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两都巡幸制度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元朝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修而行之。”[116]上都巡幸,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行期。元朝民间知识分子对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叶子奇说:“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117]孔齐也说:“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118]这些记载大多来自道听途说,并非亲身所历,所以与事实颇有出入。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开始巡幸上都,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这年二月十三日由大都起程赴上都,八月二十五日返回大都。以后则大多在二月出发,偶尔在三月起行,从来没有推迟到四月。由上都返回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至十月。大都新城建成之后,忽必烈往往先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畋(打猎)于近郊”,地点在大都西南的柳林,返回大都宫殿后二至七天内即起程北上。元成宗铁穆耳基本遵循元世祖的巡幸时间,只有一次因为在二月份得病,才拖到四月成行。元武宗海山把巡幸时间确定在三月至九月。以后的皇帝,习惯于草地生活的如元英宗硕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都遵循三月至九月的巡幸时间,有时甚至有意延长在外时间,至上都气候已寒冷仍不还大都。如至治元年(1321年)八月底,元英宗驻帐于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119]习惯于汉地生活的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等,由于对草原的寒冷气候不大适应,都尽量缩短在上都的时间,往往在四月甚至五月才从大都出发。上都地区“七月已似十月凉”[120],入八月后更是“高处不胜寒”,随行的百官、侍卫、伎工等“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所以多于七月即从上都起程南返,八月回到大都。元末人熊梦祥所记“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121],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2)路程。从忽必烈起,皇帝的巡幸总是自东道辇路赴上都,西道返回大都。东道全长七百五十余里,十八处纳钵,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巡幸用了二十四天,已见前述。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巡幸用了二十五天(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122]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只用了十九天(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123]如该路每纳钵只住一宿恰需十九天,元文宗当即如此,而元世祖和元顺帝都是在某处停留了数日,所以要二十四五天,其他皇帝当大致相同。归程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二十四处纳钵,至正十二年(1275年)巡幸仅用二十二天(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用了二十三天(闰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当有一至两处纳钵不停留。总的说来,来往里程虽然西路多于东道辇路,但所用时间相差不多,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天之间。除此两道外,皇帝有时也经古北口道还大都[124],所用时间则不得而知。
(3)随行人员。皇帝每年巡幸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外,“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文武百司,扈从惟谨”[125]。总全国政务的中书省,以皇太子兼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职,每年只留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数人居守大都,其余人都跟随皇帝出行上都。至大二年(1309年)时,御史台官员建言:“乘舆北幸,而京师工役正兴,加之岁旱乏食,民愚易惑,所关甚重,乞留一丞相镇京师,后为例。”[126]这一建议得到了元武宗的同意。但这只是临时性措施,按照“国朝旧典”,中书右、左丞相必须从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臣,往往每朝皇帝均专任一平章政事负责。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省留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右丞善僧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年)以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察乃、善僧,右丞许师敬、左丞朵朵等留守大都,致和元年(1328年)仍以兀伯都剌和平章伯颜察儿、左丞朵朵等人留守。[127]负责全国军政的枢密院,除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外,设有知院、同知、枢密副使、佥院等职,“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128]。留守的院官往往是副使或佥院,但其中实际上也有汉人,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出行上都,以佥院汉人董文忠“留居大都,凡宫御、城门、直舍、徼道、环卫、屯营、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等监,皆领焉”[129]。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亦隶其掌管。次年(1282年)留守的枢密副使张易也是汉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留守的院官则是汉人郑制宜。留守院官掌枢府符印,可以调动军队。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兵变,杀死留守的中书省臣阿合马、郝祯,就是由留守的张易发兵相助的。[130]元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佥院燕铁木儿有权调动军队,所以能策动政变,逮捕留京的中书省臣。枢密院留守官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管监察的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职,往往留中丞、侍御史数人在大都,其余人亦随行上都。除了这三个中央主要官府外,掌理皇族及蒙古各投下词讼等公事的大宗正府札鲁忽赤(断事官)、负责农田水利的大司农、统管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的宣政使、掌供帝后饮食的宣徽使以及集贤院、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太常仪礼院、典瑞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的正职官员,都在随行之列。
皇帝离开大都后,往往指定一名蒙古宗王留在大都,代管中央各留守机构。这种制度大约始于元代中期。仍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年),留宗王宽彻普化、失剌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年),命宗王也忒古不花居守;致和元年(1328年),留在大都的是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似乎留守大都的宗王是一年一换。
随从皇帝巡幸上都的,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名士硕儒。宗教人士如藏传佛教斋师、玄教大宗师等,每年随皇帝到上都后都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忽必烈在中统四年(1263年)首次巡幸上都,即召窦默和许衡“乘驿赴开平”[131];次年(1264年),又召王鹗、姚枢赴上都。这四个人都是在北方很有名气的汉族儒生,虽然所尊儒学派别不同(窦、许、姚三人崇尚程朱理学,王则修习苏洵、苏轼之学),但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将他们召到上都,为的是“备顾问”,参议朝政,表示皇帝对儒学的尊崇。自忽必烈开此风气之后,累朝皇帝纷纷效仿,李谦、阎复、马祖常、黄溍等人,均享受过这种优礼。至于已在翰林国史院中供职的“儒林大老与一时名人魁士”,因为“天子出御经筵则劝讲进读,启沃圣心;退则绎前闻,以待访问”[132],当然在随行之列,每年都要扈从前往上都。
在京师国子监就学的生员,有一部分人是怯薛(皇帝宿卫,详见下述),每年都要“以幸上都”。大德八年(1304年)四月,元成宗接受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意见,“分教国子生于上都”,命国子助教尚野主持,“仍铸印给之”[133]。上都分教国学学生,以后也成了一种制度。
(4)扈卫组织。大蒙古国时期为了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大斡耳朵的安全,特别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扈卫军,蒙古语称作“怯薛”,其成员是从蒙古各千户中征召来的精锐之士,贵族子弟居多。扈卫军分为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为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总称之为“四怯薛”。四怯薛长官由成吉思汗时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
、木华黎、赤老温家族中择人充任,称之为“怯薛太官”。忽必烈即位后,保留了这种宿卫组织,将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扈卫,在大都时,以它保卫宫城;出行上都时,则充任大帐的扈卫。四怯薛轮流值勤,在大都和上都都不间断。一万人的怯薛,并不每年都跟随皇帝前往上都,有一部分人留在大都,掌管宫廷的日常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上都“驻冬”,等待下一年春季皇帝的到来。驻冬的宿卫士由朝廷发放冬衣和粮草,贫困的可以得到赈济。延祐七年(1320年)五月,就曾赈济上都城门及驻冬卫士,八月,赐给上都驻冬卫土钞四百万贯。[134]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又作了规定,卫士在上都驻冬者所给粮,三分之二给钞,三分之一给粮。[135]元朝统治者将属下臣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钦察、康里、阿速、畏吾儿、回回、唐兀等西域各族人统称为色目人,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统称为汉人;原来在南宋统治下的各族,统称为南人。规定四等人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加入怯薛组织,是当时步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怯薛组织中,不但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不少的汉人和南人。统治者为了保护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特殊地位,曾多次企图沙汰怯薛中的汉人和南人,但都未能如愿,只能作一些限制。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136],就是一种限制措施。
除怯薛外,忽必烈还在京城设置了侍卫亲军,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编组武卫军,由中原汉军中抽取了精锐之士三万人。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增加兵员万余人。几年后,又扩编成左、右、中三卫。全国统一后,在侍卫亲军组织内按照不同的民族成分分别编制卫军机构,除前述色目卫军外,原来的三卫军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和以后陆续增设的武卫、忠翊卫、镇守海口卫等,以汉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元的军队)为主体,称为汉人卫军。参加征南宋战争的部分蒙古军,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被编成蒙古侍卫,大德七年(1303年)分为左、右两翊。元英宗时,又将收容到的草原蒙古流民子女编为宗仁卫。在东宫和后宫下,还设有左、右都威卫和左、右卫率府等机构。各卫都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有的卫还设有达鲁花赤。卫军和怯薛都是中央宿卫组织,在职能上则稍有不同。怯薛只负责皇帝的安全,处理宫廷事务和参决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战;卫军则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全和“腹里”的镇戍,又作为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镇压地方的起义和抵御外来的侵扰。在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时,有一部分侍卫亲军充当扈卫军队。
从忽必烈时起,对扈从纳钵的卫军作了一系列组织和安排,在三卫军时,曾命右卫都指挥使博罗欢(蒙古忙兀部人)“大都则专右卫,上都则三卫兼总”[137]。全国统一之后,扈从皇帝北巡的主要是汉人卫军。五卫中的中卫,“混一以来,兵革偃息,每岁銮舆行幸上京,则分其大半,以备扈从”[138];后卫“统选兵万人,车驾所至常从”[139]。为保证五卫军胜任扈从任务,特别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议选侍卫军万人练习,以备扈从”[140]。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此形成了惯例,以十人为一组,分作七人和三人两班,十月份将七人班放还家中休息,来年正月返回军中服役;将三人班遣回家中休息,到四月份三人班返回军中服役。前往上都的各卫军指定专人负责,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时,就是由中书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141]卫军士兵扈从上都时资装用具都要预先准备。“各卫年例,上都等处驻夏军人,除各该鞍马上、中户另行置买外,下户相合置备车牛”。上、中户财力较充裕,车马均自行筹措。下户资产较少,只需准备“应搬本奕衣甲、胖袄、枪刀、弓箭、军需等物”[142]的车辆。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为例,将汉人卫军中的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143]。
除汉人卫军固定扈从外,蒙古卫军、色目卫军有时也选择一部分随行扈卫。侍卫亲军之外的地方军队,有时也调到上都附近驻夏或扈卫皇帝巡幸。如由钦察人伯帖木儿掌管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在元成宗时“车驾幸上京,征其兵千人从,岁以为常”[144]。元文宗时卫军不足,便从河南、山东两蒙古军都万户府征军千人以备扈从。
随从皇帝北上的军队,除一部分始终不离左右担任警卫外,更多的人则充当驻防军和围宿军。在皇帝经行的道路上预先都要布置军队守卫,以防不测,“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145]。官山是蒙古卫军的驻夏地,有时驻军可达万人。在上都大朝会时,原来“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146],用军往往在万人以上。即使是建好城墙后,围宿军有时也要用到万人。卫军不足,则从地方军队征调。按照当时的制度,汉人官员不准计点围宿军士的数目,掌管围宿军的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5)皇帝仪仗与供应。皇帝巡幸上都,由扈从军队、随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供纳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在大队出发以前就已派出。“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岩周宿卫,万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147],是当时人笔下皇帝仪仗和供应的真实写照。
在巡幸队伍最前面的是皂纛、驼鼓和马鼓。皂纛即黑旗,蒙古语称为“如秃”,“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驼鼓用双峰骆驼,前峰绑树皂纛,后峰树小旗,“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由一人乘驭。“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马鼓则是在马背绑缚四足小架,上置皮鼓一面,马首、后勒和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由一人徒步牵引而行,“凡行幸,负鼓于马以先驰,与纛并行”[148]。
皇帝巡幸时乘“象辇”。驾辇的象最先来自云南,“皇帝马箠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149]。以后缅、占城、交趾、真腊及金齿、大小车里等处不断进贡驯象。[150]在京城的驯象都养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当时的海子,在大都皇城北面,稍大于今天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的范围。“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151]所谓“象辇”,实际上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上插有旌旗,里面衬着金丝作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则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条象背搭成的象辂里。[152]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153]。“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154],“鸳鸯陂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155],象辇这种御用交通工具,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辇虽然舒适,但安全性较差。至元十九年(1282年),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进言说:“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156]不久就发生了象惊几乎踩伤从者的事件。无独有偶,数年之后,在忽必烈围猎归途上,有“伶人”表演狮子舞迎驾,惊了舆象,“奔逸不可制”[157],幸得参乘的贺胜及时投身向前挡住象的去路,后至者断靷纵象,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虽然如此,元代皇帝始终未放弃这种工具。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仍在“造象辇”[158],就是明证。
皇后、太子、诸王和随行大臣,大多乘马车和牛车,有时骑马。驾车马的需求量很大,到元英宗时,甚至要买马六百五十匹供行宫驾车。[159]各纳钵也备有相应的马、牛等,以备巡幸使用。
皇帝出巡时的仪仗队称为“外仗”,包括金鼓队、清游队、佽飞队、殳仗前队、诸卫马前队、二十八宿前队、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殳仗后队、左右牙门旗队、左右青龙白虎队、二十八宿后队、诸卫马后队、左右领军黄麾后队、左右卫仪刀班剑队、供奉宿卫步士队、亲卫步甲队、翊卫护尉队、左右卫甲骑队、左卫青甲队、前卫赤甲队、中卫黄甲队、右卫白甲队等二十二个步、骑队伍,分执旗、鼓、弩、弓、刀、叉等仪仗。左、前、中、右四卫甲队都由骑士组成,由各卫都指挥使亲自率领。元文宗时定制外仗用两千余人,骑士约占三分之一。[160]
(6)送迎仪式。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往来都有比较固定的送迎仪式,大致情况如下:
吉日起驾。每年皇帝北巡前,都要预先择定吉日为起驾时间。至元代末年,大多在四月中旬由“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161]。
大口导送。皇帝出行第一纳钵为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162]。
龙虎台奏行程记。龙虎台为出京第三纳钵,由此前行进入山路。“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163]“纳宝”就是纳钵的异译,行程记就是巡幸的日程。
夜过居庸关。居庸关山道三十里,“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164]。亲眼目睹了夜过居庸关场面的杨允孚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165]
沙岭迎驾。皇帝由东道行三百余里山路至沙岭进入草原,“上都守土官远迎至此”,在纳钵处“内廷小宴”[166]。
抵上都。巡幸队伍开抵上都后,“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随即皇帝受百官诸王朝贺,举行酒宴。“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
上都南返。从上都返回大都,亦先择吉日。至时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土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
南坡导送。从上都出行第一纳钵为南坡,上都留守官导送至此,随行大臣奏行程记也在此处。“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
怀来远迎。皇帝返至怀来纳钵时,大都留守部分官员至此地备果酒远迎,开宴庆贺。
大口迎驾。巡幸队伍南还,仍然是夜过居庸关,至龙虎台纳钵,“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部分官员至此迎接皇帝、三宫和太子。再行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入城。皇帝在大口纳钵过夜,第二天清早与太子和正后由厚载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入宫城。其他皇后嫔妃等宫车次第入城,于凤池坊南从西面入西宫。因为车驾过多,后行者至晚方能还宫,“籞人俱以金龙红纱长柄朱漆龙杖,挑担大红灯笼罩烛而迎入矣”。皇帝入城这一天,“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167]。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但从中可见随行巡幸人员之众多。皇帝还宫后数日,宰相方才择吉日请视朝政。
【注释】
[1]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扈从集·纪行诗》。
[2]参见《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
[3]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296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4]《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
[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7]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8]《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9]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0]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221页。
[11]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5页。
[1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13]《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14]《国朝文类》卷六五,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15]《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6]《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7]关于元中都的情况,见本书下篇附录三。
[18]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325页。
[1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20]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四月十五日”条。
[21]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2]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23]参见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昌平》。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4]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25]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26]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载《文物》,1964(4)。
[27]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29]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枪杆岭》。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枪杆岭二首》。
[30]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1]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33]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元一统志》卷一。
[34]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龙门·合门岭》。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乘海青车过赤城雕窝》。
[3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赤城》。
[36]参见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晓发龙门次独石赋呈杨廷镇修撰》。
[37]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檐子洼》。
[38]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3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0]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1]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2]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李陵台》。
[43]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题望都铺》。
[44]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上京纪行诗·滦河曲》。
[46]参见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滦河》。
[47]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48]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
[49]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50]《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六月”条。
[51]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十月十九日”、“至治元年六月十日”、“天历元年十一月十日”诸条。
[5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析津志辑佚》,124页。
[53]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7(1)。
[54]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55]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大口》。熊梦祥记大口在京城西北四十里,详见《析津志辑佚》,246页。
[56]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57]参见《析津志辑佚》,246页。
[58]《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5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析津志辑佚》,261页。
[60]《析津志辑佚》,252页。
[61]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62]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63]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64]《元一统志》卷一。
[6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
[6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67]参见《析津志辑佚》,122～124页。《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七年二月”条。
[68]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69]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凡本节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www.xing528.com)
[70]《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71]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6页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72]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73]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五八,《地理志一》。
[74]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7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3页。
[76]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页。
[77]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1～185页,摩勒(A.C.Moule)、伯希和(P.Pelliot)译本。
[78]参见《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八,《成宗纪一》;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79]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
[80]参见《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五八,《地理志一》。
[81]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
[82]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
[8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
[8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85]参见《元一统志》,124页。
[86]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见《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87]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
[88]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六年九月”条。
[89]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四月”条。
[90]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五月”条。
[9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正月”条。
[9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六四年五月”条。
[93]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六条政类》“安置龙门站”条。
[9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年七月”、“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大德五年十二月”条。和雇和买,是国家以合理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
[95]《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五月”,“至大三年八月”条。
[96]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97]《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职制下》。
[98]《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
[9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
[100]《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七月”条。
[10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九月、十一月”条。
[102]参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三,《柏铁木儿家传》。
[103]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一《世祖纪八》。
[104]《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05]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06]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元一统志》卷一。
[107]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08]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109]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10]参见《元史》卷三四、三五,《文宗纪三、四》。
[111]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12]参见《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113]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114]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15]《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116]《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行幸》。
[117]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118]孔齐:《静斋至正直纪》卷一,《上都避暑》。
[119]《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20]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秋夜长》。
[121]《析津志辑佚》,204、221页。
[122]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123]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24]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纳钵,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125]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126]《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127]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卷三二,《文宗纪一》。
[128]《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
[129]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130]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元史》卷一六九,《高觿传》。
[131]《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32]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133]《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一六四,《尚野传》。
[134]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35]参见《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136]《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37]《国朝文类》卷五九,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138]《析津志辑佚》,35页。
[139]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七,《明肃楼记》。
[140]《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141]参见《元史》卷一二、一三、一七,《世祖纪九、一〇、一四》。
[142]《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条。
[143]《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144]《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
[145]《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146]《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47]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148]《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149]魏初:《青崖集》卷一,《观象诗》。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哀老殷辞》。
[150]参见《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151]《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152]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92～193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52页。
[153]《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舆辂》;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154]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155]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56]《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157]《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
[158]《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59]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160]参见《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外仗》。
[161]《析津志辑佚·岁纪》,217页。
[162]《析津志辑佚·属县》,250页。
[163]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64]《析津志辑佚·属县》,251页。
[165]杨允孚:《滦京杂咏》。本节下引诸诗同出此书。
[166]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167]《析津志辑佚·岁纪》,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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