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于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少数部落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以后,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西征中亚,又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支持、保护的方针。在大蒙古国历代大汗的宫廷里,既有萨满教的神巫,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神职人员。这种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为的是适应对信仰各种宗教的广大居民进行统治的需要。
各种宗教团体及其领袖人物都用各种手段邀取统治者的恩宠,同时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地”,佛教和道教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金元之际,道教中的全真道盛极一时。全真道领袖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讲道,备受恩宠。全真道的许多道观得到了统治者的护持诏书。全真道领袖“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2]。当时有人说过:“贞祐(金宣宗年号——引者)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3]佛教的上层人物也得到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护持”,但总的来说佛教的声势和影响比起全真道来大有逊色。全真道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抢占了许多佛寺的房舍和土地,将寺院改为道观;毁坏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塑像,改塑道教始祖老君的像,或将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下面坐着;大量刊印贬低、攻击佛教的图书如《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遍散朝廷上下,以抬高道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佛道两家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了。
蒙哥汗即位时(1251年),“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4],再一次确认了对两教的“护持”。海云是佛教临济宗的长老,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与蒙古历代统治者有密切的关系。李真常即全真道领袖李志常,号真常,他是丘处机的弟子。到了蒙哥汗五年(1255年),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他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但与海云有密切关系)向藩王阿里不哥告发全真道“谤讪佛门”。阿里不哥是蒙哥汗的幼弟,他便将此事转奏大汗。这年八月,蒙哥汗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下召集佛道两家对证。佛教的代表是福裕,道教的代表是李志常。福裕指责“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5],下令退还占据的佛寺,修复佛像,焚毁伪经。从这次对证情况来看,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大王显然都偏袒佛教,全真道开始在政治上失势了。
但是,全真道的首领们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迟迟不肯退还寺产,却积极展开活动,企图使大汗回心转意,取消原来的决定,但未成功。蒙哥汗六年(1256年),一批佛教的上层人物云集和林,要和道士们辩论。道士有意推迟行程,使辩论未能进行。这一年冬天,李志常病死。第二年夏,海云去世。同年八月,少林长老再上和林告状,阿里不哥传达蒙哥汗的旨意,委付忽必烈处理此事。这时新建的上都城已初具规模,忽必烈就在这里“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俾僧道两路,邪正分明”[6]。
蒙哥汗八年(1258年)夏,一场规模很大的佛道两家辩论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进行。到会僧人有三百余人,道士二百余人,儒士、官员二百余人。僧人中有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领袖八思巴,来自迦叶弥儿(今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河西、大理的僧人,以及“汉地”的许多知名长老,道教以全真道新任掌教张志敬为首。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中僧人主动进攻,道士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忽必烈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特别是最后他要道士公开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本领,更是有意要道士出丑。辩论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阁中昏暗。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并按事先的协议,将参与抗论的十七名道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所占寺宇山水四百余处,并令交还释家。《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和印版,都要搜集烧毁。“及依着这说谎文书转刻到碑幢并塑画壁上有底,省会诸处先生(指道士——引者),就便磨坏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隐藏者。”[7](www.xing528.com)
这次辩论是元代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全真道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原来那样的声势了。释道并立的局面转变为释在道前,佛教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所有各种宗教中占据首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用“西天”(印度)史记来论证佛至高无上,老君化胡成佛是虚谄之说。在他发言之后,儒士姚枢和忽必烈便相继讲话,断定释胜道败。这预示着藏传佛教将在元代各种宗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以少林长老福裕“为头儿和尚每”向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奏告:“教回与来的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与了的,却再争有。又说谎做来的《化胡经》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烧了有。三教也不依着已前体例里做有。”忽必烈为此下诏:“已前断了的言语别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可与呵,争底人有呵,断按打奚罪过(死罪——引者)者。”[8]这件诏书也是在开平府颁发的。其实,忽必烈在其他方面对于道教仍是加以保护、支持的。全真道领袖张志敬是开平辩论的道教一方组织者,他在中统三年(1262年)得到“光先体道诚明真人”的封号,制书中还表彰他“志行修洁,问学淹该”,“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并要他“尚服新恩,益坚志守”[9]。而全真道最重要的宫观长春宫仍不时接受皇帝的敕令,开设金箓周天大醮。[10]只是在释道两家关系上,忽必烈坚持释在道上,对道教加以压制。
但是释道之争并未结束。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忽必烈又重申原来的诏旨,要全真道继续“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11]。同年四月发生了大都僧道双方聚众斗殴事件,正在上都的忽必烈下令杀了两个为头的道士,还有十名道士有的被割了耳鼻,有的被流放到远方。[12]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忽必烈命一批官员、僧人与道教各派的领袖一起“分拣”道书,结论是只有《道德经》“是老子真实经旨,其余皆后人造作演说”。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13]。至此,释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再无力与佛教抗衡了。
忽必烈压制道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道教(主要是全真道)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势力太盛,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猜忌。于是便采取抬高佛教的办法,以求调整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前面所引在和林辩论时福裕攻击道士的一番话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道教遭受统治者猜忌的原因所在。释道之争从明朗化到结束,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最关键的一次辩论,是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进行的。这也是开平城在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对此后元代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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