神职人员扈从皇帝到达上都以后,分别住在本教派的寺观之中。在此期间,要举行许多宗教活动,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各种“佛事”。如:

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受佛戒的仪式。元代诸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事实上在“登大宝”以后,还继续受戒。受戒有戒坛,上供马哈剌佛。^[33]受戒仪式要由帝师或其他高级藏传佛教僧人主持其事。如“武宗皇帝、皇伯晋王(甘麻剌)及今皇帝(元仁宗——引者)、皇太后皆从(胆巴)受戒法”^[34]。帝、后及皇族受戒,或在大都,或在上都。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元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皇后亦怜真八剌在大都“受佛戒于帝师”。十二月,“帝复受佛戒于帝师”,这也是在大都。而到了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皇后受牙蛮答哥戒于水晶殿”^[35]。这又是在上都。上有所好,贵族官僚也纷纷以受戒为荣,成为一时风尚。“似将愚日破黄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36]“安息薰坛建众魔,听传秘密许宫娥。自从受得毗卢咒,日日持珠念那摩。”^[37]

游皇城。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做佛事,“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38],迎引出宫,护送的仪仗队首尾排列长三十余里,游历皇城,皇帝后妃在宫中搭彩楼观览。游行完毕,将伞盖送还,复置于御座上。这是大都每年最盛大的一项宗教活动。后来在上都也照样举行。“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当时诗人为之咏道:“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39]另一位诗人也为此写下了长篇,其中道:“岁时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队喧憧憧。吹螺击鼓杂部伎,千优百戏群追从。宝车瑰奇耀晴日,舞马装辔摇玲珑。红衣飘裾火山耸,白伞撑空云叶丛。王官跪酒头叩地,朱轮独坐颜酡烘。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40]“红衣飘裾”指藏传佛教僧人。“白伞撑空”指皇座的白伞盖,上都与大都游皇城均以藏传佛教的圣物为中心。“朱轮独坐”者应是帝师。从这些诗篇中,多少可以想见当时上都游皇城的盛况。

其他佛事。游皇城是规模最大的佛事,受戒也是佛事,此外还有多种佛事,也在上都举行。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中书省臣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41]。“内外佛寺”之“寺”,从下文来看,应系“事”之讹。上都岁作佛事一百六十五,几占全部佛事二分之一。皇帝在上都时间大体为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几乎天天都有佛事,佛事的地点,或在宫内,如大安阁^[42];或在寺院中,也有在特定地点,如铁幡竿^[43]。“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44],正是当时佛事盛况的写照。

此外,每遇大宴会时,藏传佛教僧人都“设止雨坛于殿隅”,以法力止雨保证宴会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惯例。诗人为此写道:“雍容环佩肃千官,空设番僧止雨坛。自是半晴天气好,螺声吹起宿去寒。”^[45]“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46]

佛教的各种活动是主要的。道教也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都曾在寿宁宫设醮(见本章第三节)。但从现有记载来看,道教的活动是很有限的,远远不能同佛教相比。

元代皇帝在上都还经常召见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如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召见正一道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上都幄殿”^[47]。元英宗即位时,诏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入觐,见于上都。^[48]有些宗教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也纷纷来到上都活动。当时佛教内部有教禅之争^[49],天台国清寺是浙东名刹,天台宗的祖庭,元初“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僧人湛堂澄在元贞元年(1295年)“入觐于上京,赐食禁中。复以国清为言。宣政院为奏请降玺书加护,命公主之”^[50]。

由此可见,每年皇帝巡幸期间,上都都要增加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其中扈从皇帝来的占主要部分。而宗教活动,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佛事,在巡幸期间正是上都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